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

​文物简介

后母戊方鼎又叫司母戊大方鼎，是商代已经发现最大的青铜器。后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王室祭祀用的青铜方鼎，是商朝青铜器的代表作。后母戊鼎器型高大厚重，形製雄伟，气势宏大，纹势华丽，工艺高超，又称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是现存的先秦时期最重的青铜铸件，铸造年代约在商代晚期，反映了殷商青铜冶铸业的技术水準，是商周青铜器的代表作。

年代: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用途:食器;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高133釐米、口长112釐米、口宽79.2釐米.先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以云雷纹为地，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部周缘饰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称“司母戊鼎”），形製巨大,雄伟庄严，重832.84千克，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部内壁铸铭“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

“后母戊”青铜方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範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製作如此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製陶範、合範灌注等环节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后母戊”青铜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青铜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我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流传历史

村民“探宝”发现大方鼎

1939年3月15日，武官村一村民，名叫吴希增，来到同村吴培文家祖坟地裏，以寻找中葯材“田七”为名，实际是“探宝”(盗掘) 。在他用探桿(洛阳铲)探到十几米处时，碰到了硬物，而且洛阳铲也卷了刃。于是吴希增跑到吴培文家，向他叙述了刚才的“探宝”经过。两人商量后，就在当天夜裏，找了七八个人，来到吴培文家祖坟地，开了一个宽二尺、长六七尺的长方形坑。

众人使用抓钩子刨土，又在坑口处安装辘轳往上吊土。过了两个多小时，当挖至十三四米处时，大鼎鼎身呈现。但此时天色渐明，众人害怕日本人知道，将土回填，返回武官村。

3月16日夜裏，参加盗掘的人数增至三四十人，当地区公所也派了两个排，在距离现场50米处设岗。这次，众人将坑扩大至2.5米见方。到了午夜时分，鼎身显露出来， 斜立在泥水之中，口向东北，足向西南，一耳朝上 。村民用旧井绳拴在鼎耳上，想尽各种办法向上拉，但鼎纹丝不动。

3月17日，夜幕刚刚降临，吴培文拿着刚从县城买来的三条新井绳，其他村民抬着早已準备好的大梁等，在坑口搭了一个三角架。 麻绳一头拴在鼎耳处，一头拴在鼎足处。这些村民分成两班，先撬起鼎的一端，用土填实后，再撬起另一端，如此这般重复，直至次日，即3月18日凌晨5时，才将鼎从十几米深的坑中拉出。

这时，村民发现埋在底部一侧的另一只鼎耳不在器身上，去坑中寻觅，不见，又发现断口为旧茬，遂作罢。众人使用一辆三头骡子拉的铁轮车，将大鼎运到吴培文家 ，并将其埋在吴家粪坑之内 。

命运坎坷

掘出大鼎的讯息不胫而走，在大鼎掘出后一个月，北京城最大的古玩商萧寅卿随身带着两个保镖，乘专车来到吴家。表示以 20万大洋购买此鼎，但提出要将其分解为8块。

受20万银元诱惑，村民开始肢解大鼎，村民买来三打新锯条，分别锯刻有铭文一侧的两个鼎足。但36根锯条几乎磨秃，鼎足仅留下轻微的痕迹。村民又用50磅的大油锤猛砸鼎壁，但大鼎仍完好无损。经过四五十锤，鼎耳终于被砸掉了。这次肢解使鼎身出现无法磨灭的损伤。

后来村民感到肢解大鼎太难，而且，如果萧寅卿变卦，就会落得一场空。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大家横了一条心，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众人商议后，将大鼎转移至吴培文家西屋马棚下，砸下的鼎耳交予探宝人吴希增保管，藏在他家空炕中。

日军抢鼎数月之后，驻彰德县(日伪时期安阳县)日伪宪兵队队长井东三郎得知此事，开始抢鼎。

第一次搜查武官村，日本人动用铁道警备队、日本宪兵队三四百人，在村各路口架起机枪，将全村围得水泄不通。

因为汉奸告密失误，日本人一进村就直奔与吴培文家一墙之隔的西院马棚，结果一无所获。经过这次搜查，村民连夜将大鼎挖出，将其转移至吴家平日用以装马草的东屋。又在东屋地下挖了一两米深的大坑，将鼎埋入。

为了应付日本人的再次搜查，村民用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尊殷墟出土的无铭文的青铜甗，并将它与一些碎陶片一并放在吴家的空炕裏面。

第二天，日本人又来了，并找到了那尊藏在空炕裏面的“青铜甗”。正在此时，从武官村西北方向刮起几十年罕见的大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飓风卷着泥沙袭来，连根拔起大树几十棵。日本人不敢久留，带着搜查到的“宝物” ，离开了武官村。

重新掘出

抗战胜利次年，即1946年6月，安阳县参议员兼古物储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四处打听大方鼎的下落。

吴延年日伪时期曾任督学之职，是大方鼎的股东之一。

6月28日，陈子明将其逮捕入狱，案由是吴延年在日伪期间有“附逆” 行为。吴延年为洗刷罪名，说出了大鼎的埋藏地点，并愿将鼎献出，借以“将功补过”。

1946年7月11日深夜，陈子明、安阳县长姚法圃在驻军40军的协助下，直扑吴培文家东屋草房，将大鼎从地下掘出。随即，又直奔吴希增家，搜出鼎耳。

后来，驻安阳军事当局总司令王仲廉(即当时驻新乡县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将存放于古物储存委员会的大方鼎派人押运至南京，作为蒋介石60大寿贺礼。

1948年5月29日至6月8日，中央博物馆筹备处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司母戊鼎首次在南京公开展出。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政府曾欲将司母戊鼎运往台湾省，但终因难于搬运而放弃。

再现辉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司母戊鼎一直存于南京博物院。1958年，南京博物院从山东请来两位师傅，为司母戊鼎复製了另一只鼎耳。1958年，司母戊鼎陈列于南京博物院《中国历史文物陈列》。

1959年8月31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建筑竣工，当年10月2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司母戊鼎从南京博物院迁至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于《中国通史陈列·奴隶社会》，更加广泛地面向观众。自此，作为国之重器，“青铜之王” 开始走向新的辉煌。

1989年7月19日，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开始对司母戊鼎进行科学保护 。

2011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也隆重开展，司母戊鼎傲然矗立其中，恭迎广大观众盛临。

文物特征

后母戊鼎厚立耳（其中一耳为后配），折沿宽缘，直壁深腹平底，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中空柱足。器耳上饰一列浮雕式鱼纹，首尾相接，耳外侧饰浮雕式双虎食人首纹，腹壁四面正中及四隅各有突起的短棱脊，腹部周缘饰饕餮纹，均以云雷纹为地。足上端饰浮雕式饕餮纹，下衬三周凹弦纹。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型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该鼎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作，造型厚重典雅，气势恢宏，纹饰美观，铸造工艺高超，亦是已发现最大的商代青铜礼器。

研究考证

铸造工艺

后母戊鼎的铸造工艺十分复杂。根据铸痕观察，鼎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身共使用8块陶範，每个鼎足各使用3块陶範，器底及器内各使用4块陶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範浇铸而成。铸造此鼎，所需金属原料超过1000千克。而且，製作如此的大型器物，在塑造泥模、翻製陶範、合範灌注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复杂的技术问题，同时必须配备大型熔炉。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与杰出的技术成就，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此外，经光谱定性分析与化学分析的沉淀法所进行的定量分析，后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战国时期成书的《考工记·筑氏》所记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从中可见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内在传承。

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母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製的。

文物作用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有关青铜器的研究，以及甲骨文中的记载，认为在鼎腹内壁铭文“后母戊”三个字中，“戊”是商王武丁的后妃妇妌的庙号。以及根据铭文可知，后母戊鼎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亲妇妌而製的。

文物更名 

最初给这个鼎命名的是郭沫若先生，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着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司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争论，令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製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

《诗诗·大雅·思齐》记载了两位伟大母亲，就是“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和“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周易》64卦中又有诸多新闻卦辞、爻辞涉及记载；大任乃是殷商帝武乙之胞妹，大姒是帝乙之堂妹，见证如序列54归妹卦象，以及泰卦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这个宝鼎，可以準确到是周公旦于干支戊戌年，对应公元前1043年，也就是“摄政王五年”主持铸造的祀神礼器。于公元前1062年、干支为己卯年，姬昌赢得商纣王赦免出狱，回归故裏，当年74岁称“闢王”，为“文王元年。”但是，姬昌去年还在羑裏狱中的戊寅、已卯年，痛恨交加，失去两位亲人：母亲和爱妻。详见证如序列44姤卦象之九五爻辞：“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序列47困卦象之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以及九四爻辞：“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其“石”象数寓意指公季历蒙冤遇害，归类艮卦为小石、小儿子；而“蒺藜”“含章”寓意大任，归类巽卦为乙木；坤卦为“章”为母也。殡仪车，风俗称“金车”，因“困于”大姒殡仪，“来除除”，迟到接车出狱也。干支戊戌，乃是戊寅的20周年时；天干戊、序五数、居《洛书》中宫，归类属于坤卦周邦方；鼎高133釐米，应合一百叠加序列三十三遯卦象，公季历属猪，“遯”也。大任属牛；鼎长122釐米，刚好是28的四倍，巽卦数四，直“股”规矩，多重叠加深邃内涵也。鼎宽79.2釐米，寓意数七，归类兑卦为中道易理、祀神；九数归类离卦分野午属马，刚好契合序列37家人卦象是离、巽卦结构，大姒属马，对象是序列四蒙卦象，合震卦与艮卦代表姬昌父子也。且内蕴序列28大过卦象为巽、兑卦象数结构也。而姬昌与武王发，父子同属虎，吻合鼎耳纹显示直立“双虎噬吻人。”这个人只能是伦比阳光女性大姒，并且“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而鱼纹实际为蛟龙纹，周公旦属龙。“臧”周公在20周年纪念“两后”铸造的祀神礼器。加之“后母戊鼎”出土时并非是墓葬品，可旁证、印证。也就是说，周公旦“多艺”主持铸造了诸多种类“祀神”礼器，理当有彰显两位伟大母亲、本出自殷商皇宫“来嫁于周”，作为商、周邦交之历史渊源使者、践行者，起纽带、桥梁作用于“天圆、地方。”又相同成为“二后”之史实，精神嘉比“其羽可用为仪。”见证如屯卦象之“磐桓，利居贞，利建侯”爻辞，即是“鼎，元吉”也；也是当时面世的商朝青铜器具文化过时，“偃武修文”所需，实施不同朝代精神文化之扬抑、转换，贞如“司”“后”“嗣”字创意，可正反观看之铸造成方矩鼎现象！而“鼎”缺失一耳，深埋地下，或反映了周公旦平定叛逆“三监”，《史记》载：“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遗留给历史、商后人有负面影响；如同出土于公元1939年临比蹇塞寨寒、日寇入侵时；直至1946年6月，纪年干支丙戌，刚好是周文王昌忌辰年轮回三千周年纪念，偕同新中国显曙光也！

文物象征

鼎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一种象征，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鼎盛行于商周时期，延续到汉代。在奴隶製鼎盛时代，被用作“别上下，明贵贱”，是一种标明身份等级的重要礼器。（文献记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元士三鼎或一鼎”。又载“铸九鼎，像九州”。）（又有成语“一言九鼎、问鼎中原、三足鼎立”）

相当于锅鼎的常见器形为圆腹、两耳、三足、呈盆、盂状，也有少量呈斗状的四足方鼎。一般都较厚重。人们在尊崇鼎的价值的时候，常常忘记了它本来的用途，其实它是一件炊器，多用于祭祀或典礼时盛煮鱼猪牛羊肉等食物，相当于现在的锅。祭祀母亲司母戊鼎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司母戊”三字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名戊）的纪念器物。

考古意义

铸造这样大型的青铜器，先要分别铸出部件，然后再合铸成一个整体，工艺十分复杂。铸时需要二三百个工匠同时铸造，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根据测定，司母戊鼎含铜，锡，铅。这三种金属的比例比较合理，它反映了商朝工匠的聪明才智。

青铜器的产量和质量折射出国力的盛衰，技艺精湛，气势浑厚的青铜大鼎象征着那个时代灿烂辉煌的文明。

后母戊鼎不仅造型厚重典雅，形製雄伟，气势恢宏，纹饰华丽，铸造工艺也十分高超复杂。採用的是陶範铸造的方法，以範料塑模及底範，阴干后又在其上翻製外範，铸型由腹範、顶範、芯和底座以及浇口範组成。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体现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从这我们可以看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之大与技术成就之杰出。后母戊鼎的存在足以代表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所以人们才一致认为后母戊鼎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鼎的文化含义深刻而庄重，又拥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被美学家李泽厚誉为“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而后母戊鼎则是青铜鼎中最富盛名的四方鼎，代表的是商周灿烂杰出的青铜文化，故而后母戊鼎享有“青铜之王”的美誉。

申遗行动

2000年，南京博物院技术部申报“泥範铸作工艺研究”课题，并在2006年7月用仿古代的泥範铸作工艺初步铸成原大司母戊鼎。为筹备殷墟申请联合国“世遗”评估行动，中国历史博物馆曾在2005年9月下旬把在北京秘藏的原鼎运回安阳殷墟博物馆一同展览近四个月。殷墟在2006年7月13日正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把原鼎收藏免被日军搜掠的42位村民之一的吴培文被增补为安阳市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