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比

基本简介

性别比是指族群中雄性（男性）对雌性（女性）的比率。「第一性别比」指怀孕时的性别比；「第二性别比」指刚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第三性别比」指所有成熟个体（此指出生后至死亡）的性别比[1]。

人口学上对人类社会或国家中的男女性别比，通常是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準。的人类二级性别比大约是105位男性对100位女性。而生物学上的性别比，则是以族群中雄性所佔比例来做定义。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2005年中国出生性别比为118.88，与正常值104—107有严重的偏离。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刻不容缓！”7月5日在京举行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与製度创新研讨会”上，与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发出呼吁。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妇联名誉主席彭珮云出席了研讨会。

自然比例

人类生男生女并非纯然1比1的机率，人口学家认为新生儿正常的人口比约为105，在人口统计学上，一般正常範围则在102至107之间。

高于或低于这个数位，背后则可能隐藏了环境、社会、医疗等因素。

但由于女婴较男婴存活率为高，且女性比男人长寿，加上男人比较容易因为工作、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因素死亡，所以整体人口的性别比多在100以下，越高龄、生活环境愈好的国家。

因为高龄女性人口愈来愈多，所以性别比也愈低，例如日本在2002年只有95.5。

计算方法

其中根据统计对象不同，人口性别比又可分为以下各种。

1.总人口性别比；统计对象为总人口。计算方法是：人口性别比=﹝男性人数÷女性人数﹞×100%；

2.出生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出生时的婴儿。计算方法是：出生性别比＝某年出生的男婴数÷该年出生的女婴数×100%。出生性别比又叫第二性别比。第一性别比是胚胎形成时的性别比。

3.婴儿性别比：统计对象为1周岁记忆体活的婴儿。计算方法是：婴儿性别比＝某时点1周岁以内的男婴÷该时点1周岁以内的女婴数×100%；

4.结婚年龄人口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到达法定结婚年龄的人口。中国为男22周岁、女20周岁的人口。结婚年龄性别比又叫第三性别比；

5.死亡人口性别比：统计对象为某年或某一时期内死亡的全部人口；

6.分年龄组人口性别比：统计对象为各岁人口或各年龄组人口。

比例失衡

在儒家社会中，由于「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性别比都较西方国家为高。以2002年为例，中国大陆的人口性别比为106.1、台湾省104.1、韩国110。

而这些亚洲国家的新生儿性别比更高，2015年，统计局表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达113.51，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2（以女性为100）。

为何失衡

国家计画与家庭计画矛盾乡村生育观渗入城市滥用B超使流产女婴大增，媒体上纷纷议论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近20年持续攀升，蕴含社会风险。从事此项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张翼研究员。他说，这种性别比的失衡是累积性的，它不仅存在于乡村，存在于农民中，也同样存在于城镇，存在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

张翼说，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生育史说明，在不进行人为控製的情况下，新生婴儿的性别比在102～107之间。这是由人类生殖过程的生物学特徵决定的。对这个数值的任何人为控製和改变，都会对人口的两性结构造成严重危害。

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婴幼儿人口的性别比就迅速攀升。据统计，第3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1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8．47；第4次人口普查得到的1989年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11．92；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婴儿出生性别比高达116，远超国际认同的可以容忍的最高警戒线107。

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会带来很多社会问题。以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情况为基準，中国0岁～15岁之间的男性总人口与同年龄段的女性总人口相比，大约多出1883万人。2010年后，这些人群开始逐渐进入婚龄，那时，男女婚龄人口的比例失衡问题将会凸显：农村成年男性中的某些困难人群会遭遇严重的“娶妻难”；买卖婚姻现象会加剧；婚外性行为会增多；家庭稳定性也会受沖击；社会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

以往，人们一提起生育性别的偏好总会谈到受文化习俗或“封建余毒”的影响，谈到农活对重体力劳动者的客观需要。但张翼认为，刺激中国普遍出现男性偏好的不仅有上述传统因素，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广东等省，私营企业的家族化特征，也对男性偏好形成生育刺激。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製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就越明显。那些土地辽阔、人口比较稀疏、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西北内陆和西藏地区，人口出生性别比才低于107的警戒线。在中国，只有新疆、贵州、青海和西藏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在正常之列。

张翼分析，出生性别比失调的主要原因在于家庭生育的有计画性与国家生育控製的有计画性之间的矛盾。国家在控製人口总量方面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效，但一些人在安排家庭生育计画时受到潜在的男性偏好影响，如广东省，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37．76！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另一个主因是私人诊所B超机的使用和某些公立医院医护人员对B超机的滥用，这使得流产的女婴数量大大多于男婴。

张翼的研究表明，中国第4次人口普查时，农村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而城市人口出生性别比还算均衡。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流动人口不仅加大了计生部门监控的难度，也把在乡村中普遍存在的男性偏好生育观带入城市生活。

张翼提出，控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要手段有：党和政府部门加大对生育选择的监控；对B超等能够予以性别选择的医检设备进行严格管理；对非法经营的机构和个人追究经济责任及刑事责任；消除女童辍学现象；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等。

控製方式

学者对于性别比异常有许多解释，而一个社会中可能各种影响性别比的方式都同时存在。

生殖科技：生殖科技是最快、最有效，而且较不伤感情的性别控製技术，其中又可约略分为三种：

堕胎

在怀孕初期利用超音波、羊膜穿刺、绒毛筛检等方式，知道胚胎性别之后，再将胚胎取出。虽然台湾省、中国大陆都明令禁止这种行为，但医生「体谅」妇女在传统社会重男轻女的压力，有部分还是愿意协助堕胎。

精虫分离：精虫分离是将精虫分成X及Y两群后，再注入妇女体内，但不确保100%生男，不过伤害最小。

试管婴儿：在体外培育受精卵后，检查性别，确定是男孩之后在植入子宫。这种方式100%可以生男，但所抛弃的女性胚胎是否为生命，医界尚有争辩。

偏方

中国社会中一直传说各种能够生男的方法，例如控製饮食酸礆性，依照日期、时辰行房等等。

胎次

大陆明文规定实施「一胎化」，台湾省虽然未限製妇女生育数目，但在经济压力之下，许多夫妻决定只生一胎，也成为「假性一胎化」。学者发现，在这种社会中，头一胎的性别比虽然已经偏高，但是第2、3胎后，更为异常，有时候可以达到130，明显有人为因素介入，主要是妇女可能第一胎生女后，第二胎无法再将命运交给上天决定，只好求助生殖科技。

环境

也有学者认为，环境贺尔蒙可能改变夫妻双方的体质，所以男婴的比率会愈来愈高。由于华人社会性别比异常的区域，也是B型肝炎盛行区域，也有学者提出假说，认为B型肝炎（乙型肝炎）可能影响性别比，但未获进一步学术上的证实。

影响后果

婚姻与社会安定 性别比失衡之后，成为人口规画学上很重要的问题，其中最大的沖击就是婚姻；一些研究显示，当大量年轻男性无法找到另一半时，社会治安会显着变差、甚至可能是造成战争的因素。

清朝统治时代的台湾省是一个例子，由于清朝政府早期禁止人民全家移民来台，因此当时台湾省社会明显男多余于女，造成了许多「罗汉脚」，增加台湾省社会动乱的频率。

在台湾省、以处于适婚年龄的男女来看，虽然出生时性别比位于只是略高的106，但由于女性结婚意愿低，许多男人必须娶东南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女性。而性别比失衡的一代，未来更难由台湾省女性中找到适合的伴侣。

在经济状况较差的地区，在人口数较多的地区，很难以「娶外籍新娘」来解决婚姻问题；中国是最明显的例子，其未来更令人担忧。

少子化

在亚洲社会，高性别比通常伴随低生育率而来，也就是少子化。

改善

性别比失衡是正常现象

人们印象中一般认为，男人与女人的数量应该是基本相等的，全世界男女总人口比例确实接近于1：1，但就算这成立，也只是总数相等，具体到一个国家的範围内，男女人数则未必“平衡”，一般来说在发达地区，女性人口多于男性，妇女佔人口的51.39%，性别比为94.5；在发展中地区，男性多于女性，妇女佔人口的49.18%，性别比为103.3。

近年来，许多亚洲国家的出生性别比出现了快速升高的趋势，不过，研究也表明，这种现象也只是暂时的，男女失衡可以改善，也正在改善。

事实上，性别比从失衡到回归正常，这方面已经有了具有说服力的例子。韩国在1980年代以前，出生性别比都处于正常水準，而1990年年代则迅速爬升到115 的水準,维持了好几年的高性别比,而后出现了反转，现在恢复到106的正常值。更夸张的例子出现在广东，2000 年广东的出生性别比曾达到惊人的137,但到2005 年数值就下降到120，这说明要改变性别失衡的情况并非特别困难。新加坡、台湾省等地都有过类似的状况。

女婴漏报

国家计生委在《关于防止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意见》（1994）中指出：“一些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80年代以来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统计数位偏高的主要原因是瞒报、漏报出生女婴，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位中大约有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实际上最高也不会超过107.7，同期的全国农村最高也不会超过110.2。根据这一推论，女婴的漏报、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4.2，进而得出：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种“假性上升”，而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性”与“假性”影响大致持平。

闢谣

沈阳师範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和她的研究生周平梅的一项研究结论是：“3000万光棍”不存在。

第一个“3000万”来自于2014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最新人口数位：“2014年末中国大陆人口136782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 ”男性和女性人口数量正好相差约3000万人。

对这个数位，沈阳师範大学人口学教授王立波的解释是：从这组数位显示的中国大陆的性别比为105.66，处于国际通行的103－107的合理区间之内，并不算高。而“光棍危机”的说法当中的“光棍”指的并不是所有年龄段的男性，仅仅是适婚年龄的男性。所以，这个数位没有参考价值。

另一个“3000万”来自于一个推论，依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中国大陆出生性别比 112、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出生性别比118，就此推论出 “到2020年，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甚至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引用外媒的说法，认为中国大陆的性别比早在 1980年就超过了官方公布的数位，所以3000万“光棍危机”已经出现。

对此，王立波认为：根据出生性别比来推论各年龄组人口成年时的性别比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从理论上和逻辑上来说没有错，在大多数国家，因为没有生育的限製，所以出生人口数量统计反映的是人口的真实状况，以此来推论成年人口的性别比是科学有效的；但中国的现实是，30多年来所实行的严格的计画生育政策，使超生家庭漏报和瞒报新生儿的情况不同程度存在，由此推论成年期的性别比也就存在较大风险了。

王立波用一组令人匪夷所思的资料证明这一点：众所周知，人口数量从出生开始就应该在死亡率的作用下不断减少，虽然不同年龄段减少的比例不同，但整体上下降的趋势是必然的。但考察中国大陆同一个年龄组在不同年龄节点上的人口规模，却会发现，这个数位居然不降反升。例如，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0至9岁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分别为11268万人和10309万人，到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均有所增加，分别为11822万和11020万。而到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男性人数下降到11484万人，考虑到这一年龄组男性的死亡率为每年3‰－4‰这个因素，这一数位尚算合理，而女性人数则继续不降反升，达到了11358万人，比出生时凭空多出了1050万人。这些人，应该就是出生时漏报、瞒报的了。

王立波引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数位进行比较：以中国大陆平均结婚年龄27岁作为参照，将适婚年龄组限在20岁至34岁这个年龄段，通过汇总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可以看出，实施计画生育政策以前和以后出生的人口性别比相差不大，甚至2000年和2010年的资料还更低些，2010年婚龄期的性别比为四组中最低，只有102。而这个资料，与日本2000年、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资料相比也是低的。

2010年，我国20岁至29岁的男性人口总数为1.1484亿人，同年龄段女性为1.1358亿人，两者只差126万人，远没有3000万人那麽大的差距。

这个结论是惊人的，因为它颠覆了流行许久的一个观点：在严格的计画生育政策的管控之下，很多家庭为了生男孩，用B超等手段检测胎儿性别，使女婴流产。尽管我国法律禁止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但这种情况仍然存在。

按照王立波的研究结果，不仅超高的出生性别比并不真实，而且西方国家用以攻击中国人权问题的 “大量女婴被扼杀”的说法也并不符合实际。

王立波这样解释从出生性别比到适婚期性别比的变化，她认为，中国具有男孩偏好的家长在生出女孩以后，并不是像人们想象得那样把女婴溺死或者抛弃，性别选择性流产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普遍，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中的中国城乡，男孩偏好并没有把中国父母的基本伦理纲常毁灭。更多的人是把出生的女婴或者超生的男婴以各种方式隐藏起来，这些被隐藏的孩子随着年龄的成长，最终总会以各种方式出现。

中国的父母整体上还是善良温情的，他们保持着男孩偏好，但也同样爱惜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