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会群体-中文百科全书

基本介绍

农民工，即农民工人，他们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的工作；他们生活工作在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作出巨大的贡献。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在中国实施多年的实行二元户籍管理製度下，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实际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

但事实上，社会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心理。其实农民工也包含户口在农村、工作在城市的专科、大学部高学历人才。

2013年两会期间，四川省农民工白领樊萍如当选人大代表，她2000年考入西南石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2004年毕业后，她曾在深圳工作两年多。2007年回到成都，进入四川金星压缩机製造有限公司，先后在生产部门、技术部门、企业管理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现任企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然而她的确符合农民工的定义：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这位白领的户口至今仍在简阳农村，名下还有田地。“农民工概念的外延在扩大”

“选我当农民工代表，也许正好说明我们农民工概念的外延扩大。农民工并不只是从事简单、重复和体力劳动的进城打工者，也包括我这样的人”，对于自己农民工代表的身份界定，樊萍如是理解。

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裏面佔到60%，大约1个亿。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麽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我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準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90后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部落格

新生代农民工部落格，是一个专注于新生代农民工新闻资讯报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表达新生代农民工心声、点滴记录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等的90后原创性独立部落格，作者郭晓伟，和他的朋友们。

历史状况

中国大陆的民工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製，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后，开始大量涌入城市，才渐渐出现的。从全国来看，最开始的农民工主要以建筑业为主，接着就是製造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流动的规模在中国是史无前例的。流动迁徙的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地区流动，随着沿海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劳动力的不足，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大量短期甚至长期迁移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这种人口流动也称为“民工潮”；另外一类流动则是农民就近流动到快速发展的在地城镇。

整体规模

（一）农民工数量继续成长，总量达25278万人
　　据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成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成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成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成长6.8%。在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成长5.9%。
　　（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成长快于东部地区
　　从输出地看，东部地区农民工10790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成长3.1%，东部地区农民工佔农民工总量的42.7%；中部地区农民工7942万人，比上年增加323万人，成长4.2%，中部地区农民工佔农民工总量的31.4%；西部地区农民工6546万人，比上年增加409万人，成长6.7%，西部地区农民工佔农民工总量的25.9%。

地域分布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成长4.4%。其中，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增加528万人，成长3.4%。住户中外出农民工12584万人，比上年增加320万人，成长2.6%；举家外出农民工3279万人，增加208万人，成长6.8%。在地农民工9415万人，增加527万人，成长5.9%。
　　（一）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成长较快，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进一步增强
　　从农民工的就业地区来看，2011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16537万人，比上年增加324万人，成长2.0%，佔农民工总量的65.4%，比上年降低1.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438万人，比上年增加334万人，成长8.1%，佔农民工总量的17.6%，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4215万人，比上年增加370万人，成长9.6%，佔农民工总量的16.7%，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分省看，就业地区主要分布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这4个省吸纳的农民工佔到全国农民工总数的近一半。

　　（二）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比重继续下降
　　在长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828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成长0.3%，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比上年增加7.4万人，成长0.1%，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增加数量和增幅均明显低于上年水準。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分别佔全国农民工的23.1%和20.1%，分别比上年下降0.9和0.8个百分点。随着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工资水準趋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对农民工的就业吸引力在逐步下降。　　（三）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农民工以跨省外出为主的格局改变
　　在外出农民工中，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8390万人，比上年增加772万人，成长10.1%，佔外出农民工总量的52.9%；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7473万人，比上年减少244万人，下降3.2%，佔外出农民工总量的47.1%。在省内务工的比重比上年上升3.2个百分点。2011年，去省外务工人数减少，改变了多年来跨省外出农民工比重大于省内务工比重的格局。
　　（四）外出农民工仍主要流向地级以上大中城市
　　从外出农民工就业的地点看，在直辖市务工的佔10.3%，在省会城市务工的佔20.5%，在地级市务工的佔33.9%，在地级以上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群体特征

（一）农民工以男性为主，年长农民工比重逐年增加
　　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佔65.9%，女性佔34.1%；分年龄段看，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16-20岁佔6.3%，21-30岁佔32.7%，31-40岁佔22.7%，41-50岁佔24.0%，50岁以上的农民工佔14.3%。调查资料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佔比重逐年上升，由2008年的30.0%上升到2011年的38.3%，三年中农民工平均年龄也由34岁上升到36岁。尽管每年农村新增劳动力主要会加入到农民工的行列中，但农民工年龄结构的变化，也说明农民工的“无限供给”状况在改变。
　　（二）年龄和家庭因素对农民工的空间流动有很大的影响
　　农民工中已婚者佔73.4%，其中，在地农民工已婚者佔90.2%，远高于外出农民工已婚者58.2%的比例，这主要是由于在地农民工平均年龄高出外出农民工12岁，在地农民工中40岁以上的佔60.4%，而外出农民工40岁以上仅佔18.2%。这反映了已婚、年纪较大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就近就地转移，大龄农民工不仅外出缺少竞争力，而且需要照顾家庭，这使得他们的外出积极性减弱。
　　（三）农民工以国中文化程度为主，青年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文化程度相对较高
　　在农民工中，文盲佔1.5%，国小文化程度佔14.4%，国中文化程度佔61.1%，高中文化程度佔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佔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国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佔88.4%和93.8%。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準明显高于在地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準最高，也是最具潜力的农民工群体。
　　（四）没有参加过任何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佔多数，青年农民工更倾向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
　　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佔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佔26.2%，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佔68.8%。青年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年长的农民工；与此相反，年长的农民工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要高于青年农民工，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

收入情况

（一）农民工收入成长较快，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收入差距缩小
　　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加359元，成长21.2%。分地区看，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53元，比上年增加357元，成长21.0%；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06元，比上年增加374元，成长22.9%；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1990元，比上年增加347元，成长21.1%。近两年外出农民工的收入增速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增幅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缩小。
　　（二）在地农民工与外出农民工之间、受僱人员和自营人员之间的收入差异明显
　　在外出农民工中，受僱人员月均收入2015元，比上年增加360元，成长21.8%；自营人员月均收入2684元，比上年增加458元，成长20.6%，受僱人员比自营人员收入低669元。对比在地务工与外出务工的收入情况，在在地受僱的农民工月均收入比外出受僱的低261元。调查资料显示，外出农民工收入高于在地农民工的收入，自营人员的收入高于受僱人员的收入。
　　（三）在大中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收入水準相对较高
　　从外出农民工的从业地点看，在直辖市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302元，在省会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2041元，在地级市、县级市和建製镇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2011元、1982元和1961元。从不同地区务工收入的增幅来看，在直辖市务工的收入增幅要快于平均水準。
　　（四）不同行业收入水準差别较大，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建筑业和製造业收入增幅高于平均水準
　　从外出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看，收入水準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2485元和2382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製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807元、1826元和1920元。从收入增幅看，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準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和製造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收入增幅低于平均水準。

存在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
　　针对农民工问题，现在在政策研究界、学术界有几种观点：一是部分学者的观点，让农民工在城市住下来，“三农”问题将不存在。二是国研中心研究报告的观点，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製度环境。
　　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当致富成为人们第一需求和追求目标时，城市人佔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佔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佔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墨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製造出许多政策的限製，强加给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赋予一些带有歧视性的概念、名词。
　　再说农民工在就业方面，城市製定外来劳动力分类目录，把髒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锺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髒、累、险、差工种。出现这些限製和歧视的主要原因是意识问题。因为意识的误区，导致製定政策的错位。
　　其一，在决策者眼裏，因为存在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利益之争，即农民工进城就业，加剧城市居民的就业矛盾，因此城市政府的政策趋向与城市居民的利益趋向一致。
　　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尝试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中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裏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裏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製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製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裏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农民工保障问题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中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中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锺。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中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现在只有在工伤保险领域，出台了比较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製度，其中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并且根据此《通知》，各省根据各地的实际经济发展水準等，製定各地的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具体规定，如河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出台的《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意见》。基本实现了农民工发生工伤，享受与非农民工同等的待遇保障，甚至更为灵活的享受工伤待遇的方式。但关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领域，农民工待遇并没有完全实现与非农民工相同待遇。

户籍问题

中国将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国务院关于解决
　　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要逐步地、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市就业和居住农民工的户籍问题。《意见》规定，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适当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大城市要积极稳妥地解决符合条件的农民工户籍问题，对农民工中的劳动模範、先进工作者和高级技工、技师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者，应优先準予落户。具体落户条件，由各地根据城市规划和实际情况自行製定。改进农民工居住登记管理办法。对于农民工维权问题，《意见》明确，要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加强劳动保障监察队伍建设，完善日常巡视检查製度和责任製度，依法严厉查处用人单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行为。健全农民工维权举报投诉製度，有关部门要认真受理农民工举报投诉并及时调查处理。加强和改进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工作。对农民工申诉的劳动争议案件，要简化程式、加快审理，涉及劳动报酬、工伤待遇的要优先审理。起草、製定和完善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意见》要求做好对农民工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和工伤赔偿法律援助的，不再审查其经济困难条件。有关行政机关和行业协会应当引导法律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积极参与涉及农民工的诉讼活动、非诉讼协调及调解活动。鼓励和支持律师和相关法律从业人员接受农民工委托，并对经济确有困难而又达不到法律援助条件的农民工适当减少或者免除律师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的法律援助资金，为农民工获得法律援助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意见》提出，要强化工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作用。同时，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组织在农民工维权工作中的作用。

生活质量

在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别佔两成。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的有一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一百九十五名，佔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四点四九。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製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契约或协定。
　　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水準低限製，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裏，地方狭窄拥挤，室内骯髒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準低也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精神生活

目前北京的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人面临着性苦闷和性压抑。不过对于农民精神上的“亚健康”危机，政府已经引起重视。从文化局送片进工地，到文明办评选来京务工人员“文明之星”，再到市总工会为民工建图书室，买电视机，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努力。　

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

2013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昨天举行“一线工人农民代表谈履职”为主题的记者会，邀请6位全国人大代表答记者问。安徽代表团的刘丽代表直言，因长久分居，城市农民工中已大量出现“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情况。她建议解决农民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京华时报，3月11日)

外出务工的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游走在伦理和法律的边缘，在令人瞠目结舌的同时，也从侧面对应出农民工艰辛的生存状态。

随着时代进步，农民工的权益问题逐渐被社会所重视。农民工薪资被拖欠、工伤权益维护等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公共部门对于上述问题的介入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这显然令人欣慰。但不可忽视的是，社会对于农民工问题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讨薪、工伤维权等“物质权益”层面，对于农民工的心理、情感等“精神权益”层面的关注，显然还不够。比如人大代表刘丽提到的城市农民工“打工潮下组建临时小夫妻”现象，比如农民工在城市面前产生的心理疏离感和自卑感问题，社会对此显然还没有一个足够的认识，关注也就寥寥。而随着90后新一代农民工的不断壮大，他们的文化权益问题也应该引起重视。

农民工不是“干活机器”，他们也有情感和精神需求，这些需求跟薪资等物质权益一样，都是确保劳动力再生产所不可缺少的。但是，相对于薪资等相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权益来讲，农民工精神层面的权益缺失则不容易被发现，从而使得这一重要的“精神权益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处于荒芜状态。农民工不能只靠吃饭活着，他们也需要文化、心理、精神等权益，精神的慰藉，心灵的呵护，文化的浸润，有时候这种精神权益的作用甚至比物质权益更重要。

农民工组建“临时夫妻”，虽然难免经受伦理和法律的双重拷问，但这种“临时夫妻”背后有着难以言说的爱与痛。在城乡二元化鸿沟仍旧难以逾越的当下，外出务工仍旧是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在离乡背井的外出务工过程中，物质条件的艰辛和精神心理的焦虑纠结在一起，使得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一直处于社会底层。发声平台的匮缺，利益需求渠道的狭仄，不论是物质权益还是精神权益，使得农民工沦为易被侵害难于维权的“高危”职业。

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自行组建“临时夫妻”，是权益需求和供给不均衡的结果。城乡二元化的桎梏，使得农民工夫妻或者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在家抚育孩子、照顾老人，这就使得农民工夫妻双方的情感维系被认为割裂，长期的两地分居无疑使得他们的情感需求处于稀缺状态。即便夫妻双方同时外出务工，不堪的生活环境也无法确保双方情感需求稀缺状况得到满足，由此使得双方情感维系逐渐有了裂痕。虽然一些地区开始探索实行农民工“夫妻房”等措施以缓解双方情感需求，但这种扬汤止沸之举，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农民工权益问题，需要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依靠製度救济解决。新型城镇化释放出的红利，应更公平地普及到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身上。对于农民工来讲，农民工进入城市后的社会保障跟留守妇女、老人、儿童的权益保障都不可少。不论进城还是留守，权益保障都应逐渐向城市看齐，而新型城镇化显然是弥缝城乡权益差距的重要途径。让改革激发出更大的製度红利，才能消除那些游走在伦理与法律边缘的“临时夫妻”，从而在更大层面上维护农民工的物质和精神权益。

工资拖欠

主要原因

1．僱主有意拖欠。多见于餐饮、製衣、製鞋等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电脑类企业也出现此类情形，僱主有意拖欠，有钱也不发给农民工。
　　2．一些企业因经营管理不善，使农民工的工资不时能按时领取。如北京美洲视线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明明已经账面亏空，却一边向员工吹嘘自己有多麽雄厚的资金实力，一边又暗地变卖公司资产以图不支付员工应得工资，致使40多名员工3个多月工资付之东流，损失共达50多万之巨。
　　3．将拖欠工资做为留住人的一种手段。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用尾欠作为留人的手段。包工头普遍担心春节后人手缺乏，或者跑到其他包工头那裏，往往拖欠农民工一部分工资，一般在600元左右，强迫农民工来年继续在其手下干活。
　　4．垫资施工是欠薪的根本原因之一。据调查，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潜在规则”：多数开发单位都将“施工企业先行垫付工程款”作为招标的一个必要条件，等工程进展到一定程度，开发商再将工程款分期分批拨付给施工单位，这就给拖欠工资问题埋下伏笔。
　　5．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导致欠薪。农民工运用法律自我保护的能力较低，认为老板给不给钱，或者什麽时候给钱，是老板的事，自己拿他没办法。
　　6．政府工程资金缺口大，造成拖欠。

熊德明

“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当前要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2003年末，一场“风暴”在全国範围内平地而起。而其肇始，只是温家宝考察途中的一次行程安排外的“拐弯”。

“总理考察时经常临时决定停车，我们必须随时做好準备。”新华社摄影记者刘卫兵回忆，2003年10月24日至26日，温家宝赴重庆、湖北三峡库区考察。24日下午5时许，奔波了近一天的随行人员大都已闭上眼睛在汽车上休息。猛然间，记者们所坐的面包车停了。“后边总理的面包车没跟上来。”警察大声说，“赶紧回！”

钻进柑橘林，走过坑洼不平的泥泞小路，大家看到一处略显破旧的农舍前，温家宝正坐在木凳上和村民交谈。

“家裏有几口人？粮食够吃吗？养的猪好卖吗？柑橘多少钱一斤？水库蓄水后土地还够不够种？孩子们都能读上书吗？上学一年要花多少钱？……”看到有些村民总是不好意思的样子，他不断鼓励大家：“你们想想，还有什麽要跟我说？”

一直坐在左侧的农家妇女熊德明开口了：“我想说说我家裏打工的事。”原来，熊德明的丈夫参加修建了云阳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包工头拖欠的2000多元工钱一直不给。

“一会儿我到县裏去，这事一定要跟县长说，拖欠农民的工资一定要还！”温家宝作出了承诺。

当夜，熊德明和丈夫拿到了拖欠的2240元工资。她也被评为2003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社会公益人物。此后，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切实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至当年年底，为农民工追回欠款数百亿元。

2004年3月，上任满一年的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的最后，特别强调要“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当前要抓紧解决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採取措施

1、建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一是施工企业在领取施工许可证前，按照工程契约价款的一定比例向工程所在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交纳职工工资保障金，工资保障金在工程契约价款中列支，专款专用。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将工资保障金存入指定银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三是施工企业招收农民工，必须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契约，农民工依法享有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保险福利的权利，并在规定期限内持农民工名册到当地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四是施工企业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施工工程期限小于一个月的或者双方约定支付工资期限低于一个月的，另其约定。五是在工程建设期间及工程竣工后60日内，有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由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主管部门啓动工资保障金，及时发放拖欠的农民工工资。
　　2．严格规範新增项目的审批手续。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不办理项目审批，不予立项、不予开工建设，做到新帐不欠，老帐限期付清。
　　3．建立企业额度档案製度。对存在拖欠农民工资问题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主管部门记入企业额度档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对清欠不力，没有及时完成清欠任务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将向社会公布进行曝光。
　　4．建立日常工作机製和监督机製。通过设立拖欠举报投诉电话，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监管，促使每个建设领域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落实清欠责任，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
　　5．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製度。其主要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资金，组成欠薪保障应急基金，专门用于应付突发性、群体性的欠薪纠纷。目前，浙江省嘉兴、温州已经建立这一製度。其主要针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抗市场风险能力比较弱，在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存在时间成本和程式复杂难以让农民工接受的情况下，有效地保证农民工群体临时性的生活救济。
　　6．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法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应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举报电话，一旦发现有工程款拖欠的，农民朋友能及时向政府反映。
　　7．国家应继续控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抑製不合理的投资行为发生，以切实防止新的拖欠现象发生。

社会现状

概况

据有关方面测算，2005年农民工数量估计1.5亿人。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建筑业、採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均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的提法从1990年代作为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此以前最常见的提法为民工。由于户籍製度造成的就业、福利歧视等原因，农民工是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逐步採取措施，以统一城乡户籍製度，这将从根本上达成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

子女

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户口，其教育成为一大问题。

医疗

农村打工者没有参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险。

权益

由于中国大陆现状是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成为头痛的问题，城市本身存在大量失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加上城乡二元体製的分割，直至2005年为止，农民工的权益仍旧没有任何保障，由此引发的农民工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一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养老保险、也没有医疗保险，因工致伤、致残和致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的企业、僱主恶意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民间涌现诸多农民工维权斗士，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农民工问题，政府开始考虑农民工问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档案的通知》，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维权手册》。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整治恶意拖欠工资的僱主，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解决策略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近几年年针对农民工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和实施策略。他认为，要界定农民工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农民是什麽？农民如果是一种职业而非身份，该按照职业，也就是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人来界定农民。如果界定农民是一种职业，那麽“农民工”又是什麽呢？是种职业？是农民职业转工人职业？是既做工人又做农民？那麽那些长期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农村人还是农民工吗？他认为，如果说农民是一种职业，眼下提出农民工概念的本身就存在概念不清和文法的误区。如果承认农民是种身份，那麽提出“农民工”的概念是成立的。
　　他强调，首先，“农民工”的概念就变成一个错误的提法。农民是职业，那就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了，那麽农民工，不就成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人”了吗？可事实上，社会上把农民工指的是农业户口，但从事着非农业工作的劳动者。从“农民工”一词的盲目出笼，已经把“农民”给界定为一种身份了。也许“农民工”一词的出台就缺少科学性合理性，也走入了概念的误区。艾君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裏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他认为，户籍製度是引发城乡差别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城市裏工作，身为农民户籍身份的农民工也无法享有城市人的“补贴”。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居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户籍製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製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和城乡统一户籍製度的实施，伴随农村医疗、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险等福利的实施，农民工必成历史。
　　他提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其一，首先要从户口製度入手，在2年内彻底取消其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登记为 “ 居民户口 ”，打破多元体製向一元体製转化。消除城乡户籍差别是第一步。其二，在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之后，新的製度安排必须要迅速跟进，利用2-3年时间建立起城乡社会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製度。其三，从户口入手，福利、医疗、养老、就业等保障一体化的製跟进，然后就要着手解决好农村人土地归属问题。农村解决好了以上三点，接下来就是在城市、农村，实行“以房定户”製度。即，人出生后，就注册永久性公民出生地户口，户口的迁移实行像婚姻登记一样注册登记製，登记注册的基础是有住房作为唯一的条件。眼下“农民工”一词的出笼是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由此看来，那麽我们城裏的工人下乡种田是否该叫“工人农”了，岂不贻笑大方吗？[3-4]
　　也有专家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存在两个主要的障碍。一是城乡二元体製的人为壁垒；二是农民工文化水準低下的历史痛楚。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就要打破障碍。主要方法是：城乡二元体製需要破解。所谓破解，即不能一棒打死，不能一棍打翻。城乡二元体製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中国的发展。落后的体製没有跟上快速发展的社会。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大批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30年的转移造成的后果是城市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广义上的农民工。他们满怀理想，打平之后发现，这个世界原来不是他们的。而悲剧的根源就是城乡二元体製。二元的城乡体製让进城的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的各种福利和待遇。受伤后，保险缺失；失业后，他们还是农民；子女入学，“赞助费”让人“望校兴叹”。虽然如此，部分城市尝试改变城乡二元体製的失败又告诉我们这个体製不得不继续沿用。因为，城乡二元体製消除之后会面临城市人口膨胀及随着而来的城市问题，也会造成农业人口的短缺。因为在城乡两级分化严重的今天没有农民不会甘愿留守农村，因为人总是希望生活能够更好的，因为城市的公共设施、便利的生活条件让人羡慕。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彭希哲教授在《中国农民工调查》中指出：“农民工之所以能够在城市中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从事经济活动，正在于他们的这种两栖身份。如果中国没有户籍製度，农民工就会希望拥有与城裏人一样的生活方式、一样的收入、一样的劳动条件，但我现在觉得我是农民，我的家在农村，我到你这裏来就是为了挣点儿钱而已，只要收入我认为可以，我就干了，这就是中国很低的劳动成本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畸形的“民工荒”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农民工也必须转型。九年义务教育历经风雨之后已有95%以上的普及率，新一代的农民工文化水準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水準的提高对他们在务工过程中的帮助取得明显效果。他们的工作可以更轻松了，维权意识提高了，业余生活丰富了。因此，我们有必要继续普及义务教育，尤其是尝试普及“十二年义务教育”。仅仅是教育并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立稳脚跟。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步伐加快，传统的靠体力生存的“苦力”市场逐渐萎缩，一大批需要专业技能的企业诞生。企业需要有技术的农民工，大部分农民工却只有体力。这就造成了部分行业出现了所谓的“民工荒”。“民工荒”的出现告诉我们，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不要忘记让“农民工”也跟着转型，否则，转型后的企业就会缺少血液，无法生存。

歧视色彩

长期以来，“农民工”已经成了人们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习惯性称呼，与这个词相伴的往往是更多的关注和同情。而最近，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在谈及“农民工”这一称谓时表示，这样的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色彩，呼吁社会慎用这一称谓。
　　“工农商学兵，本是职业的划分，为什麽唯独“农民”永远要被加上特定的标签呢？”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昨天在与社科界专家学者座谈时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呼吁取消“农民工”这一称谓：
　　卢展工：专家们都在这裏， “农民工”应该呼吁取消这个概念。农民是职业呀，哪有生出来就是工人的？哪有生出来就是商人的？结果偏偏农民生出来就是农民，刚生出来就变农民了，他还没干活儿呢，就农民了。我提了好几次，尽量不要用“农民工”，工人就是工人，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当工人就是工人。要不你干脆都是这样，农民干部，当了常务副省长了也是农民干部，农村出来的嘛。
　　卢展工：包括在企业、在单位的相应的待遇，你农村招进来的跟在地的就不一样，跟城市居民就不一样，一系列的歧视，本来应该融合，到哪个地方就应该融合到单位，融合到学校，融合到我们社会，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农民工”这一称呼的背后隐藏的是一系列的歧视，要努力消除身份界限，鼓励外来务工人员融入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

7月13日，记者跟随赛罕区巴彦镇民政办杨主任，来到巴彦镇郭家营村。据杨主任介绍，巴彦镇原名罗家营乡，1996年撤乡建镇，1999年被列入国家级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位于首府东郊，距市区8公裏，镇域面积71.9平方公裏，耕地面积5.8万亩，总人口1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5万人，辖11个行政村、3个居委会。“以前，巴彦镇属于中远郊区，随着城市的扩大现在已属于中郊，按照这个发展速度，再过几年就变成近郊了。”杨主任这样对记者说。

郭家营村是巴彦镇最东边的村落，站在村裏，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村子很安静：除了大喇叭裏播放的二人台，记者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

该村村支书谢志喜告诉记者：郭家营村佔地约7000亩，主要种植蔬菜和粮食。郭家营村有人口1400人左右，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约佔三分之一；40~70岁的人口是种田主力，但是只要身体允许，80岁仍躬耕不辍。“这几年天旱，很多农民在地裏忙活一年，收成也只能保证自家够吃。年轻人都在市裏或者外地上学，毕业了就打工。现在村裏30多岁的人都不会种地，更别说80后和90后了，他们名下的土地只能承包给来村裏的外地人耕种。”谢志喜说。

谢志喜家有15亩地，只有他一个人在耕种。“我爱人在城裏上班，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收入。我家地裏今年种了些土豆，除了自己吃还可以做成粉条。我们俩加起来一年能收入4万多元。” 谢志喜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他对土地有着浓浓的情感。“我不愁种地，我父亲今年72岁了，一个人种15亩地，我们农民除了种地干啥都觉得不得劲儿。”在郭家营村，即使家裏收入不错，老人们还是会选择种地。谢志喜的生活条件在村裏算是中等，但是他却总是愁眉苦脸的。“我只有一个孩子，现在正在上大学，我希望他毕业以后回来。就算他不会种地，我老了儿女在身边总是好的。”但是谢志喜的儿子谢鑫却不是这样想的。谢鑫今年21岁，目前在一所大学学习财会。谢鑫的中学时光是在市裏度过的，虽然他的户口在村裏，但他从来不知道自家有多少耕地，也不知道如何耕种。谢鑫说：“我的中学同学都在外地上学或者打工，我也不想回农村。我从小就俗仔过地，我以后也不想种地。毕业后，我可能会考虑留在包头做会计。”谢鑫说话的时候，记者发现谢志喜表情严肃，眼中充满泪水。他叹了口气说：“哎，以后他在包头工作，留下我们老两口，这日子越过越凄凉。”

在郭家营村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扛着锄头、挑着水桶的老人。在採访中，记者路过一处果园，一位名叫张佔元的老人正在给果树浇水。当记者询问他的年龄时，他比划了一个“八”的手势。

语录

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只有很少一部分孩子能通过考试进入城市的重点中学就读。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孩子却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十分心痛。

——呼和浩特市新民学校校长王江林

现在村裏30多岁的人都不会种地，更别说80后、90后了，他们名下的土地只能承包给来村裏的外地人耕种。

——赛罕区巴彦镇郭家营村村支书谢志喜

我想自己创业当老板，最好在市区有个自己的店铺，再把父母接到城裏安享晚年。这样等我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真正的城市人了，就能享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了。

——新生代农民工孟耀栋

想让后代成为城裏人

【原因】

想让后代成为城裏人

从谢鑫家出来，记者走在村裏，不时看到闲坐聊天，或领着抱着孙子散步的老人。在一个安静的院落裏，记者见到了孟春霞和她的母亲王桂香。孟春霞的哥哥孟耀栋今年26岁，3年前大学毕业后四处打工，最近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

孟春霞是90后，现就读于包头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学习财会专业。孟春霞说：“学校放假后，我本想出去打工，但是没能在大饭店找到工作，所以就回家帮父母干活。前几天在地裏摘豆角，上午出去下午才能回来，脖子和胳膊都晒黑了。这几天农活不忙，我就在家裏綉十字綉。”她腼腆地笑着说。谈及学校的生活，孟春霞告诉记者，今年学业很忙，周一到周五每天上8节课，课余时间她喜欢看书、打球、上网。她感到校园生活很充实，很有意义，她希望毕业后留在呼和浩特市或包头工作。“同学们多数留在包头，我想和他们在一起。”她说。

母亲王桂香则希望孩子们能留在身边，她告诉记者：“孩子父亲的腿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伤，并留下了残疾，现在只能在工地下夜，一个月也就1000多块钱。我血压高，每天离不开葯，什麽重活都不能做。今年，我将家裏的大部分地都包给别人种了，只留下少部分地种点菜自己吃。”

从孟家出来，记者来到了孟耀栋打工的快递公司。孟耀栋是个帅气健谈的小伙子，他说他以前在市区的大超市裏做过销售，后来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才放弃了。孟耀栋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接触过的农活儿。“国小六年级的时候，我帮家裏锄地、拔草。后来，父母怕我耽误学习，很少让我去地裏帮忙。中考的时候，我本来有机会到呼和浩特敬业中学读书，但是父亲出车祸让家裏失去了经济来源，我便选择在离家很近的呼和浩特市第九中学上学了。”孟耀栋的大学是在山东上的，他说：“我是学生物製葯专业的，但是我更喜欢销售。毕业后，我一直从事销售方面的工作。刚开始在山东，后来觉得离家太远，就到了呼和浩特市工作。这几年，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我只能选择在村子附近工作。虽然这裏的工作很辛苦，工资也不多，但是为了母亲，我只能先这样了。”从孟耀栋身上，记者看不到丝毫农村小伙的影子。他说，除了户口，自己和城市人没什麽两样。他也不会因为家庭背景而自卑，但是谈婚论嫁的时候，农村户口、住房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摆在他的面前，他又感到很迷茫。孟耀栋是乐观的，谈到对未来的构想，他说：“我想自己创业做老板，最好在市区有个自己的店铺，再把父母接到城裏安享晚年。这样等我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真正的城市人了，就能享受到比我更好的教育了。”

农村户口隔断城市梦

新生代农民工有六盼

【矛盾】

农村户口隔断城市梦

从郭家营村出来，记者又来到位于新城区毫沁营乡石头新营子村的呼和浩特市新民国小。

呼和浩特市新民国小是一所私立学校，该校共有39个教学班、2300多名学生，学生中农民工子女佔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二。这些孩子的家长对子女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希望孩子可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然而，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孩子们的求学之路将更为艰辛。

採访中，该校的王江林校长告诉记者：“私立学校不同于公办学校，很多政策都享受不到。比如，国家推行的校安工程只针对公立和民办学校，所以，我们的学校从整体硬体设施上就和公办学校相差甚远。另外，私立学校的老师都是聘任製的，流动性较大，这多多少少也会影响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而且，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能通过考试进入重点中学。同在一片蓝天下，这些孩子却享受不到同样的待遇，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十分心痛。”

据王校长介绍，新民学校的生源每年都有递增，来上学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家在外地随父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子女。虽然在他们的家乡也建起了许多希望国小，但是由于缺少师资，很多父母还是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城市裏来上学。王校长说：“这些孩子既无法享受城裏学校的资源，又无法享受家乡希望国小的资源，处于边缘地带。而他们的父母由于都是打工族，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孩子辅导功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学校还特意延后了放学时间，老师们义务给孩子们补课，以尽量减轻家长的负担。”

【声音】

新生代农民工有六盼

记者了解到，据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成长4.4%。在这些农民工裏，有一个特殊的小群体，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业。他们主要有六盼：一盼稳定就业，二盼进城务工有房住，三盼子女平等就学，四盼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五盼提高收入、物价平稳，六盼获得社会认同，丰富精神文化生活。

在这“六盼”中，老有所养和病有所医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迫切希望。从赤峰市翁牛特旗来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刘海龙深有体会，他说：“我们在老家看病都用新农合报销，虽然没有城镇医疗保险比例高，但是总能减轻点负担。不过，新农合需要先交钱后报销，看大病的时候明显感觉手裏钱总是不够。”巴彦镇民政办的杨主任称，为了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问题。他们每年投入大量财力，镇裏70岁以上老年人每月有100元补贴，不少家庭还有低保。看病除了新农合报销之外，还有一次性大病救助，其中最多可以得到15000元。“农村裏年轻人越来越少了，我们这样做也是防止因病致贫，让他们在城市裏安心打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脱离土地，到城市打拼。不管是生活在首府周边农村的孟耀栋等年轻人，还是如新民学校农民工的孩子们，他们对于未来都充满信心。除了期盼，他们也在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山东工作了，但是留在父母身边，我一点也不后悔。”孟耀栋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