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

​概况

中国汉代居延、肩水两都尉府所辖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统称居延汉简。遗址在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甘肃省金塔县境内。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至东汉中期(公元2世纪初)，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

居延汉简总数约3万枚，为两次发掘採集所获，是迄今已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多的。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获简约1.02万枚，分别出自30个地点，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地点有破城子(A8)、金关(A32)、地湾(A33)、大湾(A35)等， 现藏台湾省省“中央研究院”。1927～1976年间，甘肃省居延考古队获简近 2万枚，其中破城子出土7865枚,甲渠第四燧出土195枚,金关出土11577枚，其他地点採集简 164枚，现藏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居延汉简形製繁杂，主要有简、牍、觚、楬、封检等。大部分简牍长23釐米上下。其中较宽的简容纳两行字，称作“两行”。编联在一起的简称做“册”，今见“永元器物簿”册由76枚木简编联而成。觚为多棱形木棍，多面书字，一般长30釐米以上。楬是一种标签，长短不一。封检用以封缄文书或实物，呈长方形，有的还储存施封泥用的凹槽。文书封检长14～20釐米，实物封检长短不一。

居延汉简的主要内容包括官、私文书及少量典籍、历谱等。其中官文书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诏书律令、司法文书、品约以及为处理各类事务过程中形成的上行、平行、下行文书；另一类是各式簿籍。诏书有单编也有辑录成册的。律令条文有捕律等。司法文书以各式爰书、劾状居多。品约有罪人入钱赎品、守御器品、烽火品约等。上行文书包括各式定期和不定期的汇报以及对上级来文的复文等。平行文书多为候官与候官等同级机构之间的往来文书。下行文书包括各式命令、指示、通报。此外，还有符、传等各式凭证。簿籍是名册和帐簿，名目繁多。关于人员状况有吏卒名籍、省卒名籍、骑士名籍、病卒名籍、卒家属名籍等。关于军事装备有被兵簿、守御器簿、兵器出入簿、官兵器核校簿、兵器折伤簿等。关于钱粮财物有钱出入簿、吏奉赋名籍、谷出入簿、廪食簿、吏卒廪名籍、财物出入簿、盐出入簿、什器簿等。关于勤务有日迹簿、作簿等。关于计功考核有赐劳名籍等。关于驿马有驿马名籍、驿马阅具簿等。此外，出入关有出入关名籍,入官签到有诣官簿等。上述官文书,都有一定的书写格式，由特定的人员製成。其中许多文书当时已立卷归档，如建武三年(公元27)，“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依事立卷，计有表识木楬 1枚、木简35枚，出土时呈卷状，文字面朝内，归入了三份验问爰书及一份县廷下行文，反映了汉代诉讼“传爰书”的程式。私文书主要是买卖契约及私人间的往来书信。书籍有鑒别刀剑优劣的 《相利善剑刀》 册及医葯方、《算术书》、《九九术》、《苍颉篇》、《急就篇》、《论语》等残篇。历谱除日、月干支外，有的还记载建除禁忌等佔术内容。不同性质的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不尽相同，如候官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比一般烽燧出土的简牍广泛；关卡遗址出土的简牍，内容多与出入通行有关。

居延汉简大多出自掾史之手，系统地反映了汉代边塞的屯戍生活，涉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汉史的第一手资料，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由来

居延地处沙漠戈壁间，一般史书多称其“瀚海”、“流沙”等。这裏南接河西走廊，北邻蒙古高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121年春，汉将军霍去病率骑兵自陇西郡出发，向西北进军，跨黄河、湟水，越焉耆山，袭击驻守在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所部，取得很大胜利，这次战役敲开了河西走廊的东部大门。不久，汉朝在这裏先后建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汉军经河西征大宛，据《汉书·李广利传》载：“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保卫酒泉就是要保证去西域的道路畅通，也就是保证西征军的后勤供应线无阻，所以“置居延、休屠”军事要塞。这应该就是修建居延之始。修建居延要塞后，汉朝长期派兵驻守；为解决驻兵粮草转运困难的问题，就在当地就地发展屯垦农业。长期的驻兵和屯垦，要有大量的军事档案来往，屯垦带来大量经济方面和政治管理方面的文献资料等等。以上就是居延汉简的由来。

质地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製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佔比例甚微，不到1%。出土的木简的木材经鑒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内容概述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 内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

（一）政治方面

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製度、抚恤製度、吏製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 ,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126.41此数位指简号，下同)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製度。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製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二）经济方面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佔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例如简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简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记载， 这是汉代两种不同的计量法，如简文“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见小石为大石的六斗，这无疑有助于对汉代计量方法的理解。

（三）军事方面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侯、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侯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侯官，侯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了望防御组织，与今日的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四）科技文化方面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 五，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 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採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準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製、收发程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製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储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製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匈奴人入侵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製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档案。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 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製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佔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储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储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裏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储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鑒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幕后故事

国运兴则国宝兴，国运衰则国宝亡，奠定中国“简牍学基础”被世界称之为二十世纪东方文化“四大发现”的甘肃“居延汉简”它的命运惊心动魄。

自电视剧<国宝>开播以来，掀起的文保热潮一浪高于一浪。许多人在更深的层面上开始关心文物保护。

1901年2月，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掘出44枚汉文简牍，至今已103年了。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地区发现当简至今已有73年了。1970年发现居延新简也30多年了。

岁月沧桑，依然没洗去照在居延汉简上的神秘光环，但许多的发掘者、守护者却远离我们而去，即便是70年代新简的发掘者们也是六旬老者，掀开历史的大幕，我们在历史的舞台上看到了这样一个个不屈的身影。

当时，瑞士的贝格曼和其它他的中国专家在额纳河流域的居延，开掘了六十个区，其中二十一区有採集品，他发掘的坑道有五百八十六处，在其中的四百六十三坑中，採获了汉代竹术简牍及有文字的物品，有五百三十四包，约计一万四千余枚竹木简，仅登记工作就历时四个月才完成。

考察团将这批简运到北京后，贝格曼强烈要求将这批简带回瑞士，但刘半农、马衡（故宫博物院院长）、沈兼士、周养庵等众多着名学者坚决反对并进行了交涉，幸运的是部分专家的高瞻远瞩，在考察团出发之际，双方的协定中就对发掘的文物归属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是有文字资料的都留在中国。

在众多学者们的据理力争下，汉简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但是仍有3000多件文物被贝格曼带走。上个世纪50年代中瑞建交的时候，这批文物才回到祖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简关到北平图书馆储存，理事会推马衡和北大教授刘半农整理研究，后来又将汉简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北平的大批人逃往南方，北大的师生及部分图书也转移到其他各地，由于时间仓促在冯大图书馆的居延汉简和其他稀世珍品便无人顾及。

沈仲章是刘半农先生的弟子，当时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干事，十厘清楚这批“居延汉简”的史学价值，看到在北大进进出出的日本兵，本来也要转移的他便冒着生命危险藏留了下来，等待时机偷运这批简。几个仍留在北大的人员也加入了进来，每夜出动先后分四次把居延汉简偷运出来。这时刘半农先生的另一位弟子北大语言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周殿福得知后，也冒险参与偷运行动，他们反汉简和其他文物转移到北长街的一个小庙裏。

本来沈仲章要带这批木简到上海找北大负责人，走之前为了安全便放到德华银行保管。情势紧张，到上海的沈仲章坐了一天半的火车却只到天津，沈仲章在火车上度日如年，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甚至没上洗手间。深夜到达天津后，沈仲章蹲在火车站提心吊胆的等天亮，因为他抢救出来的国宝的收据和他的全部财产的支票就藏在一顶破草帽裏。在天津为进入法租界沈仲章费尽周折，终于随北大撤退到长沙的徐森玉教 授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负责人傅斯年取得联系，他们发电报说，会派专人来联系并运送“居延汉简”南下。

滞留天津风险重重，后来听到讯息的徐森玉先生来到天津，联系了“居延汉简” 的落脚地——香港大学。沈仲章又偷偷回到北平，将这批简先用木箱后用铁皮箱装成两大箱，委托一家瑞士商行托运箱子，因为当时盘查的非常紧，而这家商行后台硬一般不受检查相对稳妥些。在许多人的帮助下，观察日本人盘查的时间规律、寻找机会上船。最后终于避开日本人的检查安全上船，轮船到青岛后，由于临时装运另外一批货物，在青岛搁浅还要停泊十几个小时，沈仲章便下船寻找在青岛的其他教授，并顺便给长沙发电报：告知木简己南下请派人到香港接收。谁知电报发完后归来时，托运汉简的轮船已经开走了。沈仲章赶忙给轮船船长汤麦斯发电报，请他帮忙把箱子交给船上的吴景祯先生，让吴先生到香港后交给香港大学校长蒋梦麟。

有人回忆说，汉简运到香港后，大家还是小心万分，为汉简的事情，徐森玉特地从香港给远在长沙的傅斯年发了一封电报：“本简已全运港。拟用公（傅斯年）及仲章、鸿宝三人名义存香港大学。务希电允。排比影印亦拟进行，并盼指示。回电由许地山转”。

这是1938年的事情了。由于当时情况特殊，他们同当时在香港大学的蒋梦麟校长、许地山教授等人协商后，决定将汉简存入香港大学保管，具体指派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準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製版印刷，予以出版。可惜后来书版皆毁。

1940年6月战火向香港逼近，汉简的去向再一次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热点。种种原因，他们改变计画商议準备运往美国。这时候，胡适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他在信中表示，“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1940年8月4日，汉简由香港啓运，10月中旬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25年后，经台湾省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回台湾省，至今储存完好。

发掘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一些情况，在汉代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发现了汉代木简。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汉代遗物1230件，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

（一）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为地名，“侯官”不作官长解，而是长城要塞上了望防範敌人的哨所，相当县一级。弱水自北向东流向40公裏外的居延泽，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点进犯地区，亦为汉朝重点防务地区，设26个烽火台和一个城堡（名“鄣”），由长城连线。

城堡东侧是戍卒宿舍、厨房，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为3枚木简，内容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个下级武官父死居丧的报告书；还有一册为77支木简编在一起，内容为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账簿，如包括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分类账簿，以及名册、报表、家信等等。“册书”的出现，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后来在此的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距城堡东门30米处，是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222支木简和739件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甚至发掘出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及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等。

（二）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裏许，有侯官和3个烽火台遗址，1913年贝格曼曾在此发现一枚汉简，定名为“甲渠第四燧遗址”。汉长城侯官之间每隔约5公裏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间报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达30人左右，有一人经常了望，其余则积薪、炊事等。“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2万余裏，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裏，在河西走廊则依仗烽燧保护商旅，它对“丝绸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昼，以燧主夜”，白天放烟，（在柴草中放入狼粪，烟则直入云霄，故称“狼烟”），夜间点火，以通敌情。在这裏出土的汉简上，记载有第四侯长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这裏是第四燧，后来成为第四侯侯长长驻在的烽燧。

（三）肩水金关的关城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裏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储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省，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莫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乃历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时最多，未发现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简，殇帝以后仅发现一枚。

分类方法

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

（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

（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

（三）信札

（四）经籍：历谱、国小、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

（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

（一）简牍之製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製；

（二）公文形式与一般製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

（三）有关史事档案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边塞製度

边郡製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僱佣与“客”；

（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着、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

（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準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準，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製相同、内容一致的文书进行分类。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则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现有人员、疾病、日迹、作簿、举书、备品、俸钱、卒衣粮、卒家属食粮、盐、驿马、茭、谷搬运；后者包括书檄、封检、发信记录、递传、通关、除任、秋射、刑讼、贳卖、负债、爰书、书简等；此外还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薛英群则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在对大量汉简资料进行排比、归纳后，将简牍文书分作中央文书、地方文书、律令与规章製度、经史子及集四类。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製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

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榦）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範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价值

居延汉简书写时间跨度达二百七十多年，内容极其丰富，对研究汉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法律、民族、宗教以及社会生活状况等，发挥着补史、证史和史书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居延汉简，堪称“国宝”。它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结晶，更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的文化财富。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批居延汉简出土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敦煌学”之后，又一门新兴的学科“简犊学”诞生了。世界性的“汉简热”正在迅速升温，并波及各国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