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属明时期

​简介

安南属明时期（1407年─1427年），在越南被称为“第四次北属时期”（越：Thời Bắc thuộc lần 4/时北属𠞺4?）或“属明时期”（越：Thời thuộc Minh/时属明?），是越南（安南）被中国明朝永乐、洪熙、宣德三代皇帝统治的历史时期。在此一期间，明朝消灭越南胡朝，改称越南为“交趾”（当时国境相当于现今的中部及北部），扫平意图恢复陈朝统治的后陈朝势力，建立起府、州、县的中央直辖方式，採取移风易俗及推行儒学教化的政策。但明朝的统治激起越南人民反感及叛变，尤以蓝山豪族黎利最具影响力，并于抗明十年战争（1418年─1427年）后结束属明时期。后世历史学家，如中国郭振铎、张笑梅，指出明朝佔领越南之举实属“非正义”，不过该时期裏，中越两国的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交流，对越南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明朝侵入越南

背景

中国明朝之所以发动侵越，与越南内部斗争有着密切关系。1400年，陈朝权臣胡季牦篡位，建立胡朝，改国号为“大虞”。不久后自称太上皇，由儿子胡汉苍即皇帝位。由于前朝陈氏原是向明朝称臣，世世受明册封，凭着篡夺得国的胡氏为免惹起明朝猜疑，便于1403年农历四月丁未遣使赴明，向刚起兵夺位的明成祖声称陈氏“宗嗣继绝，支庶沦灭，无可绍承。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欲借此声称自己具有统治资格，要求明朝册封。明成祖派杨渤到越南观察后，当地陪臣耆老跟随他向成祖上奏称“众人诚心推𡗨权理国事”，明廷一时再没有怀疑的理由，便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

1404年农历八月乙亥，陈朝遗臣裴伯耆到明廷，控诉胡季牦父子“弒主篡位，屠害忠臣”，要求明朝出兵“擒灭此贼，蕩除奸凶，复立陈氏子孙”；八月丁酉日，有一位自称陈氏子孙，名叫陈天平的人（越南史籍写作“陈添平”，《大越史记全书》称他的身份本是“陈元辉家奴阮康”），从寮国入明，亦向明帝诉说胡氏篡位的经过，要求恢复陈氏统治。其后，明成祖当着胡朝的来使面前，安排陈天平与他们会见，使一众来使都错愕下拜，甚至涕泣，适值裴伯耆在场，向来使责以大义，场面紧张。明廷于是对越南政局多所干涉，派员查核实情，胡朝明白势不得已，唯有承认责任，要求“迎归天平”。

另外，明越两国又因领土问题出现外交风波。1405年，广西省思明土官及云南省宁远州土官向明廷控诉，辖境猛慢、禄州等地被越南所佔。为此，明廷于该年农历二月，遣使责难胡朝，要求取得禄州，胡朝便被迫将古楼等五十九村交给明朝政府。[1-3]

胡朝虽然愿意息事宁人，但两国关系仍然紧张。其后，胡朝所派到明廷的使节，都遭扣留，不许回国。明廷又派员入越，查探山川道路险要之地，以为日后南征的準备。另外，胡朝的南邻佔城，曾于1404年遣使入明，声称遭到胡氏“攻扰地方，杀掠人畜”，并进一步“请吏治之”，这亦引起了明廷的注意。

不过，明成祖仍未敢轻言出兵。1405年年底，云南将领沐晟建议出兵，却遭明成祖反驳说：“尔又言欲发兵向安南。朕方以布恩信，怀远人为务。胡𡗨虽扰我边境，令已遣人诘问，若能摅诚顺命，则亦当弘包荒之量。”至于陈天平的处置，明廷则决定送归越南，并要求越人“以君事之”，奉为国主。越南方面，胡朝有感于对明关系紧张，亦积极防备，重编军製，在多邦城（陈仲金说位于山西省先丰县古法社）加强防守，于各个河海要处装插木桩陷阱，整饬军库，招募人民有巧艺者入伍。但胡朝君臣对明主战或主和，意见分歧甚大，有官员认为只好“从他（明朝）所好，以缓师可也”，左相国胡元澄则认为只决定于“民心之从违耳”，对明作战并无十足把握。[2-3]

明军南下

1406年，明朝派镇守广西都督佥事黄中领五千士兵（《大越史记全书》称领兵十万），护送陈朝“前国王孙”陈天平回越南（《明实录》把事件列在该年农历三月丙午；《大越史记全书》则列入农历四月八日）。当进入越南境内的支棱隘时，遇上胡军截击，明军不敌，陈天平及部份士兵被俘。陈天平经胡朝审讯后，被“处陵迟罪”。明成祖得悉后大怒，便“决意兴师”。[1-3]

同年年中，明成祖派总兵官朱能、左副将军沐晟、右副将军张辅、左参将李彬、右参将陈旭等领兵（《大越史记全书》称共有八十万人，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认为可能有夸大），分兵两路，开进越南的白鹤江会师，一边向越南腹地步步推进，一边发出檄文向越人呼吁胡季牦父子的行为是“肆逞凶暴，虐于一国”，并列出胡氏“两弒前安南国王以据其国”、“贼杀陈氏子孙宗族殆尽”、“淫刑峻法，暴杀无辜，重敛烦征，剥削不已”等二十大罪，又称明军的到来是“吊尔民之困苦，复陈氏之宗祀”，以使民心动摇。果然，不少越人“厌胡氏苛政，罔有战心”，有助明军前进更为顺利。农历十二月丙申十一日，胡军的主力退守多邦城，明军亦看準该城位于河边，有较大面积的沙滩可供抢滩，于是分兵进攻，成功以火铳击退胡军象兵。其后，明军攻入越南的重要城市东都升龙，并大肆掠夺，“掳掠女子玉帛，会计粮储，分官办事，招集流民。为久居计，多阉割童男，及收各处铜钱，驿送金陵”。[1-3]

佔领越南

1407年年初，明军攻破升龙后，向胡朝的首都清化继续前进，胡氏皇子胡元澄领军退守黄江（在今越南河南省的一段红河），与胡季牦、胡汉苍会合。明将沐晟则进驻木凡江（在今越南河西省，与黄江相接）预备出击。农历二月，沐晟沿江两岸击败胡元澄军，追击至闷海口（在今越南南定省），因军中爆发疾疫，明军移师到鹹子关立塞备战。农历三月，胡军集合水步大军七万，号称二十一万，与明军爆发鹹子关之战。结果胡军溃败，大批兵士溺毙于该处河流，无数船只及军粮沉没，胡氏父子败逃，最终在农历五月十一日在奇罗海口（在今越南河静省奇英县）被明军俘获，胡朝灭亡，领土被明朝佔领。据当时的统计，越南土地人口物产资料为：府州四十八、县一百六十八、户三百一十二万九千五百、象一百一十二、马四百二十、牛三万五千七百五十、船八千八百六十五。（※此一统计数位，按《明实录》记载的1408年农历六月的计算，则是“安抚人民三百一十二万有奇；获蛮人二百八万七千五百有奇，粮储一千三百六十万石，象、马、牛共二十三万五千九百余只，船八千六百七十七艘，军器二百五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二件。”）

胡朝亡后，明成祖在农历六月癸未朔下诏，声称这次军事行动是为了越南原本的陈氏王室着想，“期伐罪（指胡朝）以吊民，将兴灭而继绝”，并打算对“久染夷俗”的越人“设官兼治，教以中国礼法”，以达致“广施一视之仁，永乐太平之治”。明廷又以陈朝子孙被胡氏杀戮殆尽，无可继承，于是在越南设定“交址都指挥使司”、“交址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交址等处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将之直接管辖。

明朝统治越南

地理建置

1407年农历六月，明朝消灭越南胡朝后，声称为了回应当地官吏耆老“原复古郡县”的请求，便将之改名“交址”，依照明朝内地的行政区划模式，设定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三司”。接着，明廷在交址设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多个县，以及五个直隶布政司的州，分辖二十九县，在要地则设十一卫、三所，一市舶司。

户口管理

明朝对交址人口，採取与内地相同的黄册製度来办理。官府把交址人丁的姓名、年龄和籍贯，记载到簿册，并按这些资料，製成证件，由人丁持有，以备官府查核。若发现某人的证件与簿册所载不符，便须抓去当兵。

明人官府的薄册，会登记交址境内每一裏（在乡村，则设立裏甲製，以一百一十户为一裏，十户为一甲，裏有裏长，甲有甲首）、一坊（城市）及一厢（城郊）的所有丁数及田数。孤寡残疾者则另用称为“畸零”的簿册来登记。这些簿册又会在卷首绘画地图。簿册编製完毕后，即抄成一式四份，一份黄色封面的交到中央户部，其余三份封面为青色，交给交址承宣布政使司及各府、县储存。每十年更新田丁的数目。

经济赋役

明朝对交址採行多项税务及赋役製度。负责征收的官员，在府州县有税课司、河泊所副使等，另外有本场局使副等名目。1414年，明廷规定交址每亩田征粟五升，植桑沙每亩征丝一两，每一斤丝征绢一匹。明政府又设盐税，交址人民每月煮盐若干，送交提举司收藏，待承宣布政使司检验后，才可发卖。若私煮或私卖，则会被判罪。

明朝又加紧开取交址资源，运回中国。凡是金银矿产，都设官督民开採。在山林地区，令人民寻找象牙、犀角。在海滨地区，令人民到下海採集珍珠。另外，土产如胡椒、香料，以及珍禽异兽如鹿、象、龟、雀、猿、蛇等，都大肆搜刮，以带回中国，以致民不聊生。

文教及选拔

明朝政府在交址开设学校，访求有在儒学、医术、僧道方面有才能的，都委以官职，并使之教授有关才艺。而在交址人的学习课程方面，明廷把中国儒家典籍中的《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颁发给各州县做读本，并派僧道传布佛教、道教。

对交址知识份子，明廷在佔领之初便致力招揽。如在1407年农历六月癸卯，明成祖向交址总兵官张辅等下令，将该地“怀才抱德、山林隐逸、明经能文、博学有才、贤良方正、孝弟力田、聪明正直、廉能干济、练达吏事、精通书算、明习兵法、武艺智谋、容貌魁伟、语言便利、膂力勇敢、阴阳术数、医葯方脉之人，悉心访求，以礼送赴京擢用。”后来更製定了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措施：起初规定府学每年两名入选，州学每两年三名入选，县学每年一名入选。后来改为：府学每年一名入选，州学每三年两名入选，县学每两年一名入选。由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府州县地方官员负责，安排生员在入选后第二年的农历正月一日进京朝觐。至于入选为岁贡生进入国子监的条件，则是“不拘入学年月浅深，择有学行者”。

稳定社会秩序

明朝统治交址期间，曾实行与越人习尚及生活有关的措施。按越南史家陈仲金的说法，明廷是企图“使安南人同化于中国人”。不过，其若干措施，亦如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所说，是“稳定社会秩序”具体情况是：

祭祀：1414年农历九月，下令设立文庙、风云、山川等神坛壝，依时进行拜祭。

衣冠服饰：1414年农历九月，男女不许剪发，妇女必须穿短衣长裙，与中国衣冠製度相同。

民众待遇：在战事中死亡的将士民众，均予以妥善安葬；年迈有声威者，给以礼遇；鳏寡孤独无依者，设养济院收容。又对被胡朝迫害惨死的陈朝贵族，给以追赠謚号及修理坟墓。

驿站製度

1415年农历十月，明廷听从总兵官张辅的建议，从中国钦州地区至东关城（今越南河内）一带，建立驿站系统。于是，明政府于东关城至慈山府嘉林县（今越南北宁省嘉平县）设定马驿；另外，明政府又在至灵县（在越南清化省）、东潮县（在越南海阳省）而到与中国钦州接壤的万宁府，设定水驿，以便公文传递。

兵製

1416年，明总兵官张辅在交址抽调人民当兵，方法是：在设有卫所的地方，每户抽三丁当兵，而清化以南，因人口较少，每户只抽二当为兵。在没有设立卫所的地区，则在险要处设立堡栅，由民兵负责把守。

越人起事抗明

原因

中国明朝攻佔越南不久，越人便奋起抵抗，虽然多次遭明军平定，但起兵潮流仍此起彼落，持续了二十年，最后更成功驱逐明人。越人之所以要发动抗明，越南近代史家陈仲金简单归纳为两点：“陈朝宗室还有人企图恢复旧业，况且我国尚有许多人不愿做中国的奴隶”。详细而言，则有如下因素：

明朝官府的压迫：明廷在越南实行的统治措施当中，无可避免地扰乱了越人的生活，加上派往越南的官员，往往以高压控製，使当地人大感困苦，《明史》记载“交人（越南人）苦中国约束，又数为吏卒侵扰，往往起附贼，乍服乍叛。”较显着的例子是侵渔当地百姓的中官马骐，连交址承宣布政使司也无法禁製，“马骐贪暴，洽不能製，反者四起”；“中官马骐以採办至，大索境内珍宝，人情骚动，桀黠者鼓煽之，大军甫还，即并起为乱”，但是明政府仍不恤当地民情，刑罚严酷，使起事者有增无已。[10-11]抗明势力之一的清化蓝山豪族黎利，曾忆述他的起兵，本是不得已地被明人迫出来的：“及其（明朝）贼虐愈甚，民命弗堪，凡有智识者，皆被其害。朕虽罄家所有以奉事之，冀其免祸，而彼害朕之心曾不少恕，义兵之举，朕实出于不得已焉耳。”

陈朝支持者的企图恢复旧业：1407年十月，明朝灭胡朝后不久，便有简定帝陈頠的起兵，务求“兴复陈室”，历史上称为后陈朝。到重光帝陈季扩领导时，更是“豪杰从风回响”，声势浩大。

民族因素：越共学术机关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提出，越人起义抗明与民族气节有关，“我国（越南）人民仍然保持了象征着民族的崛起和自豪的英雄气概。从明军侵犯我领土、践踏民族独立的时候起，我国人民就在全国各地拿起武器跟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到后来黎利得胜后发布的《平吴大诰》，便提出中越本为两个不同的国家：“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此种概念，成为越人起兵抗明的动力之一。

陈氏遗裔起事

1407年，明军佔据交址后，访求陈氏子孙，但近代越南学者陈仲金却认为这只是故意欺骗，以便杀害，因此无人敢出。到该年的农历十月初二，陈頠（旧号简定，据越南史载是陈艺宗的次子）在谟渡（在今越南宁平省安谟县安谟村）与陈肇基起兵，自称“简定帝”，建元兴庆，是为后陈朝，在乂安、化州一带活动，曾降明军的邓悉改投陈頠，于是军势逐渐强大，更于1408年农历六月的日丽海口之战击败明军，收复了乂安以南的国土，这令交址的明人官署感到难以收拾，向明廷上奏“逆贼简定、邓悉等聚众，请益兵剿之。”到农历十二月中，陈頠会合顺化、乂安、清化等地军队，準备进攻东都。明廷派大将沐晟与都指挥使司吕毅所率领的四万云南兵讨伐，并在逋姑桿（在今越南南定省）与陈军爆发激战，结果明军大败，吕毅战死，沐晟退至古弄城（在今越南南定省懿安县平格村）。陈頠正想乘胜追击时，被邓悉劝阻，于是后陈朝发生内哄，邓悉被诛，邓悉之子邓容到清化，并找到陈艺宗之孙陈季扩，于支罗县（在今越南河静省）尊立为帝，年号重光。其后，陈季扩乘着陈頠忙于跟明军作战之机，俘掳陈頠，尊为太上皇，以图一同抗明。

明廷调兵遣将，务求镇压交址的动乱。1409年农历二月，派张辅为总兵，王友为辅，率军进入交址救援。张辅先追击陈頠，于美良县将之擒获，俘送金陵。陈季扩则逃回乂安。张辅军所到之处又多行杀戮，甚至积尸为山、抽肠系树、煎肉取膏、炮烙为戏等等，尚生存的则被掠为奴婢而转卖。

1410年以后，陈季扩军与明军周旋后，始终无力抵御，向明廷求封请和又不被接纳。1413年农历四月，张辅军攻打乂安，陈季扩军缺乏粮食，残存者仅十分之三四。最终，张辅攻破化州，陈季扩潜逃不遂就擒，被押解燕京途中投海自尽。后陈朝告终。[6-7]

民变蜂起

除陈氏遗族的反明抗争外，尚有其他多股起事势力，情况如下：

平定王起义

1418年农历正月，清化梁江蓝山乡的豪族黎利发动起义，自称“平定王”，盘踞该地与明军对抗。明军征讨数年，还未能将之消灭，便尝试採取利诱策略。据《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实录·黎纪·太祖高皇帝》的记载，1423年农历四月，明将陈智、山寿等给黎利军送来大批牛、马、鱼、盐，及谷物农器，目的在于招诱黎利。黎利亦派人赠送金银回礼，并暗中作出防範。明军了解到黎利不愿妥协，便扣留黎军来使，此举反令黎利更坚定信念，“帝怒，遂绝之，将士发愤，皆誓死战”。

1424年，黎利听从少尉黎只的建议，製定了“先取茶隆（在今越南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方略，在越中地区日渐坐大，包围西都，进佔顺化、新平等地，明廷也不得不多派兵员赴越增援。1426年，黎利军进迫河内，明征夷将军王通会合十万大军迎敌。农历十月，在崒洞之役（又作𡨧洞。《明实录》记载战事发生于农历十一月，《大越史记全书》则记载在农历十月）中，王通拟定设定伏兵，引诱黎利军队，但因军中的侦察人员被黎军所擒获，因而早有準备。黎利军便故意引诱明军，时值大雨滂沱，道路难行，明军遭黎利军四面夹击而大败。据《大越史记全书》所说，此役中明军阵亡者有五万余人，被俘者万余人。

明朝征夷将军王通在崒洞之役大败后，便争取机会重整军力，又佯作与黎利议和。黎利明白这一点，便继续进兵，攻取东都（河内）附近城池。到1427年正月务求把一部份明军部队围困在内，使之孤立无援。明廷派柳升（越南典籍作“柳升”）再加兵十万前来增援。柳升抵达边境时，黎利曾要求“罢兵息民，立陈氏之后主其地”，唯柳升没有即时处理，只把信函原封不啓，送交明廷，自己则领兵再战。黎利军则採取诱敌深入的方法，在支棱之役中击杀柳升，明军又遭黎利军从各路进攻，陷于总溃败的状态。

明征夷将军王通见援兵战败，知道大势已去，便与黎利议和，并向明廷通知实况。明宣宗皇帝亦考虑到“数年以来，一方不靖，屡勤王师”，便允许撤兵。黎利得胜后，就发布阮廌所起草的《平吴大诰》，称他自己的抗明斗争是“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提出中越两国是“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因而有必要脱离明朝统治，自行建国，于是建立后黎朝。

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黎利接受明朝册封，安南从此朝贡不绝。

越南在属明期

书籍文献流传

越南在属明期间，中越两地的书籍，因明政府的政策关系而有所流通。明廷下令将《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中国思想文化要籍颁行交址各地，以供人民学习。另外，明朝政府又曾将一批越南书籍文献带到中国。这批文献的情况见如下表：

※ 以上各项，参见《钦定越史通鑒纲目》正编卷之十三、陈仲金《越南史略》第三卷第十三章，以及明峥着、範宏科译的《越南史略》。

工、商的交流

明朝统治交址时，曾吸纳当地的技术人员。1407年农历九月癸酉，交址总兵官张辅遣送当地“诸色工匠”七千七百人入明。在1413年农历正月，明政府选取匠人，携同其家眷送到燕京，负责造船。二月，明政府招揽商客，将粟航运到中国广东、福建、浙江、四川、云南等地售卖。

在明廷吸纳的技术专才当中，还包括越南胡朝的皇子胡元澄。胡元澄曾替胡朝领兵作战，在火葯及武器方面有较深的认识。据《明实录》的记载，胡元澄被俘到明廷后，得到明成祖的赦免，并获“授以官，督造兵仗局铳箭、火葯”。《明史》亦记载了明廷得到新的火炮技术后加以套用的情况：“至明成祖平交阯，得神机枪炮法，特置神机营肄习。製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

胡元澄为明朝政府效力，推动了火器军事的发展，获得明人的肯定，甚而尊之为“火器之神”。

历史意义

在越南，古今大都把属明时期视为一个乱世及亡国阶段。如《平吴大诰》便历数明朝的罪状是“狂明伺隙，因以毒我民。恶党怀奸，竟以卖我国。焮苍生于虐焰，陷赤子于祸坑。欺天罔民，诡计盖千万状。连兵结衅，稔恶殆二十年。败义伤仁，乾坤几乎欲息。”后黎朝史家黎嵩说当时是“明人肆虐，生民涂炭，未有甚于此时也。”越共学者亦认为明朝统治时越南“国土遭到蹂躏、社会受到箝製、人民的生活和人格遭受践踏”，但这段饱遭外侮的历史，也唤醒了当时的越南人民认识到自身正“面临着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这就是祖国的存亡、民族的独立、人民的生存权利和人的尊严”。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则提到“明朝对安南的佔领是非正义的”，但同时亦指出，“明朝在安南二十余年裏，推行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政治製度、封建经济模式以及科技文化等，均对安南封建社会的发展起重大作用，这是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对于中国明王朝而言，佔领安南时适值是郑和下西洋的年代，《明史》就提到佔领安南有助于招倈诸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不过，明王朝亦为佔领安南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学者陈学霖便提到明成祖罔顾明太祖把安南列为不征之国，将之佔领后所带来的问题：“永乐帝不顾这种祖训，错误地认为安南的内部事件威胁着明帝国的安全，于是他想把安南并入帝国的版图。这一决定造成了明代初年政治上和军事上最大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