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中文百科全书

先秦文学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开始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司马迁，字子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製度发展，涉及礼乐製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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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文学

史记

《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下限到汉武帝时期，前后跨越三千多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书”则记述製度发展，涉及礼乐製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是探秋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他还亲自採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着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準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可以说，《史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通史，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也很高。

司马迁去世之后，《史记》并没有立刻流行，被人重视。到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经过努力，才开始流传，但到东汉时已经有了残缺。

注解方面，南朝宋的裴着有《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旧注本，唐朝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有很多新见地，唐朝的张守节用毕生精力写成《史记正义》，成就较高。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朝的《二十一史》本、清朝武英殿刻《二十四史》本参考价值都很高。清朝同治年间有金陵书局的刻本。1959年，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校勘本利于现今的读者学习参考。... ...

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佔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採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製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範围限製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

（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

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裏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製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準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範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弹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採用，影响十分深远。

（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鑒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採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採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裏，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啓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着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着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着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着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解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着名的史学家，着《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採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着、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着《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採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闢。《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闢。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

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着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採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裨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製，《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迴圈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迴圈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迴圈，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解。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鹹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裏，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着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着《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採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着作一百零几种，日人着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

《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蒐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

《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採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

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

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着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整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

《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储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

汇集历代学者的注解，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着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裏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整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着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着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沖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１８０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１３２种元杂剧中，有１６种採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国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着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裏，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着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

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闢蹊径，创获尤多。因所着《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

《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着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汇集《史记》各家注解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省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巨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製、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进化论影响了一个世纪的学者,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学者借镜西方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学理,又带动了司马迁人格与社会、民族、民俗思想的更进一层研究,而《史记》的文学研究仍是百年来的重头戏。

有关《史记》的工具书，以前述《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最为有用。索引内容，包括版本、目录、题解、关于《史记》全书及各个部分的研究、司马迁生平事迹及其学术贡献的研究、稿本和未见传本目录、有关《史记》的非专门着作日录、唐宋元明笔记中有关《史记》的文字条目、外国研究论文和专着目录等，甚为详备。此外，尚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的《史记及注解综合引得》，黄福銮《史记索引》、锺华《史记人名索引》、段书安《史记三家注引书索引》等书。其中黄福銮《史记索引》对查索《史记》中的人名、地名、事件、辞彙及习俗语，最为有用。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着。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啓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範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裏，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着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国小，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裏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心的.

补：其他考订着作一览

史记佚文1卷(清王仁俊辑)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页

史记正讹3卷（清王元啓）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81-927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 585-598页乾隆四十年刊本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宋洪遵) 学海类编本逊敏堂丛书本此伪书

史记阙篇补篇考(清汪继培、孙同元) 诂经精舍文初集卷8 汪文又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2-4页

史记索隐30卷(唐司马贞) 汲古阁本扫叶山房刊本广雅书局刊本

小司马索隐注误1卷(明杨慎) 升庵文集卷47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页

史记正义(清谭师吉辑) 抄本此书据王本史记摘出，并博考他书所引，为之补漏订误。光绪初年，稿本归苏州艺海堂书肆，见叶廷琯吹网录。日本人作会注考证时所云得旧抄本史记正义，疑即此书。

史记正义校补(近人高步瀛) 稿本

史记辨惑11卷(金王若虚) 滹南遗老集卷9-19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49页

史记考要10卷(明柯维骐) 嘉靖20年刊本

史诠5卷(明程一枝) 万历7年刊本一枝曾助凌稚隆编史记评林

读史随笔1卷(明陈懿典) 学海类编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影印本，题“读史漫笔”，50-55页

史记注补正(清方苞) 抗希堂全集本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56页—83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875-902页

史记评语1卷(清方苞) 戴钧衡刊望溪全集集外文补遗卷2 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4-91页

史记考证7卷(清杭世骏) 道古堂外集卷7-13 已散见殿本各卷考证中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2-158页影印道古堂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17-583页影印民国刻本

读史记札记1卷(清潘永秀) 昭代丛书丁集补本

史记志疑36卷附录3卷(清梁玉绳) 清白士集本广雅书局刊本光绪14年余姚朱氏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无附录丛书集成第148-159册清儒多推重此书，惟李慈铭讥其强解三代以上事。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159-517页缩印

读史记杂志(清王念孙) 读书杂志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518-620页

史记疏证60卷(清沈钦韩) 北京图书馆有抄本

史记评注12卷(清牛运震) 空山堂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621-897页

补史记注130卷(清钱土佔) 未刊临卒，以稿授松筠，见汉学师承记卷3.

史记辨证10卷(清尚镕) 道光10年刊持雅堂全集本同治中重刊全集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898-931页，前附重刻持雅堂全集序（萧浚兰）

史记集说130卷(清程余庆) 1918年石印本此书成于道光19年，向无刊本，石印甚简陋，遂不为世重。

史记校2卷(清王筠) 故宫博物院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32-973页题民国24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校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19-460页民国24年印本

史记纪疑2卷(清刘青芝) 刘氏传家集本

史记蠡测1卷(清林伯桐) 修本堂丛书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74-988页

史记拾遗7册(清林茂春) 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引书止经籍篹诂，成书当在嘉庆以后。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659-874页稿本

史记毛本正误1卷(清丁晏) 颐志斋丛书本广雅书局刊本丛书集成第147册此正汲古阁刊本史记集解之误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89-993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027-？页广雅本

景佑本史记校勘记（龙良楝）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25-1026页台湾省影印本

校史记杂识(清钱泰吉) 甘泉乡人稿卷5

读史记1卷(清许玉 ) 苏州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正义佚文纂录（近人李蔚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95-231页影民国刻本

史记正义佚文辑校（今人张衍田）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5卷(清张文虎) 金陵书局刊本文泱：中华书局1977年整理点校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71-194页同治11年金陵局本

史记札记(清郭嵩焘) 1957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日记两种(清李德基朱锦绶) 学古堂日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1册第994-995页牛锦绶读史记日记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李德基 399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朱锦绶413-418页雷浚等编光绪刻本

读史记日记3卷(近人沈惟贤) 学古堂日记本

史记札记2卷(清李慈铭) 1928年北京图书馆铅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71-79页

点勘史记130卷(清吴汝纶) 1920年南宫邢氏刊本 1915年都门书局铅印本此书一评文为主，间附考证语极精。

史记散笔2卷(清于鬯) 上海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校勘札记130卷论例1卷补1卷(清刘光蕡等) 光绪21年陕甘味经书院刊本

史记校注（佚名）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599-658页民国影印本

读史诤言4卷(清章诒燕) 江阴先哲遗书本

史记私笺1卷(清鹿兴世) 光绪28年山西高平县刊本

史记新斠注(清张森楷) 南京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探源8卷(近人崔适) 宣统二年崔氏觯庐刊本北京大学铅印本辨证史记之窜乱，以今文家言为主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70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1-70页宣统二年刻本

史记发微(近人杨赞襄) 1910年成都石印本

读史记蠡述（李澄宇）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47-880页

史记识误(近人周尚木) 1928年石印本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461-516页民国17年石印本

史记三家注补正8卷(近人瞿方梅) 学衡第40、45、55、57、58期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80-125页

史记解诂(近人吴国泰) 1933年成都居易簃丛着本

史记纪年考(近人刘坦) 1937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126-461页

史记考索(近人朱世榛──溱？) 1947年开明书店铅印本文泱：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朱东润)

史记旧注评议13卷(近人王骏图撰王骏观续) 1947年铅印本

史记订补8卷(近人李笠) 1924年自刊本又有史记订补之余，见武汉大学文哲季刊1卷1号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462-556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233-331页民国13年刻本

史记会注考证130卷(日本泷川龟太郎) 日本印本 1954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文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缩印本

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近人鲁实先) 1940年长沙湘芬书局铅印本文泱：岳麓书社1986. 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557-605页

史记书录(今人贺次君) 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读史记十表10卷(清汪越撰徐克範补) 雍正元年刊本 1927年南陵徐氏影印本二十五史补编本删史记原文第1册据原刊本

史记六国表新校正1卷(近人陈汉章) 浙江图书馆藏稿本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正讹1卷(清王元啓) 广雅书局刊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题：史记月表正伪）据广雅书局刊本

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校补1卷(清卢文弨) 群书拾补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

史表功比说1卷附侯第表(清张锡瑜) 广雅书局刊本史学丛书一集影印广雅本丛书集成第160册二十五史三编第2册第606-？页二十四史订补第1册第902-924页广雅书局刊本

楚汉帝月表1卷(明吴非) 贵池先哲遗书本二十五史补编本第1册据刘氏唐石簃贵池先哲遗书本

附注：史记各篇目录

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卷二夏本纪第二

卷三殷本纪第三

卷四周本纪第四

卷五秦本纪第五

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

卷十孝文本纪第十

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卷十二孝武本纪第十二

卷十三三代世表第一

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

卷十六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卷十九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卷二十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卷二十一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卷二十三礼书第一

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卷二十五律书第三

卷二十六历书第四

卷二十七天官书第五

卷二十八封禅书第六

卷二十九河渠书第七

卷三十平準书第八

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

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

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

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卷三十五管蔡世家第五

卷三十六陈杞世家第六

卷三十七卫康叔世家第七

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第八

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卷四十一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

卷四十二郑世家第十二

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

卷四十五韩世家第十五

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

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

卷五十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卷五十一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卷五十二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卷五十四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卷五十七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卷六十三王世家第三十

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卷六十二管晏列传第二

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卷六十四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卷六十六伍子胥列传第六

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卷七十一樗裏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卷七十二穰侯列传第十二

卷七十三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卷七十九範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卷八十乐毅列传第二十

卷八十一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卷八十二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

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卷八十九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

卷九十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

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卷九十三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

卷九十四田儋列传第三十四

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卷九十六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第三十七

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传第三十八

卷九十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三十九

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

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卷一百二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第四十三

卷一百四田叔列传第四十四

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五

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卷一百八韩长孺列传第四十八

卷一百九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

卷一百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卷一百一十五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卷一百一十九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第六十

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卷一百二十三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卷一百二十五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卷一百二十六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卷一百二十七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卷一百二十八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 “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採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成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準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着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着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蒐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採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梁啓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大江东去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魏晋南北朝文学

南北朝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的这些“新变”，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建安年代，迄于隋统一，历时约四百年。这一时期的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南北朝文学是文学研究整体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建国以来，收各大专院校、科研机构集体编写和专家个人编写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各有特色，其中有些着作还发生过较大影响。在此处增加文本内容

唐五代文学

第一节　唐五代文学综合研究【今日美文】 ☆ 没有大树的葱茏，就试着做一株小草吧 ☆ 红尘来去，才是生活的常态 ☆ 在每个人身旁，都可能生长着这样一簇野草莓 ☆ 阿么住进了白芷地裏 ☆ 输在起跑线，怕什麽？赢在终点就是了！ ☆ 别老想着捂住别人的耳朵 ☆ 要是写不完一本书，至少可以开始写第一页 ☆ 一夜未眠的韭菜饺 ☆ 给我百天的孩子：小布谷，愿你慢慢长大 ☆ 不甘贫穷的心灵 ☆ 人生如佛：小沙弥告诉你每天怎麽撞锺 ☆ 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家风” ☆ 再简朴的生活，也可以过得诗意和温情 ☆ 有炊烟的地方就是天堂 ☆ 阳春三月，像蝴蝶样与春天约会，听花开声音 ☆ 奔走的脚步到底通向哪裏 ☆ 光阴泥淖裏，多少人都是自己逗着自己玩 ☆ 义无反顾地往黑处走 ☆ 满山芳草绿，一汀杏花雨 ☆ 他再也不是那个把指甲剪到柔和的人了！ ☆ 穿越痛苦，终会无畏 ☆ 春天，坐火车去江南，看油菜花开【特别推荐】 ☆ 中国五大古典文学名着（连环画版） ☆ 国学大师网——传承经典，传播文明！　　一、唐代文学概论和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唐代文学概论　本世纪的唐代文学概论性的着作主要出现在三十年代，专着主要有朱炳煦的《唐代文学概论》和胡朴安、胡怀琛的《唐代文学》。其中朱炳煦着简述了唐代文学发达的原因、特点流派、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它在历史上的地位、价值，并重点讲述了唐文的演进、分类及唐诗的演进。胡怀琛等着也简述了唐代诗歌、小说、戏曲、抒情散文和杂文作品的创作情况，介绍了一些唐代文人轶事，以及唐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书后附有研究唐代文学的书目。　　同样，相关的专题文章也大多是唐代文学的简单介绍，缺少研究深度，如曦微的《唐代文学之鸟瞰》、张显丰的《唐代文学的研究》、张秀亚的《唐代文学一瞥》、黄江华的《唐代文学概说》等。但它们客观上起到了向当时普通读者介绍和普及唐代文学艺术的作用，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稍具深度的倒是从某一题材角度对唐代文学进行剖析的研究成果，如胡云翼的《唐代的战争文学》、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石笋的《唐代妇女文学之发展》等。这些成果的出现大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的兴起具有密切的关系，如胡云翼着出版于二十年代国内军阀混战之中，具有较强的反战色彩。孙俍工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劳工至上的思想。石笋文中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全社会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反映了妇女解放的呼声。　　唐代文学史的编撰　本世纪出版的严格意义上的“唐代文学史”并不多，在本世纪上半叶主要是陈子展的《唐代文学史》。该书共分唐代文学概说、初唐诗人、盛唐诗人、中唐诗人、晚唐诗人、古文运动、唐人小说、晚唐五代词人等八章，进行评述。议论简明扼要，初具“史”的规模。　　五十年出版的周祖譔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无论是在“文学史”的线索的梳理、规律的总结，还是在一些文学史主要环节、重大现象的研究方面，都较上述陈子展着前进了一大步。该书首先能把隋唐五代每一历史阶段的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比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这在前此的文学史研究中还是不多见的。其次，能够具体地提出作家的历史作用，评述其功过，而且其评价的标準也未完全受当时左的思潮的影响，比较注重文学艺术本身的标準，这也是难能可贵的。第三，在对一些文学史重要环节的研究中时有创见。如该书以杨炯的《王勃集序》为依据，最先指出龙朔年间曾有一场反上官体的斗争；在论及卢照邻的歌行体时，指出这种体裁的出现是诗的赋化的结果。总之，这部书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经过了二十五年的冷落之后，九十年代中前期又出现了两部新的“唐代文学史”，即罗宗强、郝世峰合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乔象锺、陈铁民主编的《唐代文学史》。　　从罗宗强、郝世峰着已经出版的上册和中册来看，比较注重各个时期文学风尚的描述和诗人群体的研究，在对文学家创作成就评价时，已经抛弃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学史中经常使用的现实主义和人民性的标準，较为看重艺术审美标準，另外，该书对一些重要的文学史问题的认识，也较前此的文学史着作更为深入，如他们对初唐宫廷诗歌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对盛唐诗歌艺术风貌的认识，都较有新意和深度。　　相对说来，乔象锺、陈铁民着则较为厚重、细密。他们在充分吸收了八十年代以后学界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分析和描述。这首先表现在该书章节的安排上，他们首次把“唐初宫廷诗人”、“吴中四士”等诗人分别列为专章进行论述，把“大历至兴元时期文学”、“鹹通至天佑时期其他作家”分别都用两章的篇幅进行探讨，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前人所谓的“文学史低谷”、“中小作家”的重视，体现了文学史研究已经从以前的思想艺术价值评判开始朝着“文学史”意义的评判标準转化了。其次，他们也很重视文学体式的形成和演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他们将“律诗体製的完成”单列为一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八十年代以后唐代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更新和转变。　　总的看来，这两部隋唐五代文学史在体例和写法上，基本上还是沿袭的以前的模式，即先分大的时段，然后再以作家作品的评述为主。并没有充分显示文学艺术流变的历史轨迹，深入总结隋唐五代文学艺术发展的巨观规律。　　值得注意是，世纪末出现了一部写法新颖、面貌不同的隋唐五代文学史着作，这就是由傅璇琮主编，傅璇琮、陶敏、李一飞、贾晋华、吴在庆等合着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该书充分吸取了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刘德重的《中国文学编年录》、熊笃的《天宝文学编年》、吴文治的《中国文学史大事年表》等文学史编年着作优点的基础上，分段对唐代进行文学的编年，把唐朝的文化政策，作家的活动（如生卒、历官、漫游等），重要作品的产生，作家间的交往，文学上重要问题的争论，以及与文学邻近的艺术样式如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印刷等门类的发展，扩而大之如宗教活动、社会风尚等等，择取有代表性的资料，一年一年编排，使读者看到文学上的“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由于编着者本人在编写这部书的同时，已经对相关的文学时段的史实、作家的生平进行了大量的考证，所以这部书并不仅仅是把学界已有的文学史考证成果的汇总，其中更体现了编着者的最新学术成果。尽管编着者们认为，这部书还只是一种编年性的资料“长编”，但是这部书的出版已经使有心的读者能够利用本书较为丰富的资源，描绘出富有才情的唐代文学流程图景，已经开始引出一些原先意象不到的新的研究课题。　　二、唐代文学与政治製度之关系　　众所周知，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除了有自身的规律，还和当时的一些社会製度甚至政治製度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加上本世纪下半叶我国文学研究界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的文学理论也很强调文学艺术与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其它意识形态的关系，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政治製度之间关系的成果就非常多，取得的突破也较大。　　唐代文学与科举製度之关系　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这种说法，历代都有人赞同或反对。在本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大多囿于此论，援引《全唐诗序》所说“唐开国之初，即用声律取士，聚天下才智英杰之彦，悉从事于六义之学，以为进身之阶”，或者引《唐会要》卷七十六《贡举中·进士》所记：“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变更，旋即仍旧”，得出唐代开国以来就以诗赋取士，所以促进了唐代文学的繁荣这样的结论。　　但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有些学者对这种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皇甫煃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中，就通过对历史资料的征引和辨析，论证了唐代以诗赋取士不始于唐初而始于神龙至开元年间，从而认为：“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进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象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　　针对皇甫煃文的这种观点，王水照又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中进行商榷，他首先指出，《唐诗选·前言》中所说的“进士科的发展与庶族的勃兴相联系，主要指唐中叶以前的情况，尤其对盛唐、中唐诗歌高潮的影响至为突出”，然后针对皇甫文关于唐代以诗取士“始于开元年间而定型于天宝之季”的论断，认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是包括诗在内的，因此将以诗取士的科举製度视为初唐诗歌的初步繁荣和盛唐诗歌的高度繁荣的一个原因是不错的。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在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关系时大多从更广的角度考虑问题，作更深细的资料考证工作。所以产生了一些资料翔实、考证谨密的考论结合的论着，如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陈飞的《唐诗与科举》等。　　其中程千帆着经过对大量材料的梳理、考订、判别之后，认为“对于唐代文学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并非进士科举製度本身，而是在这种製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他说，行卷是举子们用来直接显示自己在创作上的才能和成绩的作品，因此都是精心结构之作。行卷的作品“可以较自由地选择题材和主题，可以较自由地发挥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可以有较富裕的时间来从事艺术构思，可以用较多的篇章、较大的篇幅以及各种各样的文体来充分显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才能和风格”，“就行卷之作这方面说，它也带来国一部分坏影响，但主流是好的，是起着促进作用的。”作者在这部着作中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仔细地考察、论证了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对唐代古文运动所起的作用，行卷风尚的盛行与唐代传奇小说的勃兴。最后指出，科举製度是唐代以来採取的一种官员选拔製度，是强化期政权的重大措施。它不可避免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进士科举，则又是唐代科举製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是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这样，就不能不直接对文学发生作用。这种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如果就它以甲赋、律诗为正式的考试内容来考察，那基本上只能算是促退的；而如果就进士科举以文词为主要考试内容因而派生的行卷这种特殊风尚来考察，就无可否认，无论从整个唐代文学发展的契机来说，或者是从诗歌、古文、传奇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来说，都起过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总之，此书无论是在科举对唐代文学的影响这个问题的论述上，还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都给唐代文学研究领域以新的啓示。　　在程千帆之后对唐代文学与科举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是傅璇琮，他的成果重要体现在论文《关于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和专着《唐代科举与文学》中。在这些成果中，作者通过对历史材料的清理与辨析，肯定了以诗赋作为进士考试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国一百余年以后，而此时唐诗已经经过了婉丽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阶段，开始放出璀璨夺目的光彩，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这样，作者就充分论证了进士科以诗赋取士成为固定格局，正是诗歌的发展繁荣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影响的结果；不是以诗赋取士促成了唐诗繁荣，而是唐诗的繁荣促成了以诗赋取士。而且，作者还以大量的材料，论证了唐代进士科的考试诗赋对文学的发展产生的消极作用。但是，作者又指出，如果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角度看，科举製度作为一种在当时政治上起进步作用的製度对文学又有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科举製度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唐代文化普及从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了前代，而唐代灿烂的文学艺术就是以文化的普及为基础的。其次，科试诗讲究声律对偶，也刺激了文人对声律音韵的研究，从诗歌创作的形式来说，也不是没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再次，科举製度还形成了漫游的风尚，扩大了文人的行蹤，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有利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认识。这些论述是比较辩证和中肯的。傅璇琮在文章中还指出，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应该把视野放宽一些，可以把科举製对社会风气与文人生活的影响作为研究课题，进行较全面、历史的考察。这个研究方向也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　　作为傅璇琮上述研究构想的实践，陈飞在十年以后出版了《唐诗与科举》一书。该书就是从唐代社会政治的大背景入手，分析了唐代科举製度的成败得失，以及它和唐诗“品格”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进而对唐代科举士子的心态、生活、信仰、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进取姿态的等情状作了较为深入、独到的剖析，同时还以大量生动有趣的史料实例，对唐代科举製度对唐诗所起的作用也作了入情入理的探讨和阐释。与上述程千帆、傅璇琮着不同的是，该书除了具有学术性，还注重趣味性和和可读性，是一本雅俗共赏的读物。　　此外，八十年代以后，还出现了一些专论唐代科举製度与文学之关系的文章，其中较具学术深度者主要有：马积高的《唐代科举考试与诗的繁荣》、蔡川右的《唐代诗人与进士科》、任爽的《科举製度与盛唐知识阶层的命运》、尹佔华的《唐代文人社会地位的变迁与文学的发展》、陈飞的《唐代科举製度与文学精神品质》、尚定的《论武则天时代的“诗赋取士”》。　　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以后，还有一些学者另闢蹊径，从科举製度的外围生活形态――干谒风气的角度，探讨唐代科举製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薛天纬的《干谒与唐代诗人心态》、葛晓音的《论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等。　　其中薛天纬文指出，荐举是唐代相对于科举入仕的另一条求仕之道，唐代文人要想通过荐举之路走上仕途必然要行干谒之事。所以该文旨在通过列举大量的实例，引证一些历史资料，对有用世热情的唐代文人在行干谒之事的种种心态作出分析：“自矜与躁进”、“委屈与自饰”、“感激与感愤”。　　葛晓音文从初盛唐取士举人的观念变化、礼贤风气在盛唐的形成，以及初盛唐文人的干谒方式和精神状态等方面，对唐代科举製度对盛唐诗歌风貌的影响作了新的探索。作者首先通过对初盛唐一百多年间朝廷用人标準变化的详细考察，认为在科举和荐举中逐渐形成的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最终在盛唐开元年间成为朝野的共识，以及政治清明的主要标準，是造成初盛唐文人独特干谒方式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初盛唐干谒之风盛行的基本背景。作者还从初盛唐文人种种干谒方式中看出，初盛唐文人无论是贡举还是释褐，调选还是隐居，只要不放弃仕进，就离不开干谒。然而从初盛唐文人的干谒诗文来看，这种风气对他们的精神面貌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初盛唐文人在上书陈啓时几乎都不承认自己是干谒，总是竭力将自己的行为与一般的干谒区别开来。这主要是因为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观念改变了干谒者的心态。统治者求贤礼贤的姿态使他们找到了自己与被干谒者在人格上平等的支点，从而在干谒中消除了仰人鼻息的屈辱感，理直气壮地将干谒视为出于公心、平交王侯的合理行为。初盛唐文人在干谒中不但力求与权贵保持人格的平等，而且表现出高谈王霸的雄才大略，以及对个人才能的强烈自信，反映了文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理想以及心胸宽广、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盛唐诗歌乐观开朗的基调正是由这种精神风貌所决定的。干谒对盛唐诗歌的另一重要影响，是缺乏世故的下层文人在诗歌中充分反映了幻想破灭后的激愤，尤其是布衣对权贵的不平之气，成为盛唐诗的基本主题之一。此外，干谒作为向先达者自炫才能的一种方式，往往要进献诗赋。特别是在唐初到神龙年间进士不试诗赋的相当长的时期内，干谒成为文人最重要的诗歌社交活动，对于诗歌发展的刺激作用，甚至超过了进士试。葛晓音此论解决了前此学界一直无法说清的初唐时期科举製度对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的问题。　　唐代文学与幕府、使府之关系　九十年代以后，在唐代社会製度与文学之关系方面，幕府、使府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其中又以戴伟华取得的成果为最多。　　其《唐代幕府与文学》是大陆第一部比较系统研究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着作。该书首先对古代幕府製度作了一番研究，阐述了唐代幕府之盛与文人积极入幕的原因，认为唐代幕府的兴盛与节度使相始终，尤其是方镇的出现使其成为常置，方镇长官大量网罗名士入幕，加上科举製度并不能使士子们如愿以偿，因而布衣、旅客、方士、隐士等等均通过因人请托、以文干谒、献计献策等方式进入幕府，成为幕僚。该书重点探讨了唐代幕府与文学的关系，指出唐代许多着名诗人的坎坷而丰富的幕府经历，使他们有机会接触显示社会，直接面向冷峻的人生和广袤的自然，从而创作出了无尽数的优秀作品。不仅诗歌，四六骈文以及传奇小说的创作和发展与幕府也有至为紧密的关系。作者指出，既然社会上有大量的文士混迹幕府，不得不对章奏之学进行钻研。章奏之学的蔚然大盛，则必然影响到当时文学的风气。人们在研究古文运动时，对古文运动以后何以古文写作难乎为继，古文何以不会取代骈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曾多方加以分析，而显然幕府的兴盛与文人纷纷入幕为章奏之学，是其中重要因素。同样，广泛存在的幕府，是文人相对集中的场所，也为他们讲述、记录、传播故事提供了十分便利的阵地。中唐以后，传奇创作渐盛，这与中唐以后幕府的兴盛也是分不开的。　　在取得了上述成果之后，戴伟华又蒐集整理了相关的事类材料，编製了《唐代方镇文人创作编年》，进而直接对唐代文人入幕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这一核心问题进行攻坚，终于在几经磨砺之后，推出了《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这一文史结合的唐代文学研究新成果。　　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满足于吸收史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文学史问题，而是自己动手，对现有的方镇幕府製度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考订。如该书第一章第一节通过对方镇製度的考辨，分析中央与方镇之间关系及其对文士的影响，发现“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要津”的传统提法有失偏颇，认为大多数文人应是“先闢于方镇，次升于朝廷”，即经过“科举及第――服务方镇――入朝为官”的过程。再如，第三章第一节用统计的方法分别描绘了文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分布状况，对入幕文士的出身以及入幕任职情况进行了排列和展示，依据对文人分布和文人貭素的统计，发现明人胡震亨以来关于盛唐文人入幕乃一时风气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作者指出盛唐入幕人数尚少，特别是文学家甚少，文人入幕非一时社会风气而是个别现象。　　在研究思路方面，本书作者也未囿于传统的线性探索的研究模式，而是把文学研究建筑在文化地理研究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历史文化现象的空间分布。如作者在第三章中先是编製了《文学家入幕地点简表》，然后根据统计数位分析了文人入幕的分布情况，发现西川、淮南为唐代大镇，有特殊的地理、政治、经济地位，也是文人入幕最为集中的地方；而从文学家佔籍来考察，籍裏为北方者居多，而参幕则多在南方。对于这些新发现的问题，作者从各个角度作了尽可能的解释，同时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唐代文人的某种心态。在文人的知识结构中，他开始关注过去一段时间内几乎被忽视的区域文化。基于这样的史实，所以作者揭示出权德裕之所以能在唐代第一个从正面多次肯定楚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正是缘于他对楚文化的关注，而这又和他长期在楚地为幕的经历分不开。另外，作者还论述了使府文人对特定区域民情民俗的记载、对特定区域山川风物的关注，这些都使唐代文学的表现题材得到了开拓、文学语言得到了更新。　　然而，本书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作者发现和解决了一些向为人所忽视、误解的文学史问题。如学界通常在解释盛唐边塞诗繁荣原因时，总是喜欢说盛唐文人多有赴边入幕之经历。作者在大量的材料排列和资料对比后指出，“所谓盛唐知识分子赴边为一时风气的表述是错误的”。作者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与仕进的关系。盛唐国力强大，政治开明，给士人提供了多种出路，科举考试外，有献文入仕，有因人举荐入仕等。入边取军功在盛唐尚是文人的理想，对武职僚佐更为实际，而且边帅的荣宠并不一定就能带来部下的升迁。第二，与游边的关系。盛唐人喜游历，游边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唐人游边一般不会深入，只是在幽冀、河东一代。第三，与个性的关系。高适、岑参等着名诗人入边幕在当时也还是个别现象，不能以偏概全。作者的这些分析不仅细入，而且也有相当的说服力。再如，作者在对唐代幕府中府主与幕僚均喜说闲话、讲故事的现象细致考察后指出，学界普遍认为的唐代传奇小说的繁荣与进士行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的说法值得怀疑。他认为，牛僧孺的《幽怪录》（即《玄怪录》）并非成于早年（牛僧孺贞元二十一年和李宗闵同登进士第），当为幕府宾主之间的谈故事的记录，据书中提及的时间推论，大概是在淮南、东都、山南任上完成的；张读的《宣室志》，似成于大中十年至十二年宣州幕；裴铏的《传奇》，成书于乾符年西川幕府；高彦休编《阙史》在中和四年高骈淮南幕府；刘山甫《金溪闲谈》乃作于福建判官任上。作者最后认为，唐代传奇的创作实与幕府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至少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代传奇生成的文化环境以及唐人小说繁荣的重要原因。这样的论断应该说是新颖而又辨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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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文学

宋词虽与楚骚、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元曲并称为所谓的“一代之文学”，但在宋代的文学创作中，诗和文的创作也相当发达，成就与影响不输宋词。看重文学功利性的宋代文人十分重视诗文，致力于充分发掘它们的审美功能与政治功能。应该说，诗文是最能反映他们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

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即已登峰造极，臻于绝诣，一种成熟而凝定的诗歌範式业已深入诗人的思维模式与文化心理结构。人们每每喜欢引用“宋人生唐后，开闢真难为”(蒋士铨《辩诗》)来形容宋人所面临的难以为继的困窘。然而诗歌总要随着时代的步伐演进，即使找不到新道路，下山路也得继续走。宋人小心翼翼地绕开唐诗中已经形成的法度套路，尝试摆脱唐诗的藩篱，他们强烈的创新精神与用意经营的创作实践令宋诗别开生面、成绩斐然。

题材的开拓是宋诗的一大特点，虽然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却能在唐人开垦过的土地上继续耕耘、向深处挖掘，他们把眼光放在了日常生活中的琐事细物上，拿类注苏诗与《类编增广颍滨先生大全文集》前六十卷的类目[14]与《瀛奎律髓》相比，在“士人日常生活”方面增加了生日、修养、省亲、书画、笔墨、砚、琴、剑、器用、灯烛、食物、葯物等，这些即使在唐诗中出现过，也是零星点点，然而在宋代数量之多已可归类。不仅如此，宋诗分类愈加精细，譬如蒲积中《古今岁时杂咏》在岁时节气方面的分类，颇能洞幽烛微。选材角度也趋向世俗化，我们可从苏、黄与李、杜的送别赠答诗，範成大、杨万裏与王、孟的山水田园诗的比较中看出这种新变。宋人的送别诗多写私人的交情和自身的感受，山水诗则多咏游人熙攘的金山、西湖，从超尘出世的原始山林回到了亲切可感、情趣盎然的烟火人间。而且宋诗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也多是普通人，不再是令人仰望的盖世英雄或绝俗高士。这些都使得宋诗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与唐诗的奇情壮採迥然有别。

宋诗艺术手法上的创闢之处，前代学者早有论述，严羽概括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沧浪诗话》），虽然他的出发点是批评宋诗，但是这句话却比较準确把握了宋诗异于唐诗的艺术特征。[15]“以文字为诗”进一步说就是以文为诗，即诗歌的散文化，以散文句式、句法入诗。韩愈诗已经开始运用，“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以文为诗可以突破诗歌语言句式的束缚，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但也很容易破坏诗歌语言的优美生动，削弱诗歌的美学特征。“以才学为诗”主要表现为广征博引、多用故实。这与宋人高度的人文修养、学术水準有着直接的关联。唐代的杜、韩已露端倪，但终未形成“一代”之倾向，至宋代则成为一种普遍风气。从西昆体到苏轼，延续到黄庭坚及江西诗派。宋人的使事用典，寄托深化了所要表达的人文情怀，有不少可以做到贴切恰当、增添渊雅风味；但也有些只在学问中讨诗料，“除却书本子，则便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传统观念中诗是“主性情，不主议论”（沈德潜《说诗晬语》）的，宋人却“率以议论为诗”（潘德与《养一斋诗话》）。自梅尧臣、欧阳修、苏舜钦起，议论就已经成为一种倾向，但还处于探索初创阶段，诗中议论较多生硬。发展到王安石、苏轼，他们借助深厚的文化蕴涵，包括禅学机锋以及各方面的艺术修养，使诗歌的议论变得更富理致思辨、更加成熟自然。南宋陆游、杨万裏、朱熹等人则凭藉对生活的丰富体验和高度的理学思想修养，写下了更多“有理趣而无理障”（刘熙载《艺概》）的代表诗作。议论化为诗歌开闢了新的题材範围和美学境界，使宋诗迥然有别于唐诗。但过多的议论也会削弱个体情感的意味，使得诗歌思理严肃而灵动不足。

在唐诗之外新变的这些艺术特点，既成就了宋诗，同时也因其弊端招致了接踵而来的不满与批判。甚至有批驳者认为宋“一代无诗”（王夫之《姜斋诗话》），清代竟致出现“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叶燮《原诗》）的现象。相反，推崇宋诗的也大有人在，认为欧、苏、黄、陆等诸大家“与物无所不收，于法无所不有，于情无所不畅，于境无所不取”（袁宏道《雪涛阁集序》），清代也掀起过宋诗热，“远近竟尚宋诗，见读唐人诗辄笑之”（沈德潜《方重华勺湖集序》）。唐诗与宋诗优劣的争论可谓是此起彼伏、旷日持久。

尊唐抑或宗宋的争论，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範型、文学价值的观念之争。之所以久而未决，正说明二者力量的势均力敌。其实，唐诗与宋诗之间有着不可忽略的因袭痕迹，他们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两个连续的点，一脉相承，有拓展，也有延续。宋人在努力开闢自己的诗风时，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而另立规则。唐诗的浸淫是潜移默化、无可避免的。即便是宋诗最具特色的创新之处依旧能从唐诗中寻出蛛丝马迹来。譬如，诗歌题材、语言的通俗化趋向实际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进一步描写更加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採用更多的俗字俚语，从而形成一种显着的特色。诗歌的议论化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到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以议论为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诗坛风尚。“以文为诗”则始自韩愈。在对唐诗典範的承传创变中，杜甫、韩愈对宋诗的啓迪作用尤其重要。宋人曾说：“工于诗者，必取杜甫。”（黄裳《陈商老诗集序》）清人叶燮则认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原诗》卷一）宋人正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代诗风的，宋诗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宋人的可贵之处即在于他们的高度自信与创新精神，挑战极盛，力创与唐诗并峙的另一座高峰。

宋代诗人的惨淡经营使宋诗于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闢新境。宋代许多诗人的风格特征都是生新的，如梅尧臣之平淡、王安石之精悍、苏轼之畅达、黄庭坚之瘦硬、陈师道之朴拙、杨万裏之活泼，都可看作是对唐诗风格陌生化的结果。一般认为宋代诗坛的主要风格有两种，即平淡流畅与拗峭瘦硬。苏轼和黄庭坚是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学理想殊途而同归，无论是崇陶还是尊杜，一致指向的都是对平淡美的讲求，这实际是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宋人还常花费机智与心思在诗中融入自己的知识学问，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令人读其诗如嚼橄榄，慢慢咀嚼其中深意。由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在宋代诗风的背后，对应着宋人深刻的思致、复杂的心境与细腻的感觉，和唐人大不一样。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老成，这才是唐宋诗内在本质上的差异。[16]

宋诗在题材内容、艺术表现、审美风格上的突破，奠定了宋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典範地位，与唐诗双峰并峙。宋诗的长处，不在情韵而在思理，“筋骨思理”是宋代诗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在诗歌中的集中表现。宋诗经过理性节製的情感内蕴，温和内敛，没有唐诗的热烈奔放；平淡瘦劲的艺术风格，也没有唐诗的色泽丰美。但它同样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一大範式，对后代诗歌影响深远。金代苏学大盛，有“金源一代一坡仙”的说法。元、明、清的诗坛上尊唐与宗宋一直交错出现，甚至在一个人的诗集中存在着学唐体、效宋调的并存迹象。特别是到了清代，宋诗开始受到重视。清中叶，尊唐宗宋者各有其人，晚清“同光体”盛行一时，有学者以为它是宋诗中兴的标志。宋诗对后世的影响几乎可与唐诗相颉颃，宋以后的诗歌大抵未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範围。

不像诗歌，后人对于唐、宋两代的散文没有太多的轩轾之见。宋代散文沿着唐代散文的道路迅速发展，成就卓异。在作家阵容、体製法度、艺术风格、文章功能诸多方面堪与唐文并峙，甚至超越了唐文。明代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标举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古文八大家，除韩、柳外，皆为宋人，可见宋代古文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两宋散文流派层出，群体蜂起，他们各树一帜，竞闢新境，共同创造了宋文发展的繁荣景观。北宋前期有五代派与复古派、西昆派与古文派的对峙与抗衡，各以徐铉、柳开、杨亿、穆修为核心；北宋中叶是散文发展的鼎盛期，不仅涌现出一系列的流派与创作，而且出现了欧阳修、苏轼等散文巨擘，一改前期诸派各有偏执、气局较窄的缺失。主要在欧、苏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却又结构松散的古文派，成为宋代品味最高、成就最大、影响最广、且具有多元化倾向和开放性特征的散文流派。这批作家的人文素养相当精深，在创作上以数量与质量二者兼胜，且在当时的地位较为显赫，具有极强的号召力和深广的影响力。南宋散文的创作实绩较北宋逊色。南渡前后文採派与抗战派并行发展，各以汪藻、李清照和李纲、岳飞为代表。中兴时期，事功派、理学“正统”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或联袂而出，或鼎足而立，或前后继踵，形成又一个繁荣期，其中陈亮、辛弃疾、陆游、朱熹、叶适等皆为散文名家。南宋末年，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派以慷慨激昂、悲壮雄劲的旋律将宋文推向最后一个高潮。宋代散文作家的阵容较之唐代壮大了许多，不仅流派众多，而且名家蔚出。除“唐宋八大家”中的六家宋人，北宋的王禹偁、範仲淹、晁补之、李格非、李廌，南宋的胡铨、陆游、吕祖谦、陈亮等人，都以散文名家。

宋文成就与体裁样式的开拓和创新密不可分。散文文体在宋代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古文发达的同时伴随着宋四六、文赋、记体散文等多种具有重要开拓性的体裁样式。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古文章法、句法等方面的探索给宋代古文作家以有益的啓示，但当时的古文并未能取代骈文的文坛正统地位，晚唐五代时骈文依然佔据优势。宋代作家清醒地鑒别了唐代古文的得失，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们十分注意吸收骈文、赋体在辞採、声调等方面的长处，构筑古文的节奏韵律之美；他们还借镜古文手法改造骈文、辞赋，发展骈文、辞赋中的散文化倾向[17]，创造出参用散体单行的宋四六和文赋。宋人对于“记”体的发展、改造、创新最为引人注目。叶适说：“‘记’虽（韩）愈及（柳）宗元犹未能擅所长也；至欧、曾、王、苏始尽其变态”（《习学记言》）。此外还有大量的书序、题跋、诗话、笔记、日记、文艺散文，体裁完备，格式多样。[18]大多不拘形式，独具一格，标志着古文文体的充分解放。

宋代文风在韩文之雄肆、柳文之峻切外开闢出新的艺术境界，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如欧阳修的平易纡徐、王安石的简洁峻切、苏轼的自然雄放等，整体倾向则和诗歌的发展路径基本一致，主要是朝着更加自然、更加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趋于平易畅达、简洁明快。为纠正唐文艰涩古奥之弊，他们在语言上尤其强调“达意”的重要，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採的文风。这种风格使宋文如行云流水，又能将散文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很好地结合起来，极易为作者和读者所接受，无疑具备更加广泛的适应性。自宋代始，古文成为用途最广的散文文体，以古文为主、骈文为辅的文体格局得以最终确立，历元、明、清诸代而没有变化。明末艾南英说：“文至宋而体备，至宋而法严。”（《再答复彝仲论文书》）这句话正是对宋代散文历史地位的定评公论。

就文学成就而言，宋文与宋词、宋诗也难以强分高下、硬作轩轾。宋人自己对本朝文章很是期许，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集古录跋尾》卷四）陆游说：“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尤延之尚书哀辞》）。后代文人亦颇推崇，“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李渔《闲情偶寄·词曲部·结构第一》），既将宋文列为宋代文学之胜，又将其地位与汉史、唐诗相并列。宋文成就也确非虚名，从流派的众多、体裁的完备、表现的成熟等诸多方面来衡量，宋代散文确实处于中国散文发展史上的巅峰状态，其地位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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