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绍
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宋孝武帝对元嘉时期製度多所改革.官製方面,他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设立御史中丞专道製度,取消郡县官入仕年限、缩短其任期,将服亲相临製度扩大化、製度化.政区方面,他分割荆、扬,复立南兖、兖和南豫三州.统治政策方面,他抑製宗室、重用近臣.经济方面,他推行土断,奖励养马,限製封山佔水,改铸钱币,设立台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奢侈无度.他的改製,除部分具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很注意集权于中央。他重用寒门，压抑豪门士族，限製士族地主兼并土地。主持“立断”，并省许多侨州郡县，扩大了政府的赋役对象。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被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因嬉戏失德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宜都王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书·良吏传序》)宋文，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导致“元嘉之治”衰败。其实，作为一种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败于宋孝武帝时期。孝武帝对元嘉时期製度多所改革。他的改製除少数有积极作用外，大多祸国殃民，从而导致“元嘉之治”局面的衰败，加速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建立过程
刘裕改革
宋武帝刘裕吸取东晋灭亡的教训，很注意集权于中央。他重用寒门，压抑豪门士族，限製土族地主兼并土地。主持“立断”，并省许多侨州郡县，扩大了政府的赋役对象。宋武帝刘裕从他掌权时起，到他代晋做了皇帝，曾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状况有所整饬。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整饬吏治枣他当时罢掉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亲信、功臣中有“骄纵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严厉惩罚，甚之处死。 二、重用寒人枣东晋时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依据门第，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的官吏多是无才无识之辈。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製初置时的精神选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刘穆之、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 三、继续实行“土断”，抑製兼并枣刘裕于义熙九年（413年）再次实行“土断”政策。除南徐、南兖、南青三州都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界内，不在土断之列外，其余都依界土断。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着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採捕捞。 四、整饬赋役製度枣刘裕下令严禁地方官吏滥征租税、徭役，规定租税、徭役，都以现存户口为準。凡是州、郡、县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佔据屯田、园地的，一律废除。凡宫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还减轻杂税、徭役等。 刘裕对政治、经济的整饬，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为元嘉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雏形。
刘义隆再续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宋文帝刘义隆多次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垦荒，採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发展生产。刘宋前期20多年间，战争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出现了“元嘉之治”的繁荣景象。
评析
元嘉之治，是南朝刘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两代君主的励精图治之下，所创造的 进一步打击了腐朽、黑暗的贵族、士族势力，改善了政治和社会状况，对劳动人民的痛苦亦有所减轻，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历史演变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追击溃败的刘宋北伐军到达瓜步（今江苏六合），扬言进攻宋都建康，后虽退兵北还，但刘宋也耗竭了国力民力，结果导致邑裏萧条，版籍大坏，国势衰落，"元嘉之治"从此结束。2年后也即公元453年2月，刘义隆被儿子刘劭杀死，成为刘姓历史上第一个被儿子杀死的皇帝。刘宋政权从此走向衰落。
刘宋统一中国南方的时侯，鲜卑族建立的北魏也在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中国历史正式进入南北朝时代。宋武帝刘裕死后，刘宋与北魏之间又发生了多次战争。然而，宋文帝一生数次北伐，皆筹划未足，草草败绩。
公元422年，宋武帝刘裕去世。北魏乘机大举攻宋，攻克虎牢，洛阳等重镇，佔领刘宋帝国黄河南岸的大片领土。在宋朝，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于公元430年3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命右将军到彦之为总司令，他兄弟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为总政委，出师北伐。宋文帝事先派人出使北魏，告知拓跋焘，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拓跋焘考虑到在河南诸镇兵少，难以抵御宋军，遂命主动撤离，北渡黄河，以诱敌深入．宋军未经交战，即佔领滑台，虎牢，洛阳，金墉等城。到彦之各留兵镇守，并将诸军推至黄河南岸，西至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兵力分散。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欲收复统万城，遂乘刘宋伐魏之机，与刘宋对北魏南北夹击，宋文帝凭空得了支盟军。
刘义隆看到自己在第一阶段用诏书来遥控指挥大获成功，又兴高採烈地派名将檀道济领兵北上增援．谁也没有想到，北魏採取南守北攻，各个击破的战略，迅速灭亡夏国，于当年10月在南线展开全线反攻，抓住宋军兵力分散的漏洞，连克滑台，虎牢，洛阳等重镇，宋军总司令到彦之这个饭桶吓得焚舟弃甲南奔，前线宋军在皇帝的遥控指挥下无法有效组织起来抗敌，于是，全军覆没，国土得而复失。
名将檀道济也只赶得上收拾破烂摊子。第一次北伐惨败！此战，宋文帝不顾及朝内人事未洽，水浅舟行不便，贸然伐魏，导致失败。而所命之统帅缺勇少谋，作战指导失策，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元嘉北伐
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征集六十万大军南下，并亲率十万大军进攻宋悬瓠城（河南汝南），不克而退．宋文帝觉得胡儿军力不过如此，上回失败是由于手下那帮丘八没有正确领会领导意图．此番得悉北魏内部政争，诛杀名臣崔浩，又见河道通畅，柔然遣使远来，誓为犄角，遂不顾多数大臣反对，于元嘉二十七年七月派遣大军讨伐北魏．发兵北伐的另一个原因是宋文帝在文治方面有了元嘉之治"，再“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便想向秦皇汉武看齐了。于是，委任他的亲兄弟江夏王刘义恭为总司令，出驻彭城(今江苏徐州)，节度诸军．以青、冀二州刺史萧斌督宁朔将军王玄谟、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胳议参军申坦等水军入黄河西进。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直捣许昌、洛阳。
“十月，魏太武帝率大军渡黄河，号称百万。王玄谟恐惧，撤滑台之围逃走，遭魏军追击，死万余人，部众溃散几尽，丢弃军资器械无数。王玄谟差点丢了性命，幸好半路遇上前来接应的名将沈庆之，才保住一条小命．本次北伐，宋文帝继续遥控指挥，将领们出发前，宋文帝不但对行军食宿有严格要求，就连交战日期和时刻，也得等他从皇宫裏发诏书来指导工作．前锋王玄谟兵败后，宋文帝下令前敌总指挥萧斌死守碻磝．幸好这次萧斌在名将沈庆之的建议下，没听皇帝的。
否则日后北魏太武帝也不会因害怕萧斌抄他后路而退兵了。魏军乘胜前进，大举南下，拓跋焘攻下悬瓠、项城，越过彭城，渡淮直趋瓜步（江苏六合），扬言要渡江夺取建康。在这种危急局面下，建康城内外戒严。凡户见丁，悉征入伍，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刘宋政府动员了建康附近各州郡的全部丁壮，缘江设防。魏军见宋朝江防巩固，加上粮运不继，且担忧萧斌抄他后路，被迫退军。魏军撤退时，烧杀虏掠，“所过郡县，赤地无余”。魏军经过彭城后，闻有追兵，于是尽杀所俘士民而去。驻于彭城的宋太尉刘义恭因畏惧魏军，不敢追击。元嘉之治"就此结束。此战，宋文帝在连年征战，国力渐衰，兵力不足，缺乏善于统军御将的帅才的情况下，又贸然北伐。而每逢将领出师前，宋文帝又常授以成律，交战中遇到情况变化，也需待朝廷诏令决定，因而宋军被动退缩，常常贻误战机，导致北伐失败。这次进攻，使宋国受到严重损失，国力大削，元嘉之治，自此而衰矣。
历史结局
公元452年11日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谋害于宫中，12岁孙子拓跋睿即位，是为文成帝。此时，宋文帝又想起了"成大事者，不谋于众那句格言，见有机可乘，欲再次伐魏，却不顾国家残破的惨不忍睹和大多数大臣的反对．下令兵分三路进行第三次北伐。东路攻碻磝，中路攻洛阳，西路攻潼关。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若干年之后，中华大地上又出现了一个以“宋”为国号的政权赵宋。赵宋的皇帝们跟刘宋的皇帝有着共同的特长和爱好：都擅长于发展经济，都喜欢北伐，都喜欢遥控指挥，都喜欢草率行事。而赵宋的皇帝们在遥控指挥上又有新的发展，以至于中国战争史上出现了“平戎万全图”这麽个名词。赵宋的太宗北伐，曹彬北伐，张浚北伐，韩侂胄北伐也都和“元嘉草草，封狼居胥”一样，成了笑料，令辛稼轩扼腕长叹，壮心难酬．
宋武帝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两年后，大臣徐羡之等杀刘义符，立刘裕三子刘义隆，史称宋文帝。宋文帝继续实行刘裕的治国方略，在东晋义熙土断的基础上清理户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元嘉之世，是东晋南北朝国力最为强盛的历史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官製变革
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禁卫。元嘉三十年(453)正月，太子刘劭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其父皇文帝刘义隆。文帝第三子、江州刺史、武陵王刘骏首举义旗讨伐刘劭。四月，他在新亭称帝，是为孝武帝。五月，他克定京城建康。六月，“初置殿门及上阁屯兵”。闰六月“置卫尉官”，十二月“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僕射、左右积弩将军官。
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孝武帝重设卫尉时，将原来的一丞增加为二丞。《宋书》卷39《百官志上》载：“卫尉，掌宫门屯兵，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复置。旧一丞，世祖增置一丞。”卫尉设定时间《志》与《纪》不同，《志》误。“(刘)义宣并领湘州，转(刘)恢侍中，领卫尉，卫尉之置，自(刘)恢始也”。
义宣任荆、湘二州刺史在元嘉三十年闰六月，刘恢领卫尉亦应在此时。其实卫尉宋武帝刘裕时就有，可能后来废罢。“高祖践阼，(王)镇之以脚患自陈，出为辅国将军、琅邪太守，迁宣训卫尉，领本州大中正”，是其明证。孝武帝登基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削弱东宫官属、加强皇宫警卫，事出有因。
由于对外姓文武大臣的极端猜忌，宋武帝一再加强东宫力量。永初元年(420)九月，设定东宫殿中将军十人，员外将军二十人。二年五月，设定东宫屯骑、步兵、翊军三校尉官各七人。他还设定了“太子冗从僕射，七人”和“太子旅贲中郎将，十人(按，《通典》卷30《职官十二》《文献通考》卷60《职官十四》和《通志》卷55《职官五》皆误载：刘宋‘旅贲中郎将，一人’)”。文帝进一步增强东宫力量，把本来“为台职”的左右积弩将军改属东宫，其中“太子左积弩将军，十人。太子右积弩将军，二人”。
宗室政变
特别是他“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官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文帝不仅防範异姓文武大臣，而且还猜忌宗室子弟，所以错误地让东宫拥有如此庞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刘劭正是依靠逮支强大的东宫武装，一举发动宫廷政变，杀死文帝。文帝加强东宫武装力量，本想为了自卫，结果事与愿违，养虎遗患，自己成了这支武装的牺牲品。因此，孝武帝接受这一惨痛教训，即位伊始就迫不及待地削弱东宫力量，同时加强皇宫禁卫，以避免文帝悲剧的再次重演。
大明元年(457)三月，“製大臣加班剑者，不得人宫城门”。二年九月，“置武卫将军、武骑常侍官”。六年(462)正月，“置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官”。这是孝武帝为防範大臣宗室和进一步加强皇宫禁卫而採取的措施。因为武威将军复置时“代殿中将军之任”，而后者“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武骑常侍“车驾游猎，常从射猛兽”；中郎将“分掌的三署郎”，“皆掌门户，出充车骑”。他去世后，这些举措都被沿用了下去。后废帝泰豫元年(472)五月，始下令“班剑依旧人殿”。
废除录尚书事孝武帝即位之初，为笼络宗室，以江夏王刘义恭和南谯王刘义宣为录尚书六条事。孝建元年(454)二月，刘义宣与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发动大规模叛乱。“世祖以义宣乱逆，由于强盛，至是欲削弱王侯”。于是同年六月，“省录尚书事”。孝武帝废除录尚书事，除了主观上他对宗室的猜忌，还因为客观上录尚书事的确权力太重。“录尚书职无不，凡重号将军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节。王鸣盛也说：“录尚书事者，宰相之职任，六朝人以此为权要之极品，犹唐之尚书令，故每称录公也”。孝武帝去世后，录尚书事立即被恢复，大明八年五月，“置录尚书事，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
专道製度
设立御史中丞专道製度“宋孝建二年製，(御史)中丞与尚书令分道，虽丞郎下朝相值，亦得断之，余内外众官，皆受停驻”。如周一良先生所说：“自宋至梁。御史中丞之职迄不受重视”，而御史中丞“掌督司百僚”，因此，孝武帝此举有利于提高御史中丞的地位，从而有利于吏治的整饬和加强。突出例证是齐御史中丞江淹，“弹中书令谢朏、司徒左长史王缋、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久疾不预山陵公事。
又奏前益州刺史刘悛、梁州刺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治罪。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县隆，及诸郡=千担并大县官长多被劾治，内外肃然。此製被齐梁陈所继承，而且御史中丞的地位和职权不断提高。萧齐时，“中丞则职无不察，专道而行，驺辐禁呵，加以声色，武将相逢，辄致侵犯，若有卤簿，至相殴击”。萧梁时，“皇太子已下，其在宫门行马内违法者，皆纠弹之。虽在行马外，而监司不纠，亦得奏之。专道而行，逢尚书丞郎，亦得停驻。其尚书令、僕、御史中丞，各给威仪十人”。因为御史中丞威权的崇高，“自齐梁皆谓中丞为南司”。北朝亦有此製，“魏氏旧製，(御史)中丞出，清道，与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住车，去牛，顿轭于地，以待中丞过，其或迟违，则赤棒棒之”。这一製度北朝明显比南朝严厉，说明北朝御史中丞的地位比南朝为高，该製度可能起源于北朝。御史中丞专道製度北周被废除，“自周隋以来无仪卫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骑匹马从之而已”。
二吏部尚书的设定与五兵尚书的废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按，《通典》卷22《职官四》、《文献通考》卷52《职官六》和《通志》卷53《职官三》俱误载：“又置五兵二尚书”)。孝武帝此举的主观原因是他对大臣的猜忌。他“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客观原因是吏部尚书的关键作用和极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说：“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为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二吏部尚书孝武帝在世时改回原来的一吏部尚书，而五兵尚书的恢复则在顺帝舁明元年(477)。
二吏部尚书的设定与五兵尚书的废除 “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书，而省五兵尚书，后还置一吏部尚书。顺帝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书(按，《通典》卷22《职官四》、《文献通考》卷52《职官六》和《通志》卷53《职官三》俱误载：“又置五兵二尚书”)”(《百官志上》)。孝武帝此举的主观原因是他对大臣的猜忌。他“常虑权移臣下，以吏部尚书选举所由，欲轻其势力”。客观原因是吏部尚书的关键作用和极端重要性。正如胡三省所说：“吏部尚书掌铨选，以其权重，江左谓之为大尚书，言其位任与诸曹殊绝也”。二吏部尚书孝武帝在世时改回原来的一吏部尚书，而五兵尚书的恢复则在顺帝舁明元年(477)。
郡县製度
郡县官入仕年限的取消和任期的缩短“初，文帝世，限年三十而仕郡县，六周乃选代，刺史或十年余。至是(孝建元年，笔者按)皆易之，仕者不拘长少，莅人以三周为满，宋之善政于是乎衰”。“宋之善政”的衰败是孝武帝多种政策措施导致的，不仅仅是这一改製的影响。但官员任期的缩短的确带来巨大消极影响。首先，官员任期短必然产生临时主义思想，不尽心竭力于政务，客观上官员们也不可能大展手脚地干出一番事业。故史家对此评论说：“莅民之官，迁变岁属，灶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阶。岂徒吏不及古，民伪于昔，盖由为上所扰，致治莫从”。其次，官员“迁谢遄速，公私凋弊”。因为魏晋南朝时期，“郡县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饷馈皆百姓出”。
送故迎新是官员合法的发财致富手段，他们可以借此大肆贪污受贿、搜刮民财。任期的缩短意味着他们搜刮聚敛财富的机会增加一倍。特别是官员“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製。送故迎新，吏人疲于道路。四方守宰饷遗，一年鹹数百万”。三年任期製度，不仅为齐、梁、陈所沿用，而且官员实际任期又进一步缩短，以致永明元年三月，齐武帝萧赜下诏重申，“莅民之职，一以小满为限”。小满指三周即三年。但此诏书仍然是具文，此后任命的刺史很多任期不满一年，从六年十月至七年三月不到半年时间，江州就三易刺史。
服亲相临製度的扩大化与製度化 刘祗“大明中为中书郎。太宰江夏王(刘)义恭领中书监，服亲不得相临，表求解职。世祖诏日：‘昔二王两谢，俱至崇礼，自今三台五省，悉同此例’”。“二王两谢，俱至崇礼”指王彪之为尚书僕射、王劭为吏部尚书，谢景仁为吏部尚书、谢混为尚书左僕射，“俱官于尚书省而不回避也”，“御史、谒者、都水日三台，尚书、中书、门下、秘书、集书日五省”。二王两谢服亲相临，是皇帝法外开恩的特例，且只限于尚书省範围内。孝武帝则将其製度化和扩大化，即由尚书省—个部门扩大到八个部门。亲属任官回避製度是防止官员徇私舞弊的重要措施，孝武帝对它的破坏，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
政区变更
文帝时大量合并裁撤州郡县，其中撤消的州级行政单位有兖州、南豫州、湘州和南兖州四个。孝武帝即位后，不仅先后重设以上四州，而且新设立了郢州和东扬州。元嘉三十年六月，“还分南徐立南兖州”，“复立”。京口、广陵为两大军事重镇，且密迩京都建康。因此，南兖州的重设，首先是因为孝武帝对两镇强大军事力量和重要地理位置的防範，其次是他对当时兼任南徐州刺史的太尉、太傅、领大司马、他的叔父刘义恭的猜忌。当时孝武帝任命领军将军沈庆之为镇军将军、南兖州刺史，正是用来分义恭的势力和牵製义恭的。刘义宣的叛乱，有荆、江、豫、兖四州参加。荆、江、豫三州特别是实力强大的荆扬二州，成为孝武帝削弱的重点对象。
于是孝建元年四月，孝武帝正式分荆州之长沙、衡阳、湘东、邵陵、零陵、营阳，江州之桂阳立湘州。同时把广州的广兴、临庆和始安三郡划归湘州(按，《宋书》卷37《湘州志》载，这三郡“(元嘉)三十年，复度湘州”。“三十年”应为“孝建元年”，因为元嘉三十年湘州尚在刘义宣的管辖之内，孝武帝断不会把这三个郡割属湘州)，以加强其实力，来防範屡起兵端的荆州。同年六月，他“分扬州立东扬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罢南蛮校尉。”。
当时是“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分荆州之江夏、竞陵、随、武陵、天门，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阳，又以南郡之州陵、监利二县度属巴陵，立郢州”。大明三年(459)二月，进而“以扬州所统六郡为王畿以东扬州为扬州(按，旧扬州共有十个郡，东扬州划去了五个郡，新扬州还有五个郡，因此“六郡”应为“五郡”；次年四月“以南琅邪隶王畿”，始足“六郡”)”；七月“分淮南北复置二豫州州”。
孝武帝此举的客观原因是刘义宣等人的叛乱，主观原因是他本人以强藩身份夺取皇位，而对富强的荆扬等州和宗室子弟心怀疑忌。“兵强财富”的荆州，更使他心有余悸，成为他分割削弱的重中之重。而且他一反以前任用宗室子弟为荆州刺史的成规，任命非宗室的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并且裁撤了重要的南蛮校尉。他任命义阳王刘昶为东扬州刺史，来削弱和牵製他极为猜忌的竟陵王刘诞的势力。除重设和新设以上六州外，孝武帝还新设和重设了河间、渤海等十六个郡和新阳、阳平等二十七个县，这都增加了行政开支和官员借“迎新送故”搜刮财富的机会。
以上措施，虽然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製，但带来巨大消极影响。因为“荆、扬二州，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至是并分，欲以削臣下之权，而荆、扬并因此虚耗”。突出例证是“世祖大明中，一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寇，诸郡民户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顺帝世尤甚，虽遣攻伐，终不能禁，剂州为之虚敝”。
史又载：“初元嘉中，巴东、建平二郡，军府富实，与江夏、竟陵、武陵并为名郡。世祖于江夏置郢州，郡罢军府，竟陵、武陵亦并残坏，巴东、建平为峡中蛮所破，至是(后废帝元徽四年即476年)民人流散，存者无几”。州郡的凋敝残破，不仅是因为东扬州、郢州和湘州的设立，行政开支增大，经济实力削弱，更主要的是郡级军府和南蛮校尉的撤消，从而使州郡的武装力量被裁撤或减弱，而失去了控製地方、平定叛乱的能力。
扬州虚耗除了分置东扬州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孝武帝开创了扬州境内食封王国的先河，这也是他改製的一项内容。因为“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末年，分树宠子”。大明四年九月，“改封襄阳王子鸾为新安王”。五年八月，“立第九皇子子仁为永嘉王”。闰九月，“改封历阳王子顼为临海王”。七年八月“立第十六皇子子孟为淮南王”。旧扬州十个郡，孝武帝食封了四个郡的皇子，并且都是土地肥沃之地，扬州的经济实力自然大为削弱。齐明帝建武二年(495)，接受通直常侍庾昙隆的建议，才废除这一製度。但齐末萧衍封梁王、梁末陈霸先封陈国，大都在扬州境内。可见，孝武帝开创的畿内封王之製影响之深远。二，大明五年，把扬州富庶的淮南和宣城两个郡割给了南豫州，直到明帝泰始二年，才“以淮南、宣城还扬州”。
治理措施
宋初沿东晋旧製，民间男子十三岁服半役，十六岁服全役。王弘认为，人的身体，强弱不同，弱的到了这年龄，还不能胜任劳役。而且在家裏劳动，力气不够时便可以歇息，为国家服劳役，不达到规定的标準不行，碰到好官还能够体谅，碰到苛刻的官吏就惨了。他还指出，有些官吏为了增加服役人数，把年龄不到服役岁数的人虚加岁数，使百姓的处境更加艰难，以致造成逃亡、不肯生育等情况。他主张把服半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五岁，服全役的年龄提高到十七岁。这也许是元嘉年间对百姓最有实际好处的措施。
三王都在元嘉初年去世。王华在元嘉四年（427年）王昙首在七年，王弘最迟，也只在九年。王弘死时，政局已有变化，即朝政已经落到了彭城王刘义康的手中。刘义康是刘裕的第四个儿子，比文帝小两岁。他做过荆州刺史，颇能称职。元嘉五年，一个七十多岁阅历极深的老人範泰（东晋着名学者範宁的儿子）劝王弘说：“卿兄弟掌权日久，应当考虑退步。彭城王是天子的兄弟，宜征召入朝，共参朝政。”王弘猛然醒悟，便乘大旱疾疫的时机，引咎辞官，文帝不準。五年正月，再次要求让贤，文帝乃以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与他共同辅政。其时王弘身体不太好，又牢记範泰远离事权的劝告，凡事都请义康作主，从此朝廷大权都在义康的手中了。
刘义康入朝后，文帝以江夏王刘义恭继任荆州刺史。刘义恭是刘裕的第五个儿子，比文帝小六岁，从小最受刘裕宠爱。刘裕很节俭，义恭的几个哥哥小时候都不敢向父亲讨好吃的东西，讨也讨不到，只有义恭讨什麽就给什麽。他任荆州刺史时年才十七岁，文帝对他不太放心，特地写了一封《诫弟书》，提出十一条注意事项，要求他随时注意。这封信首先提出“守成不易”的总纲，然后列举礼贤下士、切勿兴修园池堂观、审慎刑狱、生活节俭、经常引见属员等，有一条具体到一个月自用不可超过三十万钱，少些更好。
这封信，《宋书·武三王传》和《通鑒》都收载了（《通鑒》稍略）。元胡三省注《通鑒》至此写道：“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是评论得很中肯的话。
元嘉中期，朝政其实有很多问题。但可以称道的是建立四学一事。十五年（438征豫章处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鸡笼山开馆，聚徒教授。文帝几次亲到学馆，听次宗讲学。同时，使何尚之立玄学，何承天立史学，谢元立文学，与雷次宗的儒学合称四学。这自然是值得称道的。但是统治者之间矛盾重重，却是与“元嘉之治”的美称很不协调的。
末期发展
元嘉中期，文帝多病，有时甚至有死亡的危险。义康侍候兄长很周到，但是内外大事都独断独行，权势显赫，每天一早，府门口停的车子常有数百辆之多。四方贡献，都把上等货送进王府，把次等货送进皇宫。有一次，文帝吃柑子，嫌形态滋味都差，义康却说：“今年的柑子有很好的”。他派人到自己府裏拿来柑子，比皇宫裏的大得多。他在这种地方自以为兄弟至亲，不避嫌疑，想不到兄长会有看法。
殷景仁与刘湛的关系问题使政局更加复杂起来。殷、刘在元嘉初年本来很友善。刘湛曾任外官，因殷景仁的推荐回朝。他见景仁的地位比自己高，又深受文帝倚重，便生出妒意，想靠义康的力量排挤景仁。义康听刘湛的谗言，在文帝面前攻击景仁。文帝不听，对景仁更加信任。元嘉十二年（435年），景仁称病辞职，文帝不準，让他居家养病。刘湛想派人假扮强盗，杀害景仁。文帝风闻有此阴谋，命把护军府（殷景仁任中书令、中护军）移到宫禁附近，刘湛才不敢动手。景仁从此不再上朝，文帝便使后将军司马座炳之与他联系，传达旨意，密件往来，有时一天多达十余次，像做地下工作一般，竟瞒过了刘湛。
宋文帝杀宿将檀道济，连带杀死他的儿子和时人比为关羽、张飞的部将薛彤、高进之，是犯了个大错误。道济被捕时说的“乃坏汝万裏长城”，千古流传。这件事也和刘湛有关。宋文帝猜疑檀道济是事实，但不见得会起杀机。是刘湛见文帝有病，对刘义康说：“如果宫车一日晏驾（皇帝若死），道济不复可製。”恰巧文帝病危，义康便要求召道济入朝。道济到建康后，文帝病势渐轻，就让道济回江州，船都準备好了，不料病势转剧，义康便假传诏书，说道济谋反，把他杀了。檀道济既死，刘裕时的宿将一个都不剩了。
刘湛见文帝多病，与亲信商量，打算一旦文帝病故，便以“天下艰难，宜立长君”为理由，拥立义康。义康不知道有这回事，文帝倒打探到一点讯息，义康的地位便动摇了。
元嘉十七年440年月初三，文帝依照和殷景仁预订的计画，命义康在中书省住宿。当夜，文帝出华林园延贤堂，召殷景仁进宫。这天白天，久不出门的殷景仁忽然使左右拂拭衣冠，从人都不懂他的用意。接到命令后，他立即进宫，发布命令，逮捕刘湛，下诏宣布他的罪恶，立即处死，同时杀死他的儿子和党羽。
刘义康再也不能执政了。他被任为江州刺史，在中书省住了十多天才获準动身。辞别文帝时，文帝只对他怮哭，什麽话都不说。他在江州，政事都由咨议参军萧斌处理，实际上等于软禁。二十二年（445年）範晔等谋划拥立义康，事露被杀，义康亦被废为庶人。二十八年，魏兵南侵，文帝恐有人拥义康起事，竟把他杀掉。
元嘉十五年以后便没有什麽可以值得称道的事情了。至于元嘉末期，非但没有较好的治绩，而且局势搞得很糟。二十七年文帝想经略中原，大举攻魏。由于兵力不足，规定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从符（命令）到之日起，限十天之内準备完毕，不得逾期。又因军费不足，令扬、南徐、南充、江四州富民家资满五十万钱、僧尼满二十万钱者，“借”四分之一。民间负担已极沉重。而北伐失败，魏军进抵长江北岸，长江以北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军民死伤惨重，旧史说“自是邑裏萧条，元嘉之政衰矣”。司马光把称赞元嘉之治的一段话，放在元嘉十五年，想必也是由于元嘉下半期无可称道的缘故。然而其中所说“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户口蕃息”，仍然是溢美之词。最低限度，太平岁月是不满三十年的，“四境之内，晏然无事”，更不见得。事实是：自从刘裕死后，魏军逐步南侵，宋朝版图日益缩减。它的颓势，绝非起自北伐失利。 增加了元嘉之治基本介绍，历史背景，历史演变，官製变革，政区变更，专道製度，统治政策，经济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