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

基本信息

契丹版图契丹，中古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民族。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辽河上游一带活动，唐末建立了强大的地方政权，唐灭亡的907年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统治中国北方，辽朝先与北宋交战，“澶渊之盟”后，双方长期维持了100多年的和平。辽末，女真族起事，辽帝国迅速走向灭亡，1125年为金所灭，其余部建立了西辽王国，延续了93年。

基本简介

辽国疆域是宋王朝的两倍：东临北海、东海、黄海、渤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流沙(今新疆白龙堆沙漠)，北至克鲁伦河、鄂尔昆河、色楞格河流域，东北迄外兴安岭南麓，南接山西北部、河北白沟河及今甘肃北界。

由于契丹的名声远扬，国外有些民族至今仍然把中国称做“契丹”。

西欧文献“契丹”就写成Khitay。转写成俄语字母就是Китай（kitai）。所以俄文称中国为Китай（kitai）就是来自契丹。

辽朝大臣耶律俨《皇朝实录》称契丹为黄帝之后。《辽史·太祖纪赞》和《世表序》主张契丹为炎帝之后。在云南发现的契丹遗裔，储存有一部修于明代的《施甸长官司族谱》，卷首附一首七言诗，诗曰：“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说明了契丹人认可契丹为炎帝苗裔的说法。

起源传说

北方大草原流淌着两条河，一条从大兴安岭南端奔腾而下，契丹人称其为西拉木伦河，亦称“黄水”，文献上写作“潢河”；另一条河自医巫闾山西端而来，名为老哈河，亦称“土河”。契丹民族就兴起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这一地区民族的迁徙、融合呈现出十分频繁复杂的状态。

契丹人关于自己始祖有这样的传说，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倍感天宫的枯燥寂寞，她驾着青牛车，从“平地松林”沿潢水顺流而下。恰巧，一位“仙人”乘着一匹雪白的宝马，从“马盂山”随土河一直向东信马由缰。青牛和白马，在潢水与土河的交汇处的木叶山相遇了。天女和仙人，叱走青牛，松开马缰，相对走来。两人相爱了，结合了，繁衍了。尽管青牛白马的故事流传很广，但有关辽朝方面的史料中却鲜有记述，仅有的一条记载见于《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这无疑是有关青牛白马传说的最权威、最準确的记述。由此可知，契丹族发源于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确为信实。

族源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最早记载见于《魏书》。《魏书》在记载与北魏政权联系和交往的各部族时，首次为契丹和与它关系密切的库莫奚（也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原与契丹同属一支，后分开，再后又被契丹吞并）立了专传。此后，《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以及《唐会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文献通考》、《宋会要》等，都有关于契丹人活动情况的专门记录。上述文献在记载契丹人的起源时，大致有“匈奴说”和“东胡说”两种意见。这两说又派生出另两说：一说“是匈奴和鲜卑融合的产物”，一说“起源于鲜卑系的别部而不是鲜卑的直接后裔”。

笔者认为契丹出自东胡或鲜卑宇文部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鲜卑出自东胡，《后汉书》等有明确记载[6]；契丹来源于鲜卑或鲜卑宇文部，出自当时人和稍后唐人之笔；契丹为“匈奴之种”，则是数百年后宋人的说法。当然，鲜卑族的成分很庞杂，其中确实有人认为契丹为东胡系统东部鲜卑宇文部之裔，来自匈奴的“余种”，宇文部更是如此。公元89—105年（后汉和帝永元年间），匈奴被汉将耿夔击破，北单于逃走后，鲜卑进据匈奴故地，“有十余万落”未逃走的匈奴人加入了鲜卑。然10余万落匈奴人并未继续以匈奴为号，而“皆自号鲜卑”了。此后，在与原东胡种的鲜卑人长期错居杂处中，由于相互通婚等影响，差别越来越不明显，当然不能把又经历了数百年后的契丹人看作是“匈奴之种”，何况民族不是血缘集团，它在形成过程中虽有一个主源，但仍是多源多流的。张正明指出：“契丹有一个传说，认为始祖发迹在木叶山；还有一个迷信观念，认为死后灵魂要回到黑山去。木叶山和黑山都在鲜卑故地，这可以帮助说明契丹确实源出鲜卑，并非匈奴遗种”者即此。后世治契丹民族的学者简言之，契丹族源，出于东胡，源于鲜卑，是东部鲜卑宇文别部之一。

族称

“契丹”之名，始见于北齐天保五年（554年）成书的《魏书》。据《魏书》的《契丹传》云：“登国（386—395年）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即在北魏时期。源于鲜卑，是东部鲜卑宇文别部之一。而汉人记契丹事，以《资治通鑒》为最早，谓406年初（晋安帝义熙元年十二月，北魏天赐二年），“燕王熙袭契丹”。契丹称号见于朝鲜《三国史记》更早，378 年（高句丽小兽林王八年，东晋太无三年）已有契丹人犯高句丽“北边，陷八部落”。说明契丹为号，不会迟于406 年，比北魏建国称号早11年。实则，契丹人用“契丹”作称号的时间应在4 世纪中叶。《新唐书》等明确指出：“至元魏，自号曰契丹。”有的学者则认为汉以来即有契丹之号[7]。有的学者认为契丹一词出于宇文氏酋长名字之演变，约当西晋末东晋初，其异名已显，意为“镔铁”。一般我们认为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其含义众说纷纭，通行说法为“镔铁”之意。另外说法有：“切断”说、“刀剑”说、“奇首之领地”说、“酋名”说、“寒冷”说、“大中”说、“草原、沙漠或与森林相关的意义”说等等。

综上所述，契丹本属东胡族系，是鲜卑的一支，4世纪中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游牧于潢水（今内蒙古赤峰市境内的锡拉木伦河）。土河（今赤峰市境内的老哈河）一带。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她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深远影响的少数民族。俄国人到目前为止仍然称中国为Kitan（契丹），称中国人为Kitanyes（契丹人），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读音分别为Kitay，Kita1a，Cathay），在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Khita，Khata），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在中世纪从中亚直到西欧，“契丹”一直是对中国的一个通称。在他们眼中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契丹民族的对世界的影响。契丹族虽然早已在地球上消失了，但“契丹”的影响直至今日仍横跨欧亚[4]

相关文化

契丹是骑马打天下的民族，骑兵部队是其立国之本，契丹骑兵骁勇善战，与宋、西夏战争中经常取胜。在契丹贵族墓葬中，均有殉马或马具随葬，还有打马球图、引马图等壁画。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引马图》，描绘了一个髡发短须的契丹引马，右手执杖，契丹人左手牵一匹膘月巴体壮的枣红马。这是研究辽代契丹风俗、服饰及马具的珍贵资料。马鞍具和铰铁兵器也是契丹贵族墓中常见的物品，特别是契丹鞍，可以与中原的端砚、蜀锦、定瓷并称，被北宋人评为“天下第一”。出土于赤峰市大营子辽驸马赠卫国王墓的铜鎏金马鞍具等全套马饰具，数量达l64件，反映了江代马具成套成成组配置随葬的特征。

瓷器

契丹瓷器是在契丹传统製陶工艺的基础上，吸收北方系统的瓷器技法而饶製的，在五工和北宋时期南北诸窑的产品中独树一帜。其中，具有契丹族传统工艺的仿皮囊式鸡冠壶可谓辽瓷中的典型器物。鸡冠壶造型别致，製作精美，堪称国之瑰宝。此外，如内蒙古博物馆馆藏的三彩摩揭壶、“官”字款镶金口白瓷盘、绿釉刻花凤首瓶等瓷器，皆为辽瓷中的佳品。2008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市松山区发现了松州窑，又称“缸瓦窑”，这是辽金两代的官窑址，被誉为草原瓷都。

金银器

辽代金银器是中国古代金银器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契丹贵族的奢华生活，也反映了契丹本上文化与内地文化、外域文化之间的交融。辽代贵族墓葬中大量出土金银器。如赤峰市耶律羽之墓中出土的花式口圈足金杯、金花工艺御赐“万岁台”石砚、金花银唾盂、摩羯纹金花银碗，哲盟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鎏金道教银冠、錾花银靴、金銙银碟躞带等，皆是辽代金器中之上品。

服饰

契丹王国与周边各族各国的交往甚为密切，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融合了其他民族文化因素，尤其与汉文化的交融最为深入。以服饰为例，契丹人传统的服装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腰间束带，下穿长裤，裤在靴筒之内。在内蒙古兴安盟出土的大批契丹式服装，表现了契丹服饰的丰富多彩长0.7米，宽2.3米，为巨幅工笔重彩，具有晚唐至五代宫廷绘画的风格。图中女主人可能是从内地远嫁到契丹的汉家闺秀，颇具中原仕女的风尚。此壁画对于研究唐末五代的绘画艺术及契丹与中原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宗教

契丹王国统治者崇信佛教，自太祖以来一代胜似一代，至道宗时达到极盛。百多年间，契丹皇族和高级僧侣投入巨资，请能工巧匠建造了大量佛教寺院，与寺院密不可分的辽塔和佛教法器也大量出现。内蒙古地区现存着名的辽塔有中京大明塔、上京南塔、庆州白塔、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等。在庆州白塔内出土的释迦涅盘石雕像、万部华严经塔砖雕菩萨头像、白瓷迦叶、阿难像等文物，都是辽代佛教艺术的代表作。

消失之谜

2004年以来，在有关专家用DNA技术认定达斡尔族及云南阿、莽、蒋姓“本人”为契丹族后裔的讯息公布于众之后，阜新成为解开契丹源流问题的“重地”。昨日，记者对契丹族的源流问题做了进一步追蹤调查。

曾经建立了持续219年之久的辽王朝的契丹民族，从元末明初以来忽然从史籍中消失得不见蹤影。而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是否如逝去的时间一样不复存在了？

日前，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利用DNA技术解开了契丹族消失之谜：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云南的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族后裔。

事实上，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分属如今十来个民族的阿、莽、蒋姓“本人”，一直自称是契丹族后裔，要求有关部门澄清他们的来历。但是因为考古技术上的障碍，学术界对这个自称是契丹族后裔的人群始终未能“正名”。同样，从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也一直存在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也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各执一词。

而如今，这个一直令历史学家困惑的历史之谜终于被破解，DNA技术解决了达斡尔族和云南阿、莽、蒋姓“本人”的源流问题。这个破解过程是这样的：在云南保山的5个小村庄，专家们取到了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在四川乐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牙齿、头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古标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线粒体DNA可变区比较，显示出了準确的结论：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

至此，专家们做出这样的结论和比喻：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用兵的契丹人被征服，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下来，有的则被当地人同化了。后者是最难寻找的，因为，契丹族一千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外婚製”，所以纯粹意义上的契丹人已不复存在了。经过不断地迁徙、隔离和融合，多数契丹人如扔在大海中的冰一样融化了，用一个专业术语命名即“分子意义上的后裔”。

这些业已融化了的“冰”还能找到吗？

两份家谱述说着这个耶律姓人家的家史，20世纪80年代，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原人大副主任戴位彧在作一项调查时，在王府镇河东村叶长青家发现了叶家珍藏的两份家谱，一份以蒙文书写，一份以汉文书写。与这两份家谱一同珍藏的还有两份土默特官府发给这个家族的文书，一份颁于清道光十五年，一份颁于1918年，均为蒙文。后来，这两份家谱与文书一同载入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高勒巴干主编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此后，阜新市建设局干部陈志健根据汉文版的《蒙郭勒金姓氏及村民考》结合叶长青家的家谱认定这个叶氏人家是契丹后裔，肯定其族源出自耶律氏，即这个“叶”姓源自辽契丹的“耶律”姓。

昨日，记者见到了叶长青。尽管年过七旬，但叶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他向记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及随同珍藏的两份官府档案。颁于道光十五年文书的题头是：“準耶律氏希如们宝路等入册入甲土籍执照”。其汉文家谱序言为：“大清康熙庚子年奉旨陪侍和硕格格。祖父系正白旗包衣牛录，康熙壬寅年故于本京。至雍正元年，父与祖母郑氏陪从出外”。这份家谱从祖父那哈、祖母郑氏起，记到第四代。

着名契丹史学家朱子万这样评价叶长青家珍藏的两份家谱：“它为辽亡后契丹人之流向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契丹：留给今人的一份历史记忆

阜新，是契丹族故地，这早已被史学家所认同。自北魏开始，契丹族就开始在阜新活动。辽建国于907年，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938年（一说947年）改国号为辽，983年复称契丹，1066年仍称辽。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立大辽开始，在整个辽朝时期，契丹统治者将阜新当成了它的“腹地”。据考证，今阜新境内有9座头下州，属于辽早期的有遂州、顺州、豪州、欢州，属于中期的有徽州、成州、横州，另有一个时代不太明确的闾州。这9个头下州当时有人口19万多人，如再加上军队人口等，可达20多万人，其中契丹人佔10%之多。

辽亡后，阜新的这些契丹人流向何方？还有多少外地的契丹人流向阜新，他们究竟融化在哪些民族当中？

已知，阜新的这份家谱为证的契丹后裔的发现，为探索契丹消失之谜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脉络。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消失的民族契丹会带给人们更多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