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图书名称：《先秦诗》真与奇的耦合（1版1印）
文学：《先秦诗》真与奇的耦合（1版1印）
书籍作者：徐志啸
图书出版社：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
图书品相：9.5成品相
库存量：1本
图书售价：9.90元
图书类别：文学
图书标籤：徐志啸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
上书时间：2010-12-30
出版时间：1999-06
印刷时间：1999-06
开本：32开
页数：276页
装订：平装印数：3千册
概述
《诗经》和楚辞，历来被视作中国文学之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肇端。千百年来，由古代而近代而现代，它们经过多少诗人的吟喔，学者的论说，积累了丰厚的成果，后来者要作新的探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近些年的诗骚研究，有学者藉助于神话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理论来开启诗骚研究的新领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徐志啸的这部先秦诗》论述《诗经》和楚辞，却回到了文学的传统之中，通过历史的演绎与文本的分析，去说明《诗》与骚的审美意蕴，去揭示贯穿于其中的艺术精神。这部书的立意不仅表现了作者发掘传统、立足文学的努力，而且其着述本身也证实，旧的路径同样可以通达如康庄而前景广阔。
内容
此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题作“写真篇”，论述诗经》，分为“时代因缘与文化土壤”、“《诗经》的体制与特徵”、“真的呼唤与吟唱”、“《诗经》的艺术美”、“社会功用与文化价值”五章。下编题作“展奇篇”，论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旁及宋玉以及汉代的拟骚诗，也是五章，标目分别为“生成机制与文化融合”，“非同凡响的诗人”，“奇崛狂放的楚辞”，“缤纷多彩的楚骚美”，“余响与和声”。最后以“余论”为总结，打通诗与骚，论述“真与奇的承传衍变”。
特色
此书副题为“真与奇的耦合”，作者即以“真”与奇”二字统领《诗经》与楚辞的特色。全书围绕这两个字，在历史演进、时代氛围和文化承继的广阔背景下来分析《诗经》与楚辞的生成机制，立足于作品的阐释来论述其具体的表现，又由此而上升，展示其精神层面的各种形式的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对《诗经》之“真”和楚辞之“奇”进行系统的论证。在作者看来，“真”不仅仅是《诗经》的内容特色，也是《诗经》的艺术特色及其社会功用和文化价值的总值，“奇”不仅仅是屈原楚辞的艺术特色，更是屈原的个性及其情感的基质，因而也是其作品之特色所以如此的原因。这样，作者就突破了过去那种以现实主义来概括《诗经》和以浪漫主义来概括楚辞的含混而单一的评价，在注重理解的同时，全面展现诗与骚的思想感情和艺术风貌，经过作者多侧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与总结，“真”与“奇”──遂作为《诗经》与楚辞各自独具特色的艺术精神而呈现于读者面前。从全书看，作者的研究方法是以“知人论世”为主而时时展开比较，其论述是建立在学人共知的依据之上，并无特别新颖之见，却因为切入的角度是作文学精神的发掘，故而仍能产生新人耳目之感。
在全书的论述中，作者很注意巨观博览与微观体验的结合，既将诗骚置于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中作分析，又在文本的细读中提炼其精髓。比如，作者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先秦历史的演进和文化的发展，指出先秦文化“既具悠长的历史，又包容了广大的地域和诸多的民族，这就使它的内涵变得异常丰富複杂。其中既有绵绵远古的原始文化，又有奴隶制发展时代的青铜文化，更有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时代的战国文化；既有北方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儒家文化，又有南方长江流域蛮夷地区的荆楚文化，还有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文化；既有‘百家争鸣’的诸子学说，又有发达的科学技术，更有璀璨动人的文学艺术”，因而“具有不同于其他历史阶段的文化特质与个性特色”。作者认为，广纳众流的文化包容性使这个时代的生命力特别地鲜活，创造力特别地强盛，正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时代催生了《诗经》和楚辞这样奇特绝妙的诗篇。而在分析《诗经》之“真”的特色时，作者既从内容上梳理出从史诗、颂讚诗、政治怨刺诗到战争诗、劳动诗、婚恋诗等不同类型，描绘出丰富的历史生活的画卷，又结合西周的礼乐制度以及诗篇在当时的实际运用而论析其多重的社会功用和文化价值，这就不仅凸现了《诗经》之“真”的特色，而且说明只有在先秦这一特定的文化氛围中才能孕育出这样一种既反映现实又作用于现实的涵蕴特别丰富的“真实”。作者在论述屈原的思想时，结合诸子之学对其作品细加辨析，认为屈原“是个受了当时多家思想影响，而又不偏重于某一家的志士”；在剖析屈原的个性特点时，则着意挑出了其作品中的“修”字，归纳其不同的意义，分析其特定的含蕴，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繫，从历史、宗教、哲学、文学等不同层面来展示屈原对“修”的不懈追求，于是指出“所有‘修’字，几乎均以‘好修’贯穿，构成了屈原独特的人格修养网路”，“因此，我们称屈原是‘好修’的哲人，乃再恰当不过的评价”。诗歌与哲学本有亲缘关係，而这一点，在屈原那些困惑于生死的情感抒发中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作者是在先秦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论述，这里的“好修的哲人”之称就不仅指出了屈原个人所具有的学养，更指出这种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学养正是时代风尚所致。作者广泛吸纳各方的研究成果，运用巨观博览与微观体验相结合的方法，使书中的论述既有高屋建瓴之势，又翔实有据，颇能启人深思。它如论述北方史官文化与南方巫文化的各自特色及其混融对于《诗经》和楚辞的影响等也有这样的特点。
在沿袭旧路而对《诗经》和楚辞作文学探讨的同时，作者也注意了吸收新方法的研究成果，开拓视野，深化思考。也许因为作者的学术专长是在楚辞，其楚辞研究又是以东西文化的比较而着称，这一特点在楚辞的论述部分就表现得尤为突出，精采之论也频频出现。如，作者结合楚地丰富的出土文物来分析孕生楚辞的文化氛围；细緻地剖析楚歌、诸子散文以及神话等多重文学因子对楚辞文体之形成的形式影响；将史料与出土文物相互映证来说明楚地天文学的发达，说明由此而产生的宇宙意识推动了屈原在作品中屡屡幻想着升天远游，藉此寄寓自己“超越人世污浊、远离黑暗、摆脱痛苦、求得人生之解脱与自由乃至理想永恆”的希望；等等。这些分析与说明，在阐释屈原的身世而强调楚辞创作的情感因素的同时，更注意到屈原之创作楚辞的广泛的知识背景，从主、客两个方面来论述楚辞诗体的出现及其艺术特徵，既周到，又合理，给读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又如，作者辟出专门的章节将楚辞置于古代世界中作东西文学以及文化的比较，既与巴比伦、埃及、印度、希伯来等古老民族的诗歌作横向的内容比较，又以世界诗歌发展史的纵向鸟瞰来考察楚辞的艺术特点，以楚辞的卓越成就为屈原在世界文学的大坛上定位，引用资料丰富，文章颇有气度。而这些比较的论述，在充分肯定屈原的创作才能的同时，也映证了作者以“奇”来领起屈原及其创作的观点。
此书风格以平实见长，阅读中常能体会到作者不求观点新异、力争论述周翔的用心。因此，分析作品的细緻，引用资料的丰富，也是此书的优点。尤其是楚辞部分的论述，作者徵用了不少出土文献，与史籍、作品相互映证，或深析缘由，或申明看法，颇能使人信服。但也有一些让人感到遗憾的地方。比如，作者从生成机制、内容表现、艺术特色、实用功用等方面来论述《诗经》之“真”，强调“真”是作为一种艺术精神而贯穿于《诗经》的，如果再能辟出专门的篇幅，对作为艺术精神的“真”在《诗经》中的形态表现加以分析，就能使问题的论述更加深入。比如作者在论述屈原的思想包含了多家诸子的学说因素时，若能辅以战国晚期的学术思想本已呈现融合的趋势，显然对其观点的说明更是有力的支持。另外，在对引用的古籍材料进行阐释时，作者有一些疏误之处。如第236页，作者以《招魂》与《大招》同为屈原所作，在解释为何有两篇“招魂”词，且其中一篇题名为“大招”时，认为古人在大敛与小敛之时均要为死者招魂，遂引《礼记·丧服大记》“小敛，君大夫士皆用复衣复衾”，但书中误将“复”作“复”，谓“人刚死时替死者穿衣服，称为‘复’”，此时要招魂；后引《仪礼·既夕礼》(书中误为《礼记》)“大敛于阼”，以为第二次招魂。其实，古礼之称招魂为“复”，见<礼记·檀弓下>，与此处之“复”并非一字，“复”的意思是有絮的袷衣。
就古代文学的研究而言，先秦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诗经>与楚辞也是两个很特殊的门类，它们包容了太多的知识内容。一方面是因为时代久远而资料匮缺，研究者往往捉襟见肘，难求充足的论据；另一方面则又因为研究历史的悠长而成果纍纍，很容易形成对后来者的思路制约，要作突破和超越都比较困难。但是，这些难度并没有拦住人们对诗骚的喜爱，研究者仍在顽强地努力，新的成果也在不断地出现。徐志啸的这部《先秦诗》，完成于一九九六年，既融铸着作者个人十数年的研究心得，也博採了他人的研究成果，带有一定的总结的意味，同时又在总结之上而有作者的思考与提炼。无论对于学者还是诗骚的爱好者，此书都值得一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