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县有朋

个人简介

山县有朋(1838～1922) YamagataAritomo日本军阀，政治家。1838年6月14日生于长州藩（今山口县)萩城，卒于1922年2月1日。1857年前后参加尊王攘夷运动。1866年幕府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他率队与幕府军作战。1869～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欧洲考察军事製度，回国后主持製定<征兵令>，设立参谋本部，并奏请颁布《军人训诫》、《军人敕谕》，确立新兵製。1877年西南战争时，指挥政府军平定士族叛乱。

1882年任参事院议长，次年兼任内务卿。1885年12月出任日本第一届内阁内务大臣。1889年12月～1891年5月任内阁总理大臣兼内务大臣。曾赴欧洲考察军事。1889年，受命组阁，对内设法巩固天皇专製製度，颁布《教育敕语》；对外，1890年抛出“利益线”的理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主张出兵侵略中国和朝鲜。

1890年10月颁布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教育敕语》，1893年任枢密院议长。1894年6月作为元老列席首相官邸会议，参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爆发后任第一军司令官，不久调任大本营监军。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任第一军司令官。9月15日率军攻佔平壤，随即北进义州。10月24、25两日，渡过鸭绿江。先后攻佔安东(今丹东)、九连城、凤凰城(今凤城)。11月3日向大本营提出<征清三策>，要求进行冬季作战，未被採纳。11月29日，明治天皇以其宿痾复发为由，诏其回国养病。不久任“监军”，继续进行侵华活动。甲午战后，授侯爵。 1895年任陆军大臣。1898年获元帅称号，同年11月第二次组阁。1898年晋陆军元帅，同年11月重任首相，并派兵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1900年派兵参加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的帝国主义联军。同年开始实施军部大臣现役武官製，努力确立军部和官僚的领导体製。

1900年9月，内阁总辞职。日俄战争中任参谋总长。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督，是这场战争的总谋划者和指挥者之一。战后，以功授公爵，任元帅议定官。1905年任枢密院议长。1907年晋封公爵。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他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1909年伊藤博文被刺，独揽军政大权。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他支持清朝政府。1922年死去。由于从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年，一直佔据中枢政治要津，被称为明治以来日本“军阀王国的始祖”。

个人经历

（YamagataAritomo，1838～1922）日本政治家。幼名辰之助，后改名小助、小辅。明治维新后改名有朋，号含雪。出生于长州藩下层武士家庭。早年参加“尊王攘夷”活动。1867年德川幕府被推翻，率军戡平北方幕府余党作乱。历任陆军卿、参军、参谋本部长、内务大臣、农商大臣。1878年发表《告诫军人书》，强调勇敢、忠诚和服从天皇的旧有美德，反对民主和自由主义倾向。曾赴欧洲考察军事，1889～1891年成为新增立的议会政体下的第一位首相。对内设法巩固天皇专製製度，颁布<帝国教育敕令>；对外，于1890年抛出“利益线”的理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主张出兵侵略中国和朝鲜。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时，任第一军司令，率军入侵朝鲜。1896年，作为特使前往莫斯科，与俄国达成妥协，共同瓜分朝鲜半岛。1898年11月～1900年10月重任首相，派兵加入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对内，他竭力镇压刚出现的社会劳工运动。他发布政府章程，规定只有现役军官才能担任陆军和海军大臣，从而事实上使军队摆脱了文官的控製。日俄战争爆发后，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督，是战争的总谋划者和指挥者之一。1909年伊藤博文遇刺身亡后，成为日本事实上的独裁者。被称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军阀王国的始祖”。

步入政界

山县有朋1838年6月生于长州荻城下川岛庄，他家属平民阶层，其父是一名比步卒地位还低的仓库协理员。低微的出身成为他投身明治维新，最终造就了历史上最大派阀的原动力。曾有传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在大雨中和一个地位高的上士相向而行，不慎把泥水溅到上士和服的裙裾上，结果被强迫趴在泥泞中道歉。无论怎麽说，低贱的出身导致了山县有朋产生打倒德川时代身份製度的念头，这一点是肯定的。福泽谕吉曾说过：“门第製度有如杀父之仇。”山县有朋难以容忍德川时代的身份製度。

山县二十岁时进入松下村塾，二十五岁成为奇兵队军监，率领军队参加了讨幕战争。1868年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时任兵部大辅的大村益次郎想建立新式军队，遭到士族反对，1869年遇袭负重伤身亡。他的后任前原一诚当了不到一年兵部大辅就辞职了。山县于1871年担任兵部大辅（1872年官司製改革，改称陆军大辅）。之后他一路飞黄腾达，晋升为陆军中将、近卫都督，成为缔造日本新式陆军的关键人物。

1872年，发生了怀疑陆军省御用商人山城屋从山县有朋处接受陆军省公费违法融资事件，山城屋自杀，山县被迫辞职。但两个月之后山县便复官为陆军卿，这是因为当时的萨长藩阀政府认为如果没有山县有朋，日本建立新式陆军的脚步就会放缓。政府首先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征兵製度。根据山县有朋在奇兵队的经验和考察欧洲各国征兵製的基础上，日本政府于1872年颁布征兵诏书。诏书及同时颁布的太政官告谕批判旧武士阶层“抗颜坐食”，指出打破武士身份特权将实现上下平等，人权齐一，这样才是兵农合一的基础。这种观点代表了出身于下级武士的维新功臣们的共同想法。

军人对政治的干预

虽然山县被描绘成“民众之公敌”，但如果不怕引起误解地说，山县热爱民众，可是附有条件，山县热爱那些挥汗如雨劳作的农民、工人，以及在战争中勇于献身的战士们，他对佣人们十分和蔼可亲。所以说山县热爱的是那些为了国家和政府尽心尽力的民众。与之相反，他不能容忍民众对抗、批评政府。明治初期，山县把自由民权运动家们视为敌人，指责自由民权运动“盯着民权、诽谤政事、中伤官吏、暴论诽议，无所不为”，认为如任其蔓延必将祸害天下。

1878年发生了竹桥骚乱事件。事件是由于参加过西南战争的近卫炮兵队对政府论功行赏行动迟缓及削减薪俸而引起的。山县认为其中有民权论渗透到了炮兵队的背景，于是炮製了一份“军人敕谕”，其中有一节规定道：“保卫国家，维护国权，全凭军力，军力消长关乎国运盛衰。不为舆论所迷惑，不为政治所约束，恪守忠节本分乃军人之唯一正道。应牢记义重于泰山，死轻于鸿毛。”

山县强烈反对军事干预政治及政治干预军事。他做到了后者，却自己践踏了前者。为了防止政治干预军事，山县于1887年建立了参谋本部。这个机构与以前太政官管辖下的参谋局所不同之处在于，只有作为辅佐天皇处理军务的最高机关首脑—陆军卿才可以担任本部长，而且独立于政府（太政官）之外。山县有朋亲自担任了首任参谋本部长。旧日本帝国宪法第11条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政府、甚至议会都无权干预，从而确立了军令权的独立地位。

陆军中分成以山县有朋、大山严、桂太郎、川上操六等人的主流派和曾我佑準、三浦梧楼、堀江芳介、鸟尾小弥太等人的反主流派。主流派推崇普鲁士式二元主义军事理论，在军事教育、军队製度方面排除原来的法国模式，引入普鲁士模式。反主流派与之对抗，坚持法国模式。此前，陆军中将鸟尾、三浦、谷干城和少将曾我四位将军在1881年提出建议书，对政府提出批评，要求重新审议北海道出售官有产业事件。他们的作法触犯了军人不得干预政治的训诫。同年底，政府废除了陆海军刑律，代之以陆军刑法和海军刑法，根据新法中对“军人干预政治、上书议政、讲演或以文书形式作宣传者”的处罚规定，他们被处以禁闭。此外，长冈外史等人以研究军事为名于1881年组织成立“月曜会”，反对陆军进行普鲁士式改革，成为与陆军当局对立的集团。结果该会核心人物鸟尾、三浦、曾我、崛江等人在1888年被编入预备役。1889年“月曜会”被解散。

陆军中的反主流派被严厉禁止过问政治，但提出这一主张的主要人物山县有朋又是如何做的呢？山县在1882年担任参事院议长，佔据行政要职。1883年担任内务卿，1885年担任内相，1889年担任首相，1892年担任法相，1893年担任枢密院议长，1898年再次担任首相，1905年担任枢密院议长，历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职，晚年作为元老仍对政治掌握强大权力。在此期间，他还作为现役军人佔据军部要职。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等活跃在明治维新期间、创立了明治国家的元勛们大多是行伍出身，但明治初期尚未对文官与武官的职权作严格区分，因此伊藤也对军事进行了相当的干预。他们造就了一个封闭的精英社会，用极端的话讲，他们享有特权，可以为所欲为。山县以军人身份佔据文官要职的作法被桂太郎继承，从此军人政治家层出不穷。

政治家

山县作为军人政治家，于1889年继伊藤博文、黑田清隆之后成为第三代首相。确立地方自治製度是山县内阁第一大课题。评论家上杉慎吉评论道：“山县公将建立地方自治製度作为国家之根本，并为此作出了努力。应该说，与赫赫战功相比，他在建立地方自治製度上的功劳更大。”当时的地方自治製度与现在完全不同。山县的目标是在1890年开设国会之前防止政党势力发展到各个地方政府，町村不被卷入中央政界的波澜，避免中央的波动波及市町村，妨阻国家运营，并将地方政权建设成为市、町、村民的精神涵养讲习所。为了让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担任地方议会议员以防止自由民权思想和运动渗透到地方政界，山县将世界上罕见的等级选举製度引入地方选举。

根据政府规定，有选举权的人限定在满二十五岁男子、在当地居住两年以上并交付了两日元以上直接国税者。如果只是这种选举限製还不足大惊小怪，山县主导製定的选举製度是在市级行政单位中实行所谓“三级选举法”，在町村中实行“二级选举法”。即把直接国税交纳总额三等分，然后将纳税人按交税额多少排序，当纳税累计额达到总额三分之一时划一档，处于这一档内的人为第一级选举人；下一个三分之一总额再划一档，这一档内的纳税人为第二级选举人；剩下的人为第三级选举人。第一级选举人是极少数，从这些人中选出市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级选举人略多一些，第三级选举人佔大多数，也分别选出三分之一市议员。在町村级行政单位选举中则分为两级。更有甚者，一个郡中三分之二议员由各町村会间接选举选出，剩下的三分之一由大地主（拥有价值一万日元以上土地的人）间互助选举产生。

山县想通过这种方法把“老成踏实”之人安插到地方政界，他认为这些人重视社会秩序，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可以消除高唱“架空中央”论调和空谈国家大事的弊端。

山县派

山县没有大的战功，却能成为军队最高领袖，这是因为大村益次郎被暗杀；前原一诚在1870年辞去兵部大辅之职，并因1876年的荻之乱遭处刑；西乡隆盛因鼓吹征韩论而失势；桐野利秋、筱原国干相继下野；1877年西乡等人在西南战争中失败，从此从政坛消失。这样，在剩下的人之中只有山县胜任军队的领袖了。如上所述，1881年以鸟尾、三浦、谷、曾我四位将军为首的反山县势力被从要职上排挤下来，从此陆军中形成了山县派这样一个大派阀。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还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后来的吉田茂、田中角荣、竹下登等人的派阀都远远不及山县派的规模。

政治评论家入江贯一认为，山县之所以能够建立起这麽庞大的派阀得益于他善于用人。他在用人时先派给他们各种任务以判断一个人的能力如何，之后适才适用，根据能力委以相应工作，磨炼其才能后再委以重用。他对部下从不弃之不顾，而是想办法帮助部下把工作做好。山县的部下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可以论功行赏，出人头地，所以他们没有更高的要求。他们对山县宣誓效忠，结成派阀，逐渐壮大。山县派阀中有陆军的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政界中有白根专一、平田东助、大浦兼武、清浦奎吾、田健次郎等一批人。其中桂太郎、寺内正毅、清浦奎吾、田中义一日后都成为了首相。

山县虽自称“一介武夫”，实际上心怀深谋远虑。和他相反，伊藤博文因性格外向而受人拥戴，但伊藤恃才自傲，不太提拔别人，对没有能力的人弃之不顾，所以形不成自己的派阀。很多人都承认伊藤是精英，但极少人成为其心腹。山县佔据权力中心时，那些想利用山县的人更加趋之若鹜。<时事新报>在山县去逝时评论到：“山县派不过是一些想利用山县的人们的集团而已。”比如星亨，他为了发展壮大自由党势力而利用山县和伊藤，山县、伊藤也默认自由党的利用。原敬一方面尝试通过废除郡製和分裂贵族院打击山县派，一方面又尝试接近山县，终于建立了最为山县所厌恶的政党内阁。原敬之所以要接近山县，是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山县的首肯谁也无法掌握政权。

第一届帝国议会

1889年12月24日第一次山县内阁成立。山县首先要面对的是日益迫近的第一届总选举。山县想让有一定资产的“老成诚实之士”佔据议会多数。在当时的民党（反政府的政党、政治派系）势力中，旧自由党分裂为大同俱乐部、自由党、爱国公党三派，立宪改进党与旧自由党派势力对立，但他们都主张与西方列强缔结平等条约；节约政府经费，休养民力，减轻地租；要求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并在打倒藩阀政权问题上立场一致。

选举结果民党势力在300个议席中获得174席（大同俱乐部54席，立宪改进党43席，爱国公党36席，九州联契约志会24席，自由党17席）的多数席位。从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始，民党就围绕政府提出的预算案与政府发生对立。政府提出的明治24年度预算案的经常项目为7217万1181日元，临时项目为846万7532日元（不到1日元的忽略不计）。以大江卓为委员长的预算委员会提出岁出应削减一成，即888万日元，委员会全体同意。山县在提出预算案时，一再强调政府当前存在製定製度、发展产业、增强军备等紧迫课题，但预算案的审议仍不顺利。山县曾一度考虑解散议会，但又担心这样做会使外国认为日本实行立宪製为时尚早，最终以削减631万日元预算为代价说服了自由党中的土佐派，预算案才得以在议会通过。

在对外关系方面，山县有朋留下“主权线”和“利益线”的名言。所谓主权线即指日本必须守卫的国境线，同时也是日本的生命线。利益线与主权线有很大关联，如果利益线受到外国侵犯，则主权线也面临危险。当时的朝鲜被认为就是这种利益线。日本通过战争进行领土扩张，主权线和利益线都大大地向外延伸了。

山县厌倦了国会对预算案进行审议，在第一届议会闭会后马上就辞职了。山县第二次组阁是在将近8年之后的1898年月11月。在这8年之中，发生了日清战争，民众的战争观、政治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富国强兵政策得到认同。在经济方面，日清战争后日本进入资本积累期，各种政策的实施必须依靠健全的财政製度做保证。为增收地租和将产业家们的意见反映到议会中，修改选举法成为一大课题。要解决这一课题就必须在议会得到多数支持，因此山县至少在表面上放弃了超然主义，与旧自由党派系的宪政党展开合作。合作的条件有三条，包括放弃超然主义、採用宪政党纲领、与宪政党结成休戚相关的一个整体。第二次山县内阁在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等实力派资本家支持下，实现了增收地租和修改选举法这两个在当时“最不受欢迎”的课题。宪政党中的大多数人倾向于政府高层主张的“商工立国论”，在党内实力者星亨的工作下，选举法修正案在稍加修改后得以通过。

在第十四届国会召开之前，山县内阁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堵死了政治家成为敕任文官的道路。他还在1900年修改了陆军省、海军省官製，规定军部大臣只能由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此外，山县为对付日清战争后爆发的工人、农民运动，于1900年3月颁布警察法。同年10月，山县辞去首相职务，但仍对政界、官界、军界保持着隐性影响力。

政治思想

“利益线”理论

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 山县有朋认为，“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他在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上极力宣扬他的“利益线”理论，鼓吹必须大力扩军备战。

他的这一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发展的新阶段，直接推动了1894年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最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

用军刀作后盾(1838年～1922年)

1854年8月，在抗击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炮击马关的战斗中，身先士卒，右腕和腹部中弹负伤，成为攘夷运动的先锋。1865年，他率奇兵队清除了长州藩中对幕府表示恭顺屈从的“俗论党”，夺回藩政权。1866年，他又指挥奇兵队打败了第二次征讨长州的幕府军，保卫了长州讨幕根据地。1868年，在关系到讨幕维新运动成败的戊辰战争中，他任北道镇抚总督兼讨伐会津越后口总督的参谋，亲自率军征战，先后攻佔长冈、若松等战略要地，为建立明治维新政权做出了重大贡献。1869年，因“戊辰战争”有功，获得世代享禄600石的待遇。

明治维新后，他赴欧洲英、法、德等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兵部少辅、大辅、陆军大辅、陆军卿、参谋总长等职。他长期致力于日本近代陆军的建设与改造。为逐步把日军建设成一支近代资产阶级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有“日本近代陆军之父”之称。

同时，他还通过两次组阁，在政治上推行“强兵富国”政策，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1889年12月，他首次受命组阁，任首相兼内务相，一上台就抛出所谓“主权线”与“利益线”的侵略扩张理论作为施政方针，并强调以军刀作后盾，大力推行军国主义路线，从而形成了日本近现代史上的大陆政策。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先后任第1集团军司令官、大本营监军兼陆军大臣，率军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1898年，获元帅军衔。同年，再次组阁。1904～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指挥日军与俄军作战，侵佔中国辽南地区。曾三任枢密院院长。1907年晋封为侯爵。

山县有朋一生掌握军政大权，长期在日本军民中灌输军国主义思想，提倡尚武精神，实际上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奠基人。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经常以元老身分操纵政界。 “富国强兵”

“富国强兵”明治政府三大政策是互相联系的。在维新元老心目中，“富国强兵”是最高目的，而“殖产兴业”及“文明开化”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在“富国强兵”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取消旧的军製及建立新的军製。提出改革军製的是山县有朋，他认为改革军製的目的就是“内以镇压草贼，外足以伸张对峙之势力”。可见，“富国强兵”不但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且更重要的是为了镇压人民及对外侵略。 军製改革的主要内容便是模仿西方，实行征兵製，建立新式的常备军。1872年颁布征兵诏书和1873年颁布征兵令，标志着建设新军的开始。实行征兵製就是军製上的革命，就是取消封建武士军队，剥夺武士垄断军队的特权，从民众中征兵，建立资产阶级军队。在建立新式军队的同时，解散了在维新初期由诸藩军队改编的旧式军队。但是，实行征兵製也包含了不平等的因素，官吏、专门学校的学生可以免除兵役，而且富人只要缴纳代役费270元者，亦可以免除兵役。

新式军队称为“皇军”，向军人灌输忠于天皇的封建思想。1878年颁布的“军人训诫”要求军人把天皇当作“神”来崇拜，并且以所谓“武士道”精神作为军人的行为準则。“武士道”精神是纯粹的封建性的东西，其主要内容是：“忠君”、绝对服从、不怕死及野蛮的侵略思想。

山县有朋是活跃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军事、政治领导人,天皇製的拥护者,一生反对政党政治.在他从政的40多年中,利用种种手段打击、瓦解政党,开日本金钱政治的先河.由他确立的军部大臣现役製,则为日本军部控製国家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

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给明治政府领导人以深刻影响.山县有朋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的思想,他在日本近代天皇製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大陆政策

大陆政策也称大陆经略政策，是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不甘处岛国之境”，立足于用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是日本近代军国主义的主要特征和表现。日本大陆政策于19世纪80年代趋于成熟，并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得以实施。因此中日甲午战争本质上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日本近代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必然产物。

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提出《与清国斗争方案》，其要点是海陆军袭取大连，然后一举攻下北京，与清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参谋本部把关于中国的兵力、貭素、装备、士气的调查汇编成册，名为《邻邦兵备略》，时任内阁总理的山县有朋特向天皇进呈此书，力主以中国为目标迅速加强军备。

1887年，在山县有朋的主持下，参谋本部製订了<清国征讨方略>，指出：“若欲维护我帝国独立，伸张国威，进而巍立于万国之间，保持安宁，则不可不分割清国，使其成为数个小邦国。清国虽老衰腐朽，仍乃一世界大国，应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该档案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的準备，进攻的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省。7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个时间表和线路图发动甲午战争，并几乎达到了全部预期目的。

《与清国斗争方案》、《清国征讨方略》都是日本最高层次的官方档案，其内容和观点具有权威性和纲领性，充分体现了国家意志。在这些档案，尤其是在《清国征讨方略》中，大陆政策有血有肉、神形兼备，已经完全成熟了。

在大陆政策的指导下，日本沿着军事化的方向迅速发展，把扩充军备作为当务之急和头等大事。1886年，明治天皇颁布敕谕：“立国之务在于海防，一日不可缓。”（《日本外交史》上册第209页）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几年间连续8次修订和实施<扩充军备案>，平均每年军费开支高达财政总支出的30%。为了补充军费的不足，1887年天皇下令从皇室经费中挤出30万元作为海军补助费，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利用天皇赐款的机会，多方鼓动，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海防捐款的热潮，一年之间民间捐款多达200多万元。1892年，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大声疾呼：“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第111页）再次决定每年从皇室经费中拿出30万元补充海军军费，并同时决定从各级官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上交国库，用于製造军舰。这些做法不仅增加了军费，也表达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决心和气度，对全国的民心士气产生了很大的激励作用。 日本一面扩军，一边派出大批间谍在中、朝活动，在甲午战争前绘成了包括朝鲜和我国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和渤海沿岸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条道路和河流的详图。日本就像一架製作精良的战争机器，时刻不停地运转着，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武力。

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是蓄谋已久、志在必得的，根本不以中国的意志为转移。战前，进行了长期的充分準备，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临战，不顾一切挑起战端，先发製人；战中，疯狂进攻，直至击溃和消灭清军陆海军主力；战后，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索取巨额赔款、割佔台湾省、吞并朝鲜。这一切，都是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大事记年表

1838年6月14日生于长门国（现山口县）

1858年入松下村塾

1863年任奇兵队军监

1864年马关战争中负伤

1873年任陆军卿

1874年任近卫都督、陆军省参谋局长、陆军卿、参议

1877年任西南战争征讨参军

1878年任近卫都督、参谋本部长

1883年任内务卿

1885年任第一届伊藤内阁内相

1889年任首相

1890年晋升陆军大将

1892年任第二次伊藤内阁法相

1893年任枢密院议长

1894年任日清战争第一军司令官

1895年受封元勛，授旭日菊花大绶章

1898年任首相（第二次内阁），晋升元帅

1900年内阁总辞职

1902年授大勛位、菊花大绶章。

1904年任参谋总长兼兵站总监。

1906年受一级功勛。

1907年受封公爵。

1922年1月去逝，83岁

影响

山县有朋(1838—1922)日本军人，政治家。1909年伊藤博文死后，成为日本最有权势的元老，对内阁的交替和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有重要影响。从明治、大正，直到昭和初年，一直佔据中枢政治要津，被称为明治以来日本“军阀王国的始祖”。1898年再次担任首相，1905年担任枢密院议长，历任政界及行政上的要职，晚年作为元老仍对政治掌握强大权力。在此期间，他还作为现役军人佔据军部要职。为了让地方上的名门望族担任地方议会议员以防止自由民权思想和运动渗透到地方政界，山县将世界上罕见的等级选举製度引入地方选举。 山县的影响力渗透到政界、官界和学术界，形成除军部外还囊括枢密院、贵族院、司法省在内的日本政治史上最大的派阀。后来的吉田茂、田中角荣、竹下登等人的派阀都远远不及山县派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