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大起义
庄蹻：（?－前256）约生活在公元前243年至公元前262年间，一作庄豪，又作庄峤。史载系“楚庄王之苗裔”，楚国将军战国时楚国人，在他生平当中有两件大事，一是反楚起事，二是入滇，是史上第一个云南王。
在战国时期各国的统治集团中，楚国是最腐败的一个。公元前301年，齐、韩、魏又联合大军攻楚，杀死楚国大将唐蔑。楚国的宛、叶及大片土地被魏国和韩国佔领，就在这个时候，后院失火了。庄蹻率领众多农民在全国发动起义。据说起义“横行天下，聚党数千”。在起义军强有力的打击下，楚国各地统治机构之间的联系曾被切断，造成楚国四分五裂的局面。起义军还曾入都郢，在都城展开与统治阶级的殊死巷战，有的史书还把“庄蹻暴郢”和“秦围长平”相提并论。庄蹻起义军英勇战斗，震撼了楚国政府。
入滇称王
楚顷襄王在位（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时，庄蹻奉命南征。大军沿长江而上，攻略巴郡、黔中郡以西地区，一直打到滇池（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在前286年，庄蹻以武力平定西南，正要归报楚王，但楚国的巴郡、黔中郡在前277年被秦国攻佔，庄蹻归路断绝，遂留在滇池建立滇国，自立为滇王，号“庄王”。
历史意义
庄蹻作为有史料记载的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发云南边疆的历史人物，将楚国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定郡县创造了条件。
复原真相
过去，关于“庄蹻王滇”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不多。黄懿陆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史料，整合多学科知识，全面系统地对“庄蹻王滇”进行考究，在其新作《滇史散论》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这对于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虽然个别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普遍赞同，但这是学者之间的不同看法而已，不仅不会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相反，会将滇国史研究带入一个新高潮。
要了解云南文化现状必须準确地把握历史渊源。云南史载可考的历史始于滇国，滇国的关键在于庄蹻。《史记·游侠列传》：“跖、蹻暴戾，其徒诵义无穷”和《史记·西南夷列传》：“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这一矛盾为以后关于庄蹻王滇的争议埋下了祸根。接着範晔《后汉书》在遣将时间、派遣人物、进军路线等方面和《史记》明显不同。近代有学者对“庄蹻王滇”的争论各执一端，观点悬殊很大，极少数从考古学、文化学和史料融为一体的角度提出“历史上不存在庄蹻王滇”，“庄蹻王滇之说可以休也”的观点。大多数学者肯定“庄蹻王滇”的真实性后，对庄蹻的身份，王滇的原因、时间、经过等具体细节又有不同意见。黄先生在批判性地分析当前“庄蹻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佔有史料，大胆而又谨慎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
首先，“庄蹻王滇”确有此事。《韩非子·喻老》“庄蹻为盗于境内而吏不能禁”；《商君书·弱民》“唐蔑（昧）死于垂沙，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荀子·议兵》“唐蔑（昧）死，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都是史有庄蹻其人的记载。作者根据这些史料断定“庄蹻王滇”是真实的，是有史可查的。“庄蹻起”和“唐蔑死”有着必然的联系，《史记·楚世家》和《史记·西南夷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肯定了这一事实之后，作者接下来具体论证这一事实真相的具体细节。
庄蹻的身份问题是“庄蹻王滇”之争的起点，庄蹻或盗或将或先盗后将争议很大。作者先陈述他人观点指出各种不足后，指出庄王并非楚王之姓而只是楚王的名号，楚地有越，庄蹻 起兵举事依托的东地兵即越人军队，并且从考古学、文化学角度进行论证，滇文化少受楚文化而多受越文化影响。为了进一步分析庄蹻的越人身份，作者结合《战国策·楚策》中的《楚襄王为太子之时》篇的史料运用语言学知识分析东地兵的领袖为昭常，而昭常就是庄蹻的同音异写，根据春秋《越人歌》的记载，越语“昭”为汉语“王”的意思，昭氏王族是楚国统治集团中的越人群体。
庄蹻为什麽起兵？马曜先生认为“庄蹻是穿草鞋的农民”，这与《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楚将身份不符，且起兵原因不明；王宏道先生认为“庄蹻起”是与其兄庄豪一起保卫楚国，但这与《战国策》“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湖而野江东”史实记载矛盾。所以作者把“唐蔑死”和“庄蹻起”联系起来，注意到“庄蹻起”就是“越人作乱”，唐蔑战死后秦国败楚又杀景缺，楚令景翠以东地六城贿齐，楚太子为质于齐。齐国向楚索要东国五百裏地，作为放回楚太子归国为王的条件，越人对领有‘东国’主权的楚与齐之间的沆瀣一气不满，在庄蹻率领下起兵。这一推论与“今去东地五百裏是战国去半也”而导致“楚分为五”等史料一致。所以庄蹻起兵就是“越乱”，原因比较接近真实历史。
庄蹻王滇的路线《史记》为“循江上”，《后汉书》则为“从沅水”，后代学者大多赞同前者，周锺岳等人认为“由郢入江，入巴蜀黔中以王滇易事尔”。作者在分析“庄蹻起”等史实后，比较庄蹻率领越人东地兵，“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的历史记载，也赞同《史记》观点。
对庄蹻王滇时间的考证作者非常的谨慎，“唐蔑死”并不是立即有而是过了两年才有“庄蹻起”，东地兵于公元前２９９年造反之后事隔２３年，公元前２７６年被招安率其东地兵入滇有《史记·楚世家》记载佐证，“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庄蹻王滇后亡于何处，黄先生提出这与考古发现的呈贡天子庙Ｍ４１墓有关。该墓是庄蹻墓的推论从年代上较为接近，并且与出土文物属于战国晚期这一大时段相符，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滇国时期墓葬中非常明显的越人文化特征。同时解决了《史记》和《后汉书》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
总之，黄先生对“庄蹻王滇”的研究是有较高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以前“庄蹻 王滇”研究大多局限于直接只言片语的史料，既不探讨庄蹻起兵的原因，也不深究庄蹻王滇的结果。黄先生则突破史料的局限，广採多种相关史料，运用多种方法首次提出了庄 的越人身份，同时也指出庄蹻由将为盗、由盗为将的过程，合理地解释了《史记》中的矛盾。这一系列创新不仅来源于学识也来源于胆识，庄蹻是古滇国研究的一把钥匙，古滇的社会经济形态、文化生活方式都与他有一定关系，越人庄蹻和当地百越民族融合，构建起古滇王国并且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滇文化，滋润着云南历史长河的奔腾前进。之所以获得这样的创新，是与作者的研究方法分不开的，简而言之主要有如下特色：
１、遵守学术规範，注意批判地吸收前人学者的研究成果。由于史书记载的匮乏或相互之间的矛盾，学者们对滇史研究中不少具体问题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有各种不同意见。作者先介绍、分析学术界存在的各种不同说法之后，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在全面详细掌握研究状况后进行探讨，正是如此作者才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
２、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离开史料的历史研究正如离开社会实践的理论是虚无缥缈的。史料的蒐集整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作者对史料的蒐集是下了一番功夫的，不仅从正史如《战国策》中获得史料，还充分利用如《益州记》中《邛都老姥》故事，《华阳国志》中的“元隆神话”等民俗史料。对史料的考订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手段。我国着名老一辈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指出：“研究民族史，第一步的资料工作，不光是蒐集，还要考订，这就需要在音韵训练上下一番功夫，尽可能译名复原，弄清楚它的意义，然后才谈得上整理资料并利用它来为研究服务。”（《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作者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学优势，对史料进行一系列严格的考订。如“昭”是百越民族语言“王”的意思，又如《白狼歌》用壮语文法词序可以全译，还有“九隆”即壮语龙“抓背”等。
３、对各种学科知识的整合。随着学术分工逾来逾细，作为学术生产流水线中的学者的眼光逾趋向狭小，导致学术研究的极端化和过于琐碎。本书作者以庄蹻王滇这一问题为中心，站在前辈学者研究的成果上，紧密地结合史料充分地利用语言学、考古学、文化学、地理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对“庄蹻王滇”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大背景，全方位，多层次地透视，巧妙地融合多学科知识研究方法，準确地把握历史现象，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学识和宽广的视野及灵活的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