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

人物简介

大平正芳 (Ohira Masayoshi) 1910年出生于日本香川县一个农民家庭。1936年东京商科大学（今一桥大学）毕业后，进入大藏省工作。1952年当选为议员。1960年至1964年的池田内阁期间，他前半期任内阁官房长官，后半期任外务大臣。

1972年出任田中内阁外务大臣。同年9月，他陪同田中首相访华，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8年，大平任日本自由民主党干事长，积极支持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年12月，大平当选为自民党总裁，按惯例由国会选为首相。1979年9月，大平解散国会，举行大选。大选后于11月再次组阁。同年12月，以首相身份访问中国。

198年5月，众议院通过在野党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后，大平强行解散国会，採取众、参两院同时选举的战略，以图重新执政。在竞选活动期间，他于6月12日在东京因病逝世。

夫人：大平志华子 (Ohira Shigeko)。

就任外相

联合国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最重要的国际性组织，也给各国提供了最主要的国际论坛。日本于1956年加入联合国后，也就获得了在重要国际场合表达自己观点的宝贵机会。

大平正芳刚就任外相两个月，就于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呼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消除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停止核实验，实行裁军和援助不发达国家。

1963年9月，大平刚访问欧洲返回日本，五天后又飞往美国去出席联合国第18届大会。这届联大召开前的8月5日；美、英、苏三国签订了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即“部分禁止核实验条约”。大平外相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充分阐述了对和平与发展问题的看法。

首先，大平强烈地呼吁全人类实现和平：“像今日这样大量谈论和平的时代可说是前所未有的，那是因为能使人类灭绝的核战争的威胁增大，我们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和平问题。”接着，大平提到了古巴飞弹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的恐怖，认为它与全世界人类的存亡相联系。

除了这种威胁和平的因素的存在，大平还分析了促进和平的积极因素：“但是，伴随我们的不仅是这种消极面。今天科技的发达促进了人们生活各个领域的交流，的确令人惊叹，现在一国人民与其它各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紧密联系起来。如同个人不可能在国家中孤立生活一样，国家也不能在世界中孤立存在。这样，当今人类从生到死都深深相连。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全人类真是共命运了。和平之所以不仅停留于观念问题，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务必亲手确保和平。这是生活于现代的我们的义务，也是责任。”大平这裏说的和平，不是某一地区、一段时期内的和平，他已把和平提高到全人类相互依赖，谋求共同生存的高度来加以阐述。

大平指出确保和平应採取的手段应该是“缓和对立，消除不信任”，他认为无论多麽复杂和困难的问题，只要尊重事实，相互信赖，是没有解决不了的。但是，大平又提醒道，尽管己签订了片面禁止核实验条约，只是和平的漫长道路中的第一步。和平之路决不平坦，全世界所有国家应不失希望地忍耐和努力，一步步向和平前进。大平特别强调：“我们寻求的和平，绝非作为战术口号的和平和观念上的和平，而是保证尊重人权、伴随着自由的、具体的全人类和平。”“为了确保真正的和平，大国起的作用尤其重要，大国对全世界和全人类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大平认为作为世界和平维持机构的联合国的使命，也愈来愈重要。

关于裁军问题，大平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必须考虑各国军事力量的均衡和安全保障上的要求，否则将会威胁到和平，达不到裁军的预期目的。第二，大国在裁军上应担负重大责任，特别是把禁止核武器实验由部分推向全面，并希望更进一步在一般裁军领域採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以实现全面的裁军。

关于殖民地的独立，大平认为这是联合国必须紧急解决的重要问题。虽有许多国家在二次大战后纷纷独立，令人高兴，但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和克服的困难还很多，还有许多民族尚未独立，己获独立的国家对这些民族的命运不得不给予重大关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需防止过激行为。与未独立民族有关的诸国，应从人类的进步这一高度出发，对这些民族的愿望给予充分同情和理解。

大平在演说中将开发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与繁荣，作为确保永久和平的基本条件，认为这是现代国际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南北差距问题。相信联合国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会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日本将对联合国的建设性事业积极给予协助。开发中国家自身也应对自己的将来作现实的展望，确立长期而健全的开发计画。当然，要製定和实现这些计画，就必须要提高全民教育水準，充实行政能力，改善劳动者的貭素，强化社会组织力。日本将在国力允许的範围之内，与开发中国家进行经济和技术合作，对亚洲诸国的要求，日本将作特别考虑。

大平外相还谈到了扩大国际贸易问题和联合国的财政问题。最后大平再次强调：“我们寻求和平一一永久的、稳定的、全人类的和平。为此，我们必须从地球上扫除恐怖和不安！”

1963年11月21日，日本国会大选投票，大平正芳在选区获得票数64077票，比上一次少11票，以选区第二名当选第30届国会议员。在担任外相期间，大平因外交活动出色而获得了其他国家授予的各种勛章，有泰国一等白象勛章，墨西哥阿吉拉·阿兹台克一等勛章，萨尔瓦多何塞·马提亚斯·德尔加德一等勛章，挪威的圣·沃来夫一等勛章，阿根廷圣马丁一等勛章，联邦德国一等功勛章，比利时利奥波尔德一等勛章，马来西亚苏裏马哈拉吉亚·曼克·努加拉一等勛章等。

政界之争

1964年春，池田首相两届任期快到之时，他还决心继续争取第三次连任总裁，以图最终完成他的“国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但池田的亲信中许多人却不以为然，大平正芳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池田能当上首相，离不开佐藤派的支持。佐藤和池田是第五高中同学，也都是吉田茂的得意门生。

吉田原有让池田干两届就让佐藤接任之意。因此池田周围不少人对他连选第三任总裁持消极态度，大平也曾对别人流露出这种意思：“首相只想强行干下去，真叫人为难。”大平的这种消极态度使池田对他产生了猜忌。大平因公务繁忙不常去池田家拜访，这时有谣言说大平正芳想另立派系，其根据是大平以个人名义向池田派的“宏池会”所属年轻国会议员提供了活动经费。池田听到后把大平叫去追问：“你是不是在搞自己的派阀？”大平听后震惊地申辩：“决无此事！我只不过替你给了本派议员一些钱，以往不是有先例吗？您不是对我说过，用不着每件事都向您请示吗？”池田忿怒地说：“不许这样干！”于是，关系一直很亲密的池田与大平之间出现了裂痕。一段时间甚至严重到大平不能进入池田住宅。

这时自民党内佐藤与河野的对立仍在继续，大平做了许多工作之后，这种对立虽有所缓和，但并未结束。河野为了牵製佐藤，鼓动池田继续出马第三次竟选总裁。5月18日，佐藤要求与池田会谈，但被拒绝。池田己下定决心竞选第三任总裁。大平元奈，也只得为池田的竟选继续效力，向财界募集竞选经费。

池田当选后立即进行内阁和党领导的改组，结果池田的几位最亲信的“秘书官”大平正芳、黑金泰美和宫泽喜一都未人阁。在党的领导方面，干事长前尾繁三郎因健康原因辞职。干事长一职非常关键，颇费考虑。大平本希望得到这一职位，但前尾认为大平还须再经锻炼，于是向池田推荐了政调会长三木武夫担任干事长，大平被任命力第一副干事长，协助干事长工作。这次任命是大平在一直很顺利的宦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挫折，他以后的发展也就不像以前那样一帆风顺了。但大平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一职务，继续努力工作。大概这次又像中国成语所说：“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内阁改组后不到20天，他心爱的长子大平正树不幸去世！这一打击使大平简直悲痛到了极点。

池田当选首相后不久，发现以前声音嘶哑的毛病更严重了。到医院检查后很快诊断出是喉头癌。大平副干事长又如当头挨了一棒，急忙与前尾商量，既不能直接告诉池田本人及其家属，也不能向外界透露，以免引起政局动蕩和对即将在东京召开的奥运会产生不利影响。在大平的劝告之下，9月9日。池田首相住进了东京筑地的治癌中心医院进行放射治疗。大平与前尾反复商量之后，秘密叮嘱治癌中心医院负责人，要他们将池田患癌症这一事暂时保密。9月25日发表的公告称“首相的病情是癌的先兆”，意思是现在不是癌症，但有可能转化为癌。

这种公布没有引起局势动蕩，但大平等人从此便忙得不可开交。他们既要考虑如何劝不明病情真相而又雄心勃勃的首相主动引退，又要考虑首相引退后谁来接班的问题，既要同三木干事长及各派首领磋商，又得每天安排许多必须一件件完成的急事。

大平决定通过治癌中心医院的比企大夫向池田委婉地劝告，希望他退下来休息治疗。比企在10月10日池田出席了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后的几天，向池田表达了希望他引退的意见，并说这是大平和前尾的意思。池田这次没像往常那样刚愎自用，而是很快接受了劝告，决定辞去总裁和首相职务。10月25日，东京奥运会闭幕那天，池田首相发表谈话。宣布辞职。辞职声明是大平正芳起草的。

据大平后来回忆：“我把每天到治癌中心去看望池田先生，陪他谈两三个小时的话，当作我的日课。关于继任总裁的事，除了以川岛、三木两位先生为中心所搞的诠选工作经过的报告外，别的从没交谈过。所以我跟池田先生交谈的话题，主要是一些有趣的闲杂事。当然每天有许多客人来探望病情，也有人打电话来慰问。而这些人好像也都有意回避谈论有关继任总裁之事。”

当时，自民党内外公认的有实力的总裁候选人是佐藤荣作、河野一郎和藤山爱一郎。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候选人，希望池田首相能指定自己继任，于是都向川岛、三木和池田的亲信积极活动。三位候选人中佐藤当选的可能性最大。佐藤与他田既是第五高中同学，又同为“吉田学校”优等生，虽然二人之间己出现裂痕，但个人关系毕竟比与他人密切，池田上台佐藤功不可没。而且两人的老师吉田茂也有意让佐藤继任，在三个月前的选举中佐藤也仅次于池田而居第二位，这些条件为社会大多数人看好，财界的大资产者们也支持佐藤上台。

佐藤派在这两周期间加紧了活动。田中角荣作为佐藤派的骨干，一方面到池田首相病房直接劝池田推举佐藤为继任者。另一方面努力作大平正芳的工作。大平对田中说：“这种问题要好好考虑，不能胡乱行动。政权问题只能因势利导。我理解佐藤派想拥立佐藤的心情，但应慎重行事。”据大平后来回忆：“真希望11月9日早一点到来。而这两周却显得特别漫长。政权这个难以捉摸的幽灵，在平河町的自民党总部与筑地的治癌中心之间来回徘徊，寻找它的归宿。”

11月8日是总裁指名继任人工作结束前的最后一天。当晚，大平为池田草拟厂指名档案，“我推荐□□□□君为后继总裁”，在应填姓名处空了四格，由池田第二天一早亲自填写。11月9日早晨7时，川岛、三木、大平和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到了池田病房。川岛副总裁和三木干事长向池田详细汇报了诠选继任总裁的经过及他们个人的意见，提出党内的主要趋势是支持佐藤继任总裁。最后他们一致请首相池田作出裁决。池田在大平事先準备好的档案空格上填写了“佐藤荣作”四个字，于是这场长时间的诠选剧就结束了。

现在大平副干事长最担心的是河野和藤山两派在上午的自民党国会议员大会和下午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会作出如何反应。上午10点召开自民党议员大会，会前大平在自民党总部门口遇到河野派干部森清，他对大平说：“我们败了，但要进行合作，今天全体都来出席大会并投票支持佐藤。”大平心中如一块石头落了地。自民党议员大会上，佐藤当选为自民党总裁。下午众议院全体会议时.大平与河野并排坐，中间仅隔一人。大平向河野打招呼：”谢谢您，费心了！”河野高姿态地答道：“大平君，不要客气，没问题。今天河野派全体都来出席会议，而且都投佐藤荣作的票，您尽可放心。”说完便愉快地与旁人交谈起来。对河野一郎的这种心胸开阔的政治家风度，大平感触根深，他感到那天的主角好像不是佐藤先生，而是河野先生。这天下午佐藤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顺利当选为内阁首相。从池田到佐藤的政权交替总算完成。

照大平的说法：“从10日25日到11月9日这两周，犹如跳进热水桶一般，真是非常紧张难熬的历史时刻啊！”政权交接结束后，当天下午，大平又回到了池田的病房。他对这位卸任首相说：”11月9日这天，无论是对您还是对我来说，都是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池田点头表示同意。佐藤内阁掌权后一个多月，池田派的官房长官铃木善幸和第一副干事长大平正芳因与首相关系不密切而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辞去职务

大平正芳辞去副干事长之职后，直到1967年11月的三年间，没有担任党和内阁的重要职务，仅担任了一些较次要的闲职。这一时期的大平表面看来是无官一身轻，但他精神上并不轻松。他既有宦途失意的郁闷，也有失去亲友的悲伤；既有对时势的冷静观察与思考，也有为重新崛起而充实自己的行动。

刚辞职不久的1965年1月23日，大平向自己选区的后援会会报<东京通信>寄去一篇短文，题为《祸生得意，福育隐微》。文中介绍了从1964年8月6日长子正树去世，到11月9日池田交出政权这段时间内自己的遭遇和作为，以及新一届政权诞生的过程，同时也表述了自己当时抑郁的心情。大平认为，1964年对他是非常暗淡的一年，也是极为重要的一年。长子去世、池田因病入院和辞职、佐藤执掌政权等一系列变故，使他感到晕头转向。

大平深深感叹道：“时运真不可思议，恰如川流，既有清澈缓流之时，亦有激流旋涡狂暴之时。然而，作为在这时的激流中航行的人们，最重要的是具有虔诚之心和周密的注意力、小心谨慎以避免失误。因为祸多生于得意之时，福几无例外育于隐微之中。”大平认为自己在为池田政权的建立出谋划策，又在该政权盛期担任要职，这种政治家实不多见。政权的结束比政权的建立更为艰难，若政权结束时一出现差错，其政权一瞬间便会声名扫地。而自己为了维护池田政权的名声己尽了最大努力。

最后大平谈到：历史上的时间似乎不变地向前椎移，但有时一瞬间就会改变人民、国家和世界的命运。我们无法判断这一瞬间何时到来。因此我们应时常静心、虔诚，準备迎接上帝的考验。这裏大平隐约表达了自己静观待变，终将东山再起的决心。

另一方面，在这三年之间，不少大平熟悉的政治家相继辞世。河野一郎于1965年去世，大平出席了6月12日的葬礼；池田勇人于同年8月13日去世；1967年2月7日，大平的恩人、同乡、前大藏大臣津岛寿一去世；10

月20日，曾亲自声援大平的前首相吉田茂以89岁高龄去世。特别是大平的恩师池田勇人的去世，对大平又是一次打击。

池田不仅作为大藏省和政界的前辈，将大平引上从政之路，对大平进人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对整个日本在6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池田提出10年之内使国民收人倍增的计画结果在7年之内完成了，使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不久以后跃居世界第二位，直到70年代过着富裕生活的日本国民仍对“池田时代”难以忘怀。因此，池田之死使多情善感的大平正芳仿佛失去了一个亲人，感到无限惆怅，生活空虚。

池田去世后，他的两名亲信前尾繁三郎和大平正芳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不睦。前尾是1957年池田在离开岸内阁时，向岸信介引荐而进入内阁的，并担任了通产相的要职。池田内阁时又担任党内重要职位干事长，逐渐取代了大平而成为池田最亲信之人。在1965年8月4日池田第二次动手术前，曾把前尾、大平和铃木善幸三人叫到床前，交代了后事。前尾认为池田之意是要自己任池田派领导人，大平却不认为池田有此意，而主张由活着的人来决定谁作本派领袖。当然，因无人反对。最终还是前尾作了池田派领导人。但从此以后，前尾和大平之间便产生了龃龉，以前以兄弟相称的两人皆心存芥蒂，行动上也不那麽合拍了。这种情况对于佐藤派是非常有利的。

池田派的政治组织“宏池会”于1963年大选结束后，遵从自民党组织调查会的劝告而宣布解散。但实际上名亡实存。池田去世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组建了一个名为“新财政研究会”的政治团体来取代宏池会。这个新政治团体只是换了一个名称，其管理机构、活动时间和活动方式完全没变。大家仍习惯地称其为“宏池会”，在大平、铃木等人的支持下，前尾派的力量正在逐渐加强。后来，由于前尾掌握了宏池会政治资金，并笼络了本派许多议员，大平就另外组织了“周四会”，吸收了一些年轻议员参加，并另外筹措政治资金，原池田派大有分裂的趋势。

在这未担任要职的三年裏，大平喜爱看书的特点更突出。读书可以排解他这时的忧郁心情，同时对于他今后的发展也是一种积累和充实。大平经常对周围的人说：“只有处于闲职之时才能更多地学习，与人的交往也密切，

可以取得更多的收获。在荣耀的岗位上看起来很华丽，实质上收益甚少。”大平每星期都要到书店去一两次，一般情况下都要买两三本新书回去，他在书店裏翻阅较多的并不是政治，经济、法律等书籍，而是有关历史、社会和随笔之类的书。大平说：“每当我闻到每星期新到的书籍的新鲜香味，每当我翻阅新书所产生的温柔的感觉，心裏就不胜愉快，这一瞬间，使我感受到生存的喜悦。”

大平通过读书，特别是比较多地读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书。发现了日本文化的缺陷。他认为，西欧的作品在构思宏大、立论雄伟，例证丰富，笔调锐利这些方面有明显优势，中国的古典着作本身就具有感人肺腑的力量，其中大胆披露中国人固有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日本人的作品则是介绍或模仿东西方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豪感和信心，作品缺乏自己独特的风格。即使在战后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仍置身于西欧和中国两股巨大的思想潮流的漩涡中，忽东忽西，处于仿惶和苦闷之中。

日本的书刊虽多，但留给读者的，“既不是自豪，也不是自信，更不是满足，留下的始终是精神上的渴求。”大平正芳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不仅考虑日本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在考虑日本人的精神文化的何去何从。经过深思，太平认为，不管是接受的西方还是东方的文化，都应该变成日本人的血肉，形成日本人自己的文化，它才会发展壮大，产生日本人自己的伟大思想。

1966年4月5日，大平正芳作为自民党政务调查会外交调查会副会长，在自民党总部所办政治大学上，大平作了题为<我党的外交政策>的报告。在报告中，大平谈到了什麽是外交，日本外交的範围，自由阵营与日本，日本的安全保障，联合国政策，亚洲外交，经济外交，南北问题与日本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平在讲演中着重谈了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中国问题。

大平提到因为中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作法，所以日本被迫在大陆和台湾省之间选择一个。我们的前辈选择了中华民国（台湾省政府），当然就不能选择中共了。为什麽会选择中华民国呢？大平认为当时大概是有如下考虑：蒋介石“以德报怨”，将留在中国的许多日本军队放回了日本，对日本有恩谊；中华民国政权与日本同属自由阵营；台湾省对日本来说是很大的顾客，与日本的贸易数额较大；日本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与台湾省周围的西南太平洋的和平有关。

大平认为，现在日本尚未下决心与北京谈判，目前仍维持着与台湾省的“正常关系”。因为日本与中国大陆又是一衣带水的关系，故双方虽无政府间接触，但民间交往却存在，即实行政治经济分离的原则。可是政治和经济的分离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行不通，政治和经济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现在别无他法，暂实行这种政治经济分离的办法也大致无妨。

然而这种不正常关系是很成问题的。“台湾省和北京都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这毕竟是中国应解决的问题，日本是无能为力的。“世界舆论若能对此问题有一致看法，也许会抓住解决的线索。”

大平又分析道：“最近联合国大会支持台湾省和北京的都是47票，20票弃权，于是又提出了重要事项决定方式，即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一国的问题，也是关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大会三分之二的同意，才能取消台北保有的代表权。”他认为假如联合国用投票方式承认北京一方的中国代表权，也会出现难以想象的麻烦。北京是否会到联合国来，谁也不能判断。集合了爱好和平国家的联合国，现在将以前当作好战政权谴责的北京迎接人联合国，联合国宪章如何解释。而且至今仍忠实执行宪章规定义务的成员台北的态度如何也很难判断。当国际舆论决定性地承认北京代表中国时，日本对联合国和对中国的政策都会有重大转机，国内舆论也会日益活跃。

在这三年相对松闲期间，大平还为巩固自己的选区作了努力。鑒于第六次当选议员时，虽身居外相要职，却在选区名列第二的教训，大平事务所加强了后援会的组织。1964年12月12日.开设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大平政治教室”，聚集在教室的人成立了“芳友会”，创办了<东京通信>、《芳友会志》等刊物，使大平后援会的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以神崎造纸厂的加藤藤太郎为首的三丰中学、高松高商的校友们对后援会的活动给予了巨大支援。结果，在1967年1月的大选中，大平获得了75076票，以第一位当选，比第二位多出了35000票。

大平也趁这个机会密切与家乡的关系。1967年7月19日，他曾就家乡四国与本州之间架桥的问题在国会建设委员会进行质询。他从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的高度，论证了四国与本州间架设复数桥梁的必要性。当时在场的有许多记者和建设大臣西村英一。听了大平的论证，西村惊奇地说：“想得非常开阔！”

在这三年间，大平除了读书充实自己外，还写了<回忆长子正树>一文，并出版了自己的《春风秋雨》，由鹿岛研究所出版会出版（非卖品）。这部书主要回忆了池田政权的一些情况。1966年10月，大平的次子大平裕结婚了。1967年11月，闲居三年但并未消沉的大平正芳的命运，又来了一次大的转折。

命运转折

佐藤内阁在执政三年期间，也经历了重重波折。1967年晚期，佐藤荣作为了争取第二年能第三次连任总裁，决心採取较重大的内政、外交措施。对内他计画重新调整党和内阁的成员构成，外交上则开始着手解决美国归还沖绳，小笠原的问题，1967年11月14、15二日，佐藤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会谈，就归还沖绳的时间达成协定。归国途中，佐藤在檀香山向记者暗示，要尽快进行党和内阁的人事改组，建立举党体製。

佐藤回国后，立即请三年未担任要职的大平正芳出山担任党的三领导之一政务调查会会长。大平属于前尾派，该派在左藤上台后是受到压製的。1965年7月进行党政人事改组时，田中角荣干事长拟请大平担任政务调查会会长，但遭佐藤拒绝。这次佐藤请大平担任该职，目的是为了在第二年的总裁大选中牵製己决心参加竟选的前尾，使大平作为前尾派的骨干不能充分参与支持前尾竟选的活动。所以大平对是否出任该职曾犹豫不决。他不仅征求了本派首领前尾的意见，也与佐藤派的田中角荣多次协商，最后决定出任该职。

1967年11月25日，佐藤正式宣布大平为政调会会长。这样，大平在沉寂了三年之后，再次回到政治领导核心之中。自民党除了最高领袖总裁之外，还有被称为“党三役”的三名核心领导人，即干事长、政务调查会长和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简称政调会，负责製定政策。照自民党党章规定，党的正式的方针政策，必须首先由政调会进行研究和通过，然后再交党的总务会讨论和通过，最后经党代表大会或党的国会议员大会通过，才形成最终决议。然后以内阁提出法案的形式，作为国会议案交国会审议表决通过。但实际上，政调会在这方面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及议员大会虽然是决议机关，但并不参与拟定具体方针政策。这些具体方针政策都是政调会拟订，交总务处修改一下甚至不修改就通过，送交党代表大会或议员大会表决，表决时基本上是原案通过，很少有改动，更不会否决。所以政务调查会在决策方面具有很大的实权。

政务调查会会长领导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机关，有五名以内的副会长和审议会，15个部会以及无数个处理特殊政策问题的临时特别调查会。大平正芳任政调会会长领导着这庞大的机关，担负着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製定工作，但很快就调整了思维，并拟就了如何开展工作的方针。1967年11月28日，大平在<朝日新闻>主持的“直言问答”中披露了这些方针：一、谦虚行事，对于国内外日益复杂的环境和庞大的经济规模所造成的问题灵活处理；二、切忌先人为主，应以扎实而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三、既要前进，也要回顾过去，吸取以往教训，重新研究前进过程中出现的弊端；四、充分开展协商和对话，不仅在执政党和政府内，也要与在野党和普通国民进行充分对话，使政策的製定能吸取充分的意见，为在自由的氛围中製定政策创造条件。

政治主张

大平担任政调会长的这一年中，内政方面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财政僵化和收购米价问题，这二者又是相互关联的问题。大平刚任职三天，大藏省的村上次官就到他办公室来呼吁应採取强有力措施消除一些行业的财政赤字，特别是要找出国营铁路、大米收购和国民保健等行业赤字严重的原因，採取针对性措施消除或减少这些赤字。

大平认为，首先应了解一下真实情况，研究大藏省提出的数位是否準确。其次是弄清下一年度的财政规模。但要根本解决财政问题，还须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正确估计今后日本经济的发展趋势，并将财政在这长远发展的经济中置于应有的地位。

大平主张在提出解决目前财政问题的方案之前，应该先在执政党和政府中充分协商，统一看法，否则方案将难以产生，即便产生也无法贯彻实施。因此他希望执政党应统一认识，结成一体解决财政困难。1968年1月30日，大平在第58次众议院常会上代表自民党进行质询时，谈到了有关财政问题。他认为造成财政困难的根源不仅在财政金融系统本身，也应追究现存的製度和习惯，这些製度和习惯使机构雍肿，人员庞大，效能低下，却又耗资巨万，使财政很难适应快速多变的时代要求。解决困难的关键在于政府的决断和国民的理解与接受，政府应以坦率态度将实际困难告诉国民。以后日本实行的“行政财政改革”证明了大平的分析是正确的。

与财政赤字相联系的是国家收购的大米价格问题。由于政府每年收购大米给予了大量补贴，造成了这一部门赤字累累，无法再提高收购价。围绕这一问题，1968年7月，农林方面的议员在自民党总务会上强烈要求提高收购米价。但若提高大米收购价，势必进一步增加财政负担，同时带动其它相关商品的价格上涨。一向稳健的大平政调会长当然不同意立即提高大米收购价格。

因此在一次会议上，自民党两任总务田村元和田村良平相继激动地站起来指责大藏省官僚出身的大平政调会长不了解农业和农民生活，要求大平立即辞职，从会上退席。大平听了一阵后觉得不对劲，站起来想离开会场。这时坐在大平身旁的米价调查会长田中角荣拉注了他，劝他不要一气之下就离开，否则不好再回来了。于是大平又留下耐心地听他们说完，然后从容不迫地发言：“两位总务先生刚才说我不了解农民生活??我大平只是赞歧一个贫农的儿子。我在少年时代，天刚亮全家就必须起来，去山间的田地裏劳动，然后我还要赶去乘清早第一班火车去上学，天天如此??现在竞说这样生活过来的大平正芳不了解农业，真使人感到意外。”大平的话使闻者深受感动，田中角荣后来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大平感人肺腑的发言。”大平发言后，总务会慎重决定将米价问题交由党的三位领导和米价调查会长解决。

在外交方面，日本当时面临的最迫切课题是收回沖绳和政府对核问题的基本政策。1968年1月30日，大平政调会长在第58次众院常会上，就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作了重点阐述。

首先，大平谈了政府对核的政策问题，他提到佐藤荣作总理曾说过：“在现今的核时代应如何生存，是所有国家的共同课题。”大平指出：对于近期即将形成的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早期缔结，日本各政党之间尚无大的分歧。政府常常明确强调不允许核武器进入的方针，这当然是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的核政策，与此相反，如果宣传政府默认核武器的秘密进入，而国民又对此无动于衷，那将是日本的不幸。对有关核的知识的吸收与对反对核武器显示出同样的关心和热情，这是日本核政策的进步。

大平进一步分析对核的科学知识的了解所具有的重要性。他说：“必须谦虚地避免用贫乏的知识和经验，急于在核政策上全面地下一些尴尬的结论。”“我们应考虑如何研究和开发核能。否则无法有效地管理核能。同时必须慎重处理核武器，以销毁它为目的，积极参加核裁军以及其它的国际协调。为此，我认为应提高我国有关核知识的认识水準。”

大平又提到最近因美国“企业”号航空母舰停泊日本而引起的日本人民的反对，说明政府的核政策尚未被国民所接受，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来加深国民对日美关系以及日本核政策的理解。

对大平有关核政策的发言，佐藤首相当场重申了日本政府对核武器的三原则：不製造，不拥有，不运进。大平接着谈到了美国归还沖绳的问题。他说，以前美国曾答应沖绳是日本领土之一部，待亚洲局势缓和就归还。因此，日本历来的沖绳政策重点在于日美协力，提高沖绳的民生福利，尚未涉及统治权的归还问题。但近来要求实现沖绳统治权归还的呼声异常高涨，对这种情况作出的回答是，佐藤首相访问沖绳时发表了历史性声明：“沖绳不归还，日本的战后就未结束。”为此，1967年秋，日美首脑举行的会谈，主要讨论了这一问题。其结果，在归还沖绳统治权这一基本方针之下，日美间商量好就沖绳地位继续共同协调。这的确是一大进展。

但大平又指出，对这种协调国民有一部分人强烈不满，大平认为这是对沖绳问题理解不足所造成的，因为沖绳问题是与安全保障条约日本坚持的核政策有关系的问题。果然，以后沖绳问题讨论的中心，就集中到了安保条约和核政策上。所以沖绳问题不单是归还统治权就算了，而是必须保障沖绳永久的安定和繁荣。大平进一步提出了对解决核问题的主张：即在情势逐渐向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发展时，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努力加深国民对沖绳问题的理解。为此，政府在不妨碍外交的前提下，向国民表白这一问题进展的难度和构想，以促进沖绳问题的讨论有实质性进展。

最后，大平还阐述了与以上两个问题紧密相联的安全保障问题。大平认为，日本安全保障之根本，在于国家所作的有利于保卫日本的努力，即关键在于日本内部的发展，如秩序井然的民主政治，社会秩序的健全维持，经济文化的经营充满活力，教育水準的显着提高，国民生活内容充实等，这些因素才是安全保障的根本。

大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战后剧烈分化和反复动蕩的世界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只保有相对较少的防卫力量，外交上不使用武力。另外，放弃帝国主义野心，在和平共存的观念指导下，不敌视他国，维持与各国活跃的外交，这样才保卫了日本的安全与繁荣。“我相信，这才是日本应该採取的正确道路”。所以大平认为，今后日本应继续追求和平共存之道，为世界作出贡献，具体说来就是动员高貭素的国民能量，为解决令全世界苦恼的和平问题和南北问题，不仅在经济力量方面，而且在提供知识和技术方面也尽到自己的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

当然，大平认为具体的安全保障手段也同样重要，这就是採用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轴心的地域性集团安全保障方式。在现实中，只有这种方式更安全。日美安保体製在战后长时期内，远离世界其它地区的纷争，保障了日本的安全和复兴，它经历了战后严峻的历史考验而行之有效，所以是日本应该选择的坚实道路。政调会长这一职务大平正芳虽然仅担任了一年时间，但却给他提供了一个站在全党和政府的立场上，全面观察和深入研究内政外交各方面问题的良机。比起他以前负责的政府某一方面的工作来，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似乎有了更多的收益。

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促进者

1968年11月27日，新一任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佐藤荣作以绝对优势战胜了三木武夫和前尾繁三郎，第三次当选为自民党总裁。选举结束后，田中角荣与大平、前尾在“荣家”饭庄会晤，达成了大平进入新一届内阁的协定。11月30日新内阁组建完毕，大平人阁担任通商产业大臣。这是内阁中的又一个重要职位，通常被认为与外务大臣、大藏大臣一样，是通往首相职位的重要阶梯。

通产省是主管日本工商企业、国内外贸易、外汇汇兑和度量衡管理事务的中央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加强工业基础的发展，改进工业技术，促进国内外贸易的发展。

大平担任通产大臣时，正是日本第二次实施贸易和资本的自由化政策时期。日本于1964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为了加强与各国贸易往来，适应逐渐扩大的国际贸易规模，在1967年曾实施了第一次贸易和资本自由化的产业政策，将限製进口和生产的商品种类下降到163种。大平任通产大臣后不久，1968年12月19日内阁召开会议时，通过了积极推进产业自由化的方针，将限製输入的产品降到121类。3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资本自由化，到1969年的4月1日，又将限製进口产品降到120类。到1969年7月18日第七次日美贸易经济混合委员会会议上，又决定到1971年12月底，把现存的限製进日项目由120项减少到60项以下。

这种贸易和资本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也在日本国民中引起了不少的议论，认为如果日本敞开自由化大门，外国的商品和资本会像洪水般涌进国内，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佔领日本市场，这样就会迅速将日本国内的企业挤垮。

大平却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实现自由化后，并未造成人们担心的那种结果。因此他决心继续推行自由化，并促成大型企业之间的合并。这种合并的典型之一就是新日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

日本在二次大战前最大的钢铁企业是日本钢铁公司，简称“日铁”，它是1896年由官办的八幡钢铁公司吸收了四个民间公司后形成的官民合营的企业。1950年，根据“禁止垄断法”的规定，将“日铁”分解为八幡和富士两个钢铁公司。为了即将进行的技术革新的投资发挥更高的效益，两个公司经过策划，在1968年4月17日宣布即将合并为“新日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日铁”。对这种合并的倾向，通产省表示谅解，承认了合并的必要性与合法性。但由学者及有关人士组成负责调查和判断企业是否违犯“禁止垄断法”的“公正交易委员会”却认为新日铁有可能违反禁止垄断法，不大赞成这项合并。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这次合并大多持批评态度，几乎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家都表示反对。但大平正芳却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认为：“从产业政策上看，必须实现这次合并。诚然，由于这两家公司的合并，它的各种产品在市场上的佔有率将会提高、但不能认为这就和禁止垄断法相抵触。对产业政策来说，具有吸引力的是，由于这两家公司的研究开发与市场的一元化，将会带来技术水準与经营质量的提高。如果都是脆弱的产业，就不可能製订出有信心的产业政策。而且只靠政府的力量，也不可能製订出有实效的产业政策。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要依靠具有卓见与实力的优秀企业的协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也是一个希望新日铁公司诞生的人。”

有了这样的认识，大平通产相便为两公司的合并积极斡旋。他几次会见了公正交易会委员长山田精一，要求他予以理解；又同过去在大藏省的同事、公正交易委员龟冈进行了频繁接触，请他促进委员会对合并一事充分理解并给予审议。1969年6月19日，公正交易委员会决定重新审理这项合并。7月29日，政府对此合并提出统一见解：“大型钢铁企业的合并，原则上是必要的。”8月21日，两公司又向公正交易委员会提出了追加性对应条件。10

月30日，公正交易委员会最后承认了两公司的合并。”1970年3月30日，两公司正式合并为“新日铁”公司，大平自己认为他实际上对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的诞生起了一个助产士的作用。

以后，日本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资本自由化章程的原则，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扩大了自由化的产业种类。如汽车的自由化生产销售问题，在10月14日的内阁会议上就决定了实施方针，到1971年4月开始施行。日本的汽车行业并未因该方针的实施而被挤垮，反而因此而加紧技术改造和提高生产管理质量，使汽车产量成倍成长并畅销全球，到1973年就成为世界第二号汽车生产国，到1980年，汽车年产量超过1000万辆，成为世界头号汽车生产国。

实践证明自由化的产业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大平通产相于1970年1月1日的<五行评论>上发表了《新通商产业政策的课题》一文。在该文中，大平提出了70年代日本发展的课题：集中国民力量，创造新的价值。他接着分析了日本战后15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经济成长率极高，人均生产值成长很快，国民储蓄数额剧增，说明日本经济发展前景可观，潜力极大。但他又指出，经济发展中问题不少，如外汇储备少，海外投资积累低，出口产品中成套设备的比例小，在技术方面的支出远远高于收入，企业金融能力不足等，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国民的强烈不满，如公害、住宅狭小、道路拥挤、上下水道不足等，影响到了国民生活的安定。

大平谈到，自己担任通产大臣以来，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强烈要求，要日本复原尚存的进口限製，让美国及其它国家的资本能自由进入。大平承认日本经济发展尚存不少弱点，并答应美方要努力纠正乃至除去这些弱点，锐意致力于自由化。

大平着重谈到通产省于1969年7月研究了今后两三年的通商产业政策，并考虑了今后的基本方向，这就是所谓“四大支柱”：

一、经济的国际性扩展；

二、充实国民生活的质量；

三、确保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四、以创造性发展为指针。这“四大支柱”的具体内容因已有各种详细说明，大平在文中仅作了一些补充。第一，在推进自由化时，为了与欧美优秀企业和商品竞争，整饬国内产业体製就成了紧要问题，这种整饬不仅限于八幡和富士两钢铁公司那样的合并，而且必须按照行业种类推进专业化和协作化。其次，关于充实国民生活质量，这在提高生产力是至高无上的命题这一阶段，很难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但今后仍必须花精力解决与国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协调生产发展与国民生活的矛盾。为此，政府应加大相关的科技研究投资。

关于资源问题，应该改变以前单纯依靠商业手段从海外获得资源的作法，探索如何着手开发海外资源，但对这种需要庞大资金而又伴随着极大风险的海外开发，政府和资源需要者的配合是很必要的。

在文章的最后，大平正芳谈到了今后的经济运营与政府的作用。他主张：“今后的经济运营，应以民间为主导。民间主导的真正意图，就在于今后必须更明确地认识到，民间企业要凭自己的力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自由经济体製中，发展经济的主力是民营企业，只有民间的睿智、活力和创造力才是发展的原动力。这点自不待言，但历来的日本企业存在着一种倾向，一遇困难动辄就依赖政府。若不改变这种苟且偷安的态度，是没有指望向未来大发展的。”

大平的这种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发展日本经济的思想，早在他任职于大藏省主计局的1946年就在“出售官营产业问题”的政策建议中初具雏形。这许多年来，日本经济已由战后恢复转向快速发展，他的这种思想的基本点仍然保持，不过他看问题的视野更为开阔，论述更为深刻了。

派系领袖

1970年1月13日，大平正芳与宫泽喜一去打高尔夫球时，曾见到佐藤，佐藤并未言明此次重新组阁将兔去大平职务。当天晚上，田中角荣干事长通知大平，此次组阁他仍留任通产大臣。但次日下午保利茂官房长官宣布内阁名单时，却没有了大平的名字。这时大平正在山王大楼事务所裏看电视转播，第二天早晨，大平驱车前往池田勇人墓地，向这位恩师宣泄了自己心中的忿懑。

这是大平又一次离开日本政治的领导核心，使他觉得命运真难捉摸。就像他以前给<芳友>杂志撰稿时所说的：“人之一生，既有欢乐，也有忧愁；既有得意之时，也有失意之年；既有荣耀之时，也有屈辱之秋。”这件事使大平与佐藤的感情恶化，以后他便对佐藤政权持批评态度。同时，大平也再次痛感政治的无情，深刻意识到要在日本政坛站稳脚跟，绝不能靠他人的“恩赐”，充当别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附属品，而应该拥有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在党内应该有拥戴自己作领袖的政治集团。实际上，大平正芳在长期担任公职和从政的生涯中，已逐渐具备了充当政治领袖的主客观条件。

大平是自民党公认的“党内理论家”。他不仅在学生时代就打下了扎实的学业基础，而且在担任公职和从政之后，善于冷静地观察，思考工作中和社会上各方面的问题，并擅长对这些问题作深入的理论分析，这些分析往往具有独到见解。因此在许多场合，他的政论中表现出的远见卓识常令听众感动和折服。他的讲演水準也因发言机会较多而迅速提高，往往还可以用英语在国际场合讲演，这是不少同时代的政治家所不及的。在性格上，他始终给人一种稳健、深沉、倔强的感觉，使人觉得他可以信赖。

他不仅从事了党务和内阁各业务部门的具体工作，而且担任过政策理论水準要求很高的政务调查会长一职，使他在拥有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的同时，也能站在全党和国家的高度去洞察秋毫，综览全局。作为政治领袖的个人貭素，大平已基本具备。当然，日本政治是典型的“金权政治”。各政治派别势力的大小往往与其拥有的财力成正比。如据1967年的调查，这一年自民党各主要派别公开的政治资金分别为：佐藤派37784万元，福田派31747万元，前尾派22900万元，田中派12059万元，三木派16180万元，因此，仅有才能，没有强劲的财力作后盾，在政治上将一事无成。

大平正芳在这方面也拥有了相当突出的优势。他不仅本身拥有一定资产，更主要的是，他得到了企业界和财界的鼎力支持，不少企业界与财界拥有雄厚实力者都与大平关系密切。如原委内瑞拉石油贸易公司董事长、日本营业者团体联盟会长樱田武、日本精工公司董事长、海外石油开发公司总经理今裏广记。

许多大企业家还组织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大平正芳的团体，如关西电力会长芦原义重、前中部电力会长横山通夫、东京电力社长平岩外四。东京瓦斯社长村山武雄等组成的“村芳会”；松下幸之助、崛田庄山等关西财界实力人物组成的“吉兆会”；东京商大的校友们如古河电工社长小泉幸久、住友金属社长藤崎章等人和曾在池田勇人身边的人物组成的“大平会”；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士光敏夫、日立社长驹井健一朗、三菱电机社长大酒保谦、日本电气会长小林宏治和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等人组成的“末广会”。此外还有“大荣会”，“清友会”、“芳明会”、“大雄会”、“官界大平会”、“高松高商大平会”等。东京商大的同年级同学中也不乏支持大平的有产者，如三菱瓦斯化学社长相川泰吉、日本矿业会长庭生正之助、三井铝业社长川口勛、住友橡胶社长斋滕晋一等人。

这些企业界和财界的实力人物和团体，在不同时期先后与大平保持着不同程度的关系，他们可以为大平的政治活动提供雄厚的资金，这在日本政界是合法的。前述各派的政治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大企业的“捐赠”。大平完全可以为自己在政治上独树一帜而筹集巨额资金，从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此外，有丰富经历的大平正芳还在官界有着广泛的关系。如大藏省的同僚桥本龙伍、石原周夫、石野信一、黑金泰美、下村治、原纯夫等人后来都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在兴亚院的同僚武内龙次后任驻美大使，冈原昌男后任最高法院长官，矾崎睿后任国铁总裁，还有伊东正义、佐佐木义武之池田派的官僚有不少人也与大平结成了政治同盟，甚至佐藤派的田中角荣与池田有姻亲关系，加之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与大平结为同盟。

大平出身寒微，没有什麽有势力的亲戚。但他通过联姻，与一些有实力的人物发生了密切联系。大平的岳父铃木三树之助是三木证券公司的创业者，经济力量不可忽视。大平的次子大平裕是神崎造纸公司董事长远藤的女婿，三子大平明后来娶的是大正製葯公司的上原正吉参议员的孙女，上原家又联结了昭和电工公司的安西正夫，日清製粉公司董事长正田英二郎，这一姻亲关系，一直延伸到天皇家族。

因此，第二次离开政治领导核心的大平正芳，已再不是势单力薄而任人摆布的普通官吏，为了在政坛能独树一帜，他开始着手积蓄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将已处于涣散状态的原保守政权的主流——池田派重新团结起来，而且要由坚定的大平取代动摇不定的前尾做这一派的领导人。

池田死后，池田派成了前尾派，宏池会改名为新财政研究会，但实际上大家仍习惯称之为宏池会，会长是前尾繁三郎。前尾身体不太好，性格也优柔寡断，因而使人很难相信他能胜任一派领袖。1966年竞选总裁失败后，1967年10月底，前尾几经犹豫，在三木武夫宣布参加1968年总裁竞选之后，也宣布再次出马竟选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