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学

研究门类

包括有：种系发生学、系统发生学（分子系统发生学）、“发生学批判”（客观批判和社会客观批判、主观批判和社会主观批判）、思维发生学（语言发生学、艺术发生学）、文本发生学（文献发生学）、自然发生学（土壤发生学等等）、历史发生学、科学发生学，等等。

发生学方法：一种工作方法，反映和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形式发展、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特点是把研究对象作为发展的过程，注重历史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因素。盖由《道德经》出，着名的一句话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后来的《资本论》则具有发生学方法上的认识结构：《资本论》第一卷——历史发生学；《资本论》第二卷——系统发生学；《资本论》第三卷——现象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认识发生学。

种系发生学

实现手段

种系发生的研究是通过以下的手段实现的：

化石形态学和解剖学特徵的比较和研究，

现存生物的形态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特徵的比较，

生物，特别是现存生物的个体发生研究，

DNA分析，例如测序和分子种系发生方法。

通过这些数据，人们就可以为生物建立一棵种系发生树（演化树），其中描述了各个物种之间可能有的亲缘关係。

种系发生研究的最大困难是，种系发生的进化过程是不能被直接通过观察和实验被证实的。所以各个方面的证据都要被综合起来分析。由于对这些证据的侧重不同，会经常造成有多个不同的演化树版本，例如原口类动物的几个门究竟是归到蜕皮动物（来自遗传学方面的证据）还是触手动物（形态学方面的证据）。

特徵

特徵被分为同源和同功两种。

同源特徵。同源，例如同源器官或是同源的行为方式，会显示出相同的躯体基本构造，因为环境的不同而进化成不同的外形或功能。同源器官的外形和功能可以相差很大。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脊椎动物的前肢。它们可以成为足，翅膀（鸟， 翼龙，蝙蝠），鳍（鱼，企鹅，鱼龙，鲸），手（人类，猿和一些恐龙），挖掘工具（田鼠，裸滨鼠，袋鼹)。但其骨骼构造却是相似的。这些相似性只能用种系发生的理论去解释。

同源特徵证实了物种间的亲缘关係，是重构进化树的有力手段。同源现象在生物学中可以进一步分为直系同源（直系同源是指在不同物种中的某一基因来自同一祖先）和旁系同源（种系间的基因複製） 。

同功特徵。同功，例如同功器官外形的相似，功能的相同，但它们却是通过趋同演化独立发展开来的。如墨鱼的眼睛和脊椎动物的眼睛，它们外形构造相似，功能都是感光。但透过显微镜可看到，它们的微细结构不一样。对个体发生的研究显示，它们是从不同胚层发育而来的。同功现象并不是亲缘关係的证据。

与起源学的区别

起源学内容

由于起源研究的是事件在历史中出现的源头，因此，起源研究在方法论上具有实证主义倾向，在认识论上具有经验主义倾向。但是，任何事情的起源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开端，以事件的发生作为起源，必然导致起源的绝对化，并且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的生成机制。而发生学研究观念的发生恰恰能弥补起源学研究事件发生的不足。观念的发生强调知识结构生成的过程，也就是事物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性的过渡不以事件和时间进行实证，而以观念进行推理，从而有效解决了起源研究将起源绝对化以及无法解释知识结构生成机制的问题。与起源研究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相反，发生学研究通过探究认识的结构生成把握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从而解决了起源研究忽略主体性、只注重事件形式而不注重功能的不足。与起源研究相比，发生学研究具有客观性与历史性。

发生学的基本特徵与套用

因此，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角，发生学强调的是对主客体共同作用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的运用，这样，发生学就与我们日常所说的事件的发生以及相关的起源概念明显地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观念发生与事件起源的不同，严格意义上的发生学就具有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作为认识论，它有别于强调认识结果的经验主义；作为方法论，它有别于研究事件起源的实证主义。

发生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範式，是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的。如果说自然科学发生学研究应归功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那么，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则应该归功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发生认识论的主要问题是解释新的事物是怎样在知识发展过程中构成的，其前提是，知识是不断构造的结果，在每一次理解中，总有一定程度的发明被包含在内；知识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总是以一些新结构的形成为标誌，而发生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就是关于新结构的构造机制问题。因此，发生学探究与认识相关的结构生成，不仅研究认识如何发生，也研究认识为何发生。

嫁接学科

从某种程度上说，发生学从自然科学“嫁接”到人文科学标誌着人文科学学术範式的转变。这一转变体现为从静态的现象描述到动态的历史—发生学分析，从注重外在形式要素的研究到注重整体内容与功能的研究，从对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的研究到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的研究，从事件与现象的历史性研究到观念与认识的逻辑性研究。就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是必要的方法与途径。关于人文科学发生学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人类学家列维·史特劳斯曾经在研究神话时指出，任何神话或神话中的片断，如果不能和同一神话的不同异文或是和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神话相对照，那么它们将不会被人理解，它的每一个可与同一神话中的其他细节或别的神话相对的细节，尤其是在其逻辑结构、具体内容，直到细微末节方面似乎都显得矛盾。事实上，就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而言，比较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只有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从人类行为整体中寻求普遍性与规律性，而这种普遍性与规律性正是人文科学作为科学正题法则的重要保证。

发生学还必然是跨学科研究。人文科学都以人作为认识主体，都涉及到人的思维认识发展过程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因此人文科学各领域不仅相互交织，而且相互阐释，这使得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在具体的研究中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徵。实际上，仅仅从认识的发生看，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也必然是跨学科研究，它与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以及人类学等相关学科与领域的联繫尤为密切。首先，人文科学的发生在本质上因于人的需要，因此，人文科学发生学首先必然要涉及心理学；其次，人是社会化的产物，而作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人文科学不仅因于机体的主观需求，也因于客观的社会历史环境，这就必然涉及到社会学；第三，作为认识的工具，语言是人文科学建构的基础，因此，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必然涉及到语言学。此外，由于语言与宗教、文化等相关学科密不可分，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有可能牵涉到人文科学所有领域，甚至自然科学领域。

《资本论》中的发生学研究

逻辑体系——四卷结构

发生学是中华的辩证法用语。以最简洁方式概括：《道德经》和《资本论》具有结构的“巧合”：道和德规定的相互推动和彼此间的有机交融。《资本论》在成书结构上分成四个层次：历史发生学（道，历史生产→再生产过程）；系统发生学（德，再生产→流通过程）；现象发生学（道和德的生活形式，流通→生活过程）；认识发生学（道和德的认识形式，生活→认识过程）。这其实是逻辑发展的必然，摹写的是“以历史生产为基础的时间过程”、“以社会再生产为基础的空间过程”、“以流通为基础的现象过程”和“以经济生活批判为基础的认识过程（抽象上升到具体”。这种辩证法的“四肢结构”完成了对社会历史有机体的整体刻画，书写了一部商品经济形态的“整史”。历史的理论概念、批判=发展的方法论概念得以发掘出来；进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据亦可以从中得到锁定。整体看，这是“保卫资本论”的学术价值、工作意义和建设路径。

该着，在成书前分别发表了四篇《资本论》“发生学文章”。

《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历史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7期：

【摘要】概括起来说，《资本的生产过程》实践的逻辑是：第1篇——商品（货币）跃身为货币（商品）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前史；第2篇——货币转化为资本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转化史；3～6篇——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正在进行史；第7篇——资本积累过程，说明资本发生的整体运动史。资本（历史）发生学提炼资本主义的生成和发展原则，使《资本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机结构的系统逻辑学。该特殊逻辑旨在统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高度凸显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方法论。

《资本论第二卷的逻辑：系统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期：

【摘要】《资本的流通过程》即《资本论》第二卷，是对“阶级科学”的具体实践、对“阶级结构”的具象化。第1篇刻画资本循环运动条件，说明资本结构一次系统的生成过程；第2篇刻画资本周转运动条件，说明资本结构多次系统的生成过程；第3篇以资本结构的活的层级递进运动为基础和依託，刻画并说明社会再生产整体系统的生成过程。实践行程内在化了历史和存在的结合，将其构造为特殊科学和特殊方法。系统发生学的方法论意蕴在于达成对“辩证法主义”、“科学主义”的内在抵制，从根本上拒绝一切非历史的现象主义和解释学的分析进路。

《资本论第三卷的逻辑：现象发生学》.《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摘要】《资本论》作为总体逻辑，是对统一历史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运动形式的概括。第三卷作为现象发生学与第一卷和第二卷共生，揭明资本存在的“秘密”：1－3篇以价值具体地生长为资本主义价格的过程，说明经济利润的一态系统；4－6篇以“阶级斗争Ⅰ”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现实展开机制，说明经济利润的多态系统；以“阶级斗争Ⅱ”的社会生长过程——利润率趋向下降的深化形式，说明经济利润的虚拟运动系统；终篇以阶级生活图像的定格化过程——“分配假象”及其破除，揭明资产阶级认识论的规定性。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阶级分析是等同的方法论範畴，旨在根除“伪科学”对经济理论建构的影响，终结“庸俗”，使科学还原为推动历史生长的革命性力量。

《资本论第四卷的逻辑：认识发生学》.《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摘要】《资本论》第四卷实践的逻辑是:範畴发生的认识机理。在这种意义上，它使範畴的“生产”实践化，首要性地贯彻了“认识”由“历史”生产的原则。历史部分和理论部分的相互构成形成总的写作逻辑，历史部分确立了后续研究的理论指针。方法论意蕴是:(1)根据历史生产方式的“自然生长”，显露範畴的核心的生理结构———(剩余)价值；(2)由範畴生产上的层级运动，揭示“结构生长”的历史性；(3)通过“理论”的总体生产，最大程度地彰显方法论批判和认识论批判的内在结合性，具象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践工作路线。因此，它否决了考茨基非法编纂《剩余价值学说史》的错误要求。《资本论》整体上也就统一了“两种认识发生学”，即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认识(发展)的逻辑，统一了历史的方法与範畴的方法。这种整体性研究树立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构造典範。

深层意蕴——经济形态社会理论

让我们荡起“国学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学”双桨。

马克思的航程乃是“历史”到“逻辑”，再到“历史”。它的内在的方法、逻辑和工作话语是“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这是中华条件下的马克思的“我的辩证方法”工作语境，由此，我们可以在历史探究方面合併叙述“农业史的经典着作——《道德经》”和“工业史的经典着作——《资本论》”。《资本的生产过程》可以说明为历史发生学的“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可以说明为系统发生学的“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可以说明为现象发生学的“逻辑”；《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明为认识发生学的“逻辑”。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

《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总体看，《资本论》对历史发展进行“无缝对接”的研究方式与黑格尔方式的区别的一个紧要之处在于接纳辩证法工作批判规定的同时，驱散了笼罩在它的头上的“结构主义”迷雾，其结果是驱除了一切的资产阶级的“认识迷雾”——形式主义、科学主义以及知识生产的唯心主义。《资本论》逻辑唯其“艰深”，因此难以为普通的读者所清晰地理解，以致在“通俗化”的道路上难以避免充满着“各种误读”！有鑒于此，我们需要走出纯粹的文本研究，在把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求其“逻辑精义”。这是所谓的“唯物史观在文本中的阐释和运用”（许光伟，2015），以及实现“科学解读：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张志丹、侯惠勤，2007）。本文是对拙着《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2014a）写作主旨进行工作介绍的专题论文。该着追求研究工作的实践化和叙事风格的中华化。主旨是揭示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以下的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严格区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第二，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界分“物”和“事”，相应严格区分“物的科学”和“事的科学”；第三，实现工作逻辑上的“回家·回历史·回中国”意义的历史过程研究以及辩证叙事和批判叙述的统一。由此可见，《资本论》既是理论着作，也是具有辩证叙述要求的一部史书，归根结底，是“书写历史”的社会客观批判的工作体系。内在逻辑红线是“商品批判——资本批判”。此架构与“科学实证主义”无涉，在于内在剖析“价值之道”、“价值之德”以及“资本之道”、“资本之德”，奠立“事的科学”基础。这种研究使历史建立为“实践的对象”，产生认识，又进一步使逻辑建立为“认识的对象”，产生理论，从而完成了对于“康德主义知识论”的真正走出。

未来发展

《资本论》的逻辑与方法论规定是发生学。其指向于研究与言说“历史”，旨在弘扬与推进对历史学发动“哥白尼革命”意蕴之经济学建构道路,使範畴落实在批判原则之上，贯彻于历史规定性之中。但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对这种道路和理论实践行动进行了“逆转”，推行庸俗化的解释学与非批判的科学主义主张，旨在相反将经济学沦落为特殊门类的自然科学。其理论工作特徵是进行世界－社会认识预设构图全面玩弄解释学语言实践谋求自然科学主义最高形式和规範是数学主义规划。由于存在种种问题，——就中国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维与语言工作体式出现“错位”之上，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实现“反逆转”。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实现“重构政治经济学”意蕴的经济学建构。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历史和实践化的工作原则与主张，以免除中国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重新锁入“解释学困境”危局之可能。首先，应继续坚持历史科学基础上的实践建构之路。其次，需要确实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学化”之名，行“去历史化”理论实质之企图。再次，应进而体会到“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其实是伪的，因为与马克思交会的真实性途径乃是通过历史和实践，绝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经济学实践之路归根结底旨在冲破资产阶级科学主义思维束缚之牢笼，而又始终能够在于最终解除解释学语言束缚之牢笼。

从时代条件出发，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蕴涵的本真思想进行认识还原，达成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及一切非批判的和庸俗化了的经济思想之确实批判，同时确实依据实践态的历史对之加以思维还原和语言还原，实现辩证法时代转向——工作思维及工作语言的具体化、民族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构之路只能归结为唯物主义史观上的一个“具体发生学”，乃是在开放结构中不断予以实践锚定的规定。这一实践逻辑工作路线旨在彻底冲破“资产阶级牢笼”、大写化和凸显“唯物主义发生学”。具有如下工作内涵:以“唯物主义逻辑”实践化理解研究对象结构，引出认识生产的社会规定性；以“唯物主义辩证法”规定性摒弃科学主义，全面拒绝解释学的主张。从而其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乃是要求于实践发展域中重构理论，寻求经济学的“本质”。这种以历史实践主义为取向的认识生产即是关于中国经济学的写真，它图画了经济学的内涵底蕴。

这些研究表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导向的历史的实践的方法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所以，在中国，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方兴未艾，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人文科学发生学研究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方法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不仅认识其意义，也要认识到问题，而最为根本的，是将发生学研究付诸实践，在整体上推动人文科学的研究与发展。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生学只是认识论与方法论的一种有效途径，它能有效解决事件发生与起源研究出现的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仅从科学要求的客观性而言，它也只能是“通过逐步接近而困难地达到”。

最后，我们可以简短结束这里的“抛砖引玉”：学国学，掌握髮生学的自然－社会的学科建设路径，是通达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华必由之路。

而我们之所以又强调必须选择《道德经》为工作开局，乃是在于：

一，经济学的源头是《道德经》

二，《道德经》研究的两个基本範畴“道”“德”，是经济形态社会理论的总纲。

三，《道德经》总览了《资本论》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