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国"。通过《秦土协定》(日本语:どいはら?しんとくじゅんきょうてい)和《何梅协定》(日本语:うめづ?かおうきんきょうてい),日本实现了对冀察两省的觊觎,对华北加紧侵略,勾结汉奸,伪造民意,派出所谓代表,向何应钦要求华北自治。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因见华北情势日日复杂,借故溜回南京,北平军分会事务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因与二十九军的矛盾也离开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都因《何梅协定》满足日方无理要求而辞职。
国民政府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日本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日渐猖獗。
国民政府在日本的逼迫下,下令改变华北的行政体製,11月26日取消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用人行政的权利则完全掌握在宋哲元等人的手中,算是一个半独立状态的政治组织。
缓沖地带
日本人想在华北建立一个缓沖地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对于伪满洲国,国际社会不承认,中国政府更不承认,所以关东军心裏始终不踏实,总是担心中国军队会从长城打出关来。关东军战斗力虽强,但终归是寡不敌众。后来,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建立一个缓沖地带,夹在"满洲国"和中华民国之间,以此来保持"满洲国"的安宁。
宋哲元(右一)与张自忠(左二)等人合影日本人让华北问题特殊化的想法,是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这3份档案逐步实现的。日本人通过这3个协定将国民党中央军和中央势力赶出了河北一带,他们想在华北建立缓沖地带的构想初步达到。
国民党主力部队退出河北后,当时留在这裏的中国军队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在这种情况下,非中央系的宋哲元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原属西北军,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张之江、李鸣锺、鹿锺麟、刘郁芬并称西北军"五虎上将"。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失败下野,余部由宋哲元率领退居晋南,当时张学良主持军委会北平分会,便将该部整编为1个军,下辖3个师,宋哲元被任命为军长,这就是后来的第29军。后来有人说宋哲元属于东北军,其根据就是这段历史。
当时,何应钦见华北情势日趋复杂,便借故跑回南京,北平军分会事务由办公厅主任鲍文樾代为负责;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也因与29军有矛盾而离开北平;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也都辞职,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好改变华北的行政体製,1935年11月26日,取消军委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12月18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国民政府,但用人、行政等实际权力完全掌握在宋哲元手中,它在南京政府眼裏是地方政权,但在日本人眼裏却是自治机构。
"多愁善病"的宋哲元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管辖的区域是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特别市,宋哲元取得冀察政权后,任命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担任北平市长,以张自忠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他的主要幕僚萧振瀛任天津市长,他自己兼任河北省主席和由原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编的冀察绥靖公署主任。至此,宋哲元在冀察一带呼风唤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人称"华北王"。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较大的一些税收机关如盐税、关税等,都被宋派的人接收过来,国民政府管不了华北的事,只好让出税收,所以冀察方面军政费用的支出,宋哲元根本不愁。冀察政务委员会先后有委员数十人,顾问、参议、咨议几百人,大多是宋哲元系、张学良系和原北洋下野军阀等人物。宋送给他们每人每月一二百元不等的车马费,还有的更多。当时有一位叫矢原谦吉的日本医生在北平一带行医,与宋哲元及其周围的人物都很熟悉,后来他在《谦庐随笔》一书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形:"宋明轩(宋哲元)就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华北的政治局面突然就出现了衰落的现象。当时出现的各种人物的所作所为,以及官场上的那些做法,很有些北洋军阀时代的意思。当初那些被通缉的人,隐居在东交民巷的人,还有一直以来被人们称为害虫的人,都冒出了头,寻找发展的机会,报纸上又满是这些人的名字了。"
众所周知,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所以宋哲元这个委员长的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人交涉。宋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是"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他的方针是"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但宋哲元终归是军人出身,缺乏外交手段,事情紧急的时候,就派手下大将秦德纯出面处理,他本人经常躲着不出来。宋哲元不见日本人的理由,除了"回老家扫墓"、"外出巡查"外,最常用的借口就是"心火难降,耳鸣不停"。时间长了,日本人就讥笑他是"多愁善病的宋委员长"。后来宋哲元身边的幕僚请日本医生矢原谦吉为宋检查,矢原发现宋哲元身体真的不好,有血压不稳的情况。宋的幕僚便将检查结果拿给日本人看,证明委员长并没有说假话。不过据宋身边人透露,矢原谦吉开的那些名贵葯物,宋哲元连碰都没碰一下。
张自忠主持冀察事务
在29军内部,张自忠属于第二号人物。当初宋部被张学良整编时,实际掌握兵权的是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和刘汝明四人,他们当时就商定,如果部队以后有所发展,除开宋哲元是永远的首脑外,一定按照张、冯、赵、刘的顺序依次"升官",决不随意变更。
张自忠与天津市长萧振瀛不和,张后来找了个理由向宋哲元提出撤换萧振瀛,宋一向对张自忠有所顾忌,张每有要求,宋一般都照办,于是将萧免职,萧随之出国去了。萧振瀛去职后,所遗天津市长一职由张自忠担任,刘汝明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又把自己兼任的河北省主席让给了冯治安。这样一来,第29军属下的几个师长中除了赵登禹外都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张自忠对此却不满意,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控製的几个省市中,河北是最好的地方,天津虽然也不错,但与河北相比毕竟太小了,张自忠觉得按照当初的约定,河北省主席应该属于自己;还有一件事也让张自忠不悦,当时第29军军部驻北平南苑,冯治安部就驻扎在北平一带,宋哲元母亲住在天津,宋常去探望,这时就让冯治安代理军长,张自忠认为自己在29军坐第二把交椅,军长有事,自然应该让他代理。因为这些小事,张自忠与宋哲元之间有了隔阂。
当时张自忠在天津,天津有日本人的租界,是华北汉奸政客和下台军阀的集中之地。这些人如潘毓桂、齐燮元之流想捧张自忠得些好处,他们知道宋哲元不得日本人的欢心,也了解到宋、张二人不和,于是便与张自忠的左右串通,挑拨宋、张之间的关系,想让宋哲元在名义上主持冀察政务,而实际上由张自忠负责。但宋哲元对此置之不理,张自忠也知道别人控製不了宋哲元,只有日本人才会让他有所顾忌,于是他坠入了汉奸的奸计,与日本人愈走愈近。
"七七"事变之前,宋哲元不在北平,正躲在山东乐陵老家为父亲修墓,一切事务均交给冯治安与秦德纯处理。宋哲元与日本驻北平武官今井武夫、华北驻屯军前后两任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香月清司关系都不错,事变发生后,他尝试与日本方面停战,但最终未获成功。后来宋率第29军同日军激战,失败后退出平津,冀察军政事务暂由张自忠主持。
关于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一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宋哲元委托张留平维持局面,一说是张自忠逼宫,借机逼走宋哲元自己取而代之。但不管怎样,此时日本人已经控製了北平局势,他们不会允许冀察政务委员会继续存在下去。1937年8月6日,张自忠辞去所有代理职务。同日,日本人扶植的汉奸机构"北平地方维持会"成立,在夹缝中生存了1年8个月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至此寿终正寝。
机构设定
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十六人,设秘书、政务、财务三处,经济、外交、建设、交通、法製五个委员会。成员包括宋哲元系、东北系、旧皖系、旧直系人物及平津士绅,宋与天津市长萧振瀛、北平市长秦德纯为核心,宋部师长张自忠任察哈尔省府主席,宋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员中还有亲日分子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程克、张允荣、陈觉生、周作人、门致中、石敬亭和冷家骥等人。宋哲元在成立大会上 发表讲话称:"应本善邻原则,力求邦交之亲睦","自《塘沽协定》以来,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为两国利益计,为东亚和平计,尤应互维互助,实行真诚 亲善。"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受到日本官方的欢迎。
《冀察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规定:"国民政府为处理河北省、察哈尔省、北平市、天津市政务便利起见, 特设冀察政务委员会,综理各该省市一切政务。"?
冀察政务委员与日军将领合影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本人眼裏是华北自治政权,在南京眼裏是地方政府,算是对日本和南京两方面都有了一个交代。
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后,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组为冀察绥靖公署,由宋哲元兼任主任,原来的二十九军军长,仍由宋兼任。宋哲元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随即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武装集团。 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总计48个团,还增编了骑兵师、保全部队和独立旅等,总兵力达10万以上。
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的1年零7个月裏,其性质有一个逐渐由亲日向抗日转变的过程。首先是华北人民和宋部广大 官兵要求抗日,其次是宋哲元本人也不敢在国人面前承担丧权的责任。因此,日本人想让宋哲元和汉奸殷汝耕合作的意图没能得逞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产物,也是华北事变后宋哲元利用蒋日矛盾见缝插针的结果。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
8月6日,日军扶植了以江朝宗为首的汉奸傀儡政权,先建立"北平地方维护持会",后改建为伪北平政府,江朝宗任市长。
8月2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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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