背景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英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禁例，并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直接开启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使宁波有成为另一个澳门的可能。这种情势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认为江浙是华夏文物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让外国势力打进去，会对其统治不利。加之粤海关海防也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範外商和保证税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製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但虽然增税，仍然没有效果。于是，清政府宣布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从始偌大的清帝国只剩下广州一处口岸延续对外贸易来往。
为更清晰了解原意引乾隆原旨: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谕军机大臣等:杨应琚所奏勘定浙海关征收洋船货物酌补赣船关税及梁头等款，并请用内府司员督理关税一折，已批该部议奏。及观另折所奏，所见甚是，前折竟不必交议。从前令浙省加定税则，原非为增添税额起见，不过以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收泊，乃不禁之禁耳。今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补征关税、梁头，而官办只能得其大概，商人计析分毫，但予以可乘，终不能强其舍浙而就广也。粤省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半借洋船谋生，不独洋行之二十六家而已。且虎门、黄埔在设有官兵，较之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情势亦异，自以仍令赴粤贸易为正。本年来船虽已照上年则例办理，而明岁赴浙之船，必当严行禁绝。但此等贸易细故，无烦重以纶音。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準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若可如此办理，该督即以此意为咨文，并将此旨加封寄示李侍尧。令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看来番船连年至浙，不但番商洪任等利于避重就轻，而宁波地方必有奸牙串诱，并当留心查察。如市儈设有洋行，及图谋设立天主堂等，皆当严行禁逐，则番商无所依托，为可断其来路耳。如或有难行之处，该督亦即据实具奏。再将前折随奏交部议覆，可一并传谕知之。寻，覆奏:臣已遵旨晓谕番商洪任等回帆。并咨移李侍尧及札行宁波定海各官一体遵照。现在尚无设立洋行及天主堂等情弊。
由于广州成了中国唯一开放的对外贸易口岸，全国进出口货物一下子汇集到广州，在广州旧城西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建起了一幢幢给外国商人存货和居住的夷馆，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的国旗，货船到港的时候，这一带外国人熙熙攘攘，各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语言，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
历史意义
实际上从明嘉靖二年(1523)开始，因"争贡之役"，严申海禁，废罢泉州、宁波二市舶司，止存广东司，广州便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惟一口岸。至1566年共43年。清初为防範台湾省郑氏反清势力，在东南沿海"围海迁界"，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惟一的外贸口岸，时断时续直至1842年。"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促进了广州的繁荣。
广州港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直到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为止的320年间，除个别地区和特殊情况外，基本上是广州"一口通商"，垄断了全国的对外贸易。
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后，最初18年，到广州贸易的欧洲各国商船平均每年21.6艘;1785年至1795年，平均每年达到57.5艘。1796年至1820年，来粤欧美商船平均每年76.2艘;1821年至1838年，平均每年增至110艘。因为实行一口对外通商，全国各地都把货物运到广州，品种多达80余种。其中茶、丝、瓷器、棉布、葯材等为主要出口货物。
清代出口商品的一个显着变化，就是丝绸的首席地位被茶叶所取代。中国茶叶早在元明时期，便从广州出口贩运到欧洲国家。17世纪初，饮茶风气首先在荷兰兴起;到明崇祯年间，传到法国巴黎;17世纪中叶，饮茶在保守的英国伦敦成为社会风尚;又向东传至莫斯科，征服了整个欧洲，是人们不可缺少的日常饮料。17世纪至18世纪，仅从广州运至英国的茶叶每年就达两万磅，茶叶成了鸦片战争前广东出口量佔第一位的商品。清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记载:"道光十七年，广东出口(英国)茶叶三十余万石，共值银千有四百余万元……弥利坚国(美国)购茶价值三百六十九万(银)，共茶十二万余石;荷兰岁需茶三百八十万斤不等;佛兰西(法国)二十万斤不等……此外西洋各国大约二百万斤。"可见茶叶此时不但畅销欧洲还远销美洲。从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三年，广州茶叶平均年出口值达1207万银元，约佔当时出口总值的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