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

词语简介

注音：ㄐㄧㄠˋ ㄏㄨㄟˋ

条目：教会（教会）

解释：基督教各教派的信徒组织

引证解释：基督教各派组织形式的统称。可指各派的整个组织(如天主教会、东正教会、新教各宗派的教会)，也可用来单指一个地区或一个教堂的组织。 清 容闳 《西学东渐记》第十六章：“宜禁止教会干涉人民词讼，以防外力之侵入。” 洪深 《少奶奶的扇子》第一幕：“先父看着没有人抚养，把我送到一个教会学堂里去。”

教会词源

教会的希腊文为εκκλησία(音:艾克利西亚，ekklesia)，由二个字所组成：ek，意出来，kaleo，意蒙召。这二个字放在一起，意思是蒙召出来的会众，或蒙召者的会集。第一次在圣经的记载中，耶稣基督是这样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马太福音16:18》）” 他用这个词来称呼一群属于他的人。圣经指出，耶稣就是教会的头，即首领；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即是蒙召的基督徒。所谓教会，不是用来形容宗教组织或团体的辞彙，更不是指“教堂”。

部分基督徒（如地方教会）认为召会一词比教会更贴近原文的意思，并且认为一个地方应当只有一个地方性的教会，即所有的教会应当是在当地的，而且是统一的。

教会是指蒙神呼召被神拣选的圣徒所组成的群体，因此教会是人来构成的；教堂是有形的建筑是砖瓦构成的。

普世性教会

圣经希腊文中，教会有时是用作单数形式，如：又将万有服在他（基督）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以弗所书 1:22》）

在这里，教会是指普世性，无形的教会，指自古至今甚至未来，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由上帝所拣选、救赎的信徒的有机体。 教会是因为基督带来的神的救恩而获得拣选救赎的信徒组成，所以基督是教会得以形成的最基本元素。信徒集合起来，成为会众，成为神团体的彰显。人们只要接触到团体的圣徒——教会，就能够直接地看到神在人间的显现，即所谓“基督是神的奥秘，教会是基督的奥秘”。

同时，基督徒认为，因为基督是教会当中圣徒的原型，每个信徒都是基督的複製品，所以，教会是基督的扩大和繁殖。这样就把教会比作一个活的生命体。这样的教会，就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在这些基督徒看来，只要是由“神所拣选”、由“基督所救赎”的会众，就都是所谓的教会的一部份，无论他们生活于什么时代什么处所。

一些基督徒由此认为，现今的教会不能作为召会来看待。教会不能合一，是因为基督徒只在道理的外表上活，仍然是人的天然。基督徒应该按照召会的典範，生活在基督当中，成为基督形成的召会的一部分，这样一切的分门别类也就自然消除了。

个别性教会

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在不同的地方，基督徒组织成不同的教会，不同的教会又织成不同的教派，当中也有出现分裂的情况。因此在基督宗教内有不同的教派与教会，比如天主教会，新教的浸信会，宣道会，福音派等等。在组织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根据教义与教导来分教派。正统（orthodox）宗派的出现是大约4世纪的时候因不同的地区出现很多不同的教义，因此那些维护正统信仰的教会开始主张正统宗派。所谓异端是偏离了基督教核心教义，而不是与主流教会意见不合定为异端。极端是还没有离开基督教正统教义但有些过激。

世界性机构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1948年8月22日至9月4日，来自44国的147个新教各派组织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了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 WCC) ，亦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简称世基联。总部设在日内瓦。[2] 该组织宗旨是为促进基督教教会之间的合作。近年来，该会的口号从“教会合一”而发展成为“世界合一”、“人类合一”。

世基联在1948年成立时，中国有中华基督教会、中华圣公会、华北公理会和中华基督浸礼会4个教会组织参加。1987年9月21－25日，世基联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执委会议上，通过了与中国关係的决议。表示只承认中国基督教协会为中国基督教的代表。1991年2月，该会总干事以书面方式再度保证该会只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丁光训主教和韩文藻、沈以藩先生三人代表团应世基联之邀，于1991年2月参加了世基联第七届会员大会。大会一致通过接纳中国基督教协会为世基联正式会员。

基督教会发展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312-657年)

在311-312年期间，基督教会的命运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它经受了八年来罗马帝国政府最残酷的一次迫害之后，加莱里乌斯皇帝临终前首次认可了基督教会，儘管他是很不情愿的。在这之后的18个月里，教会又受到获胜的皇帝君士坦丁一世的充分支持。此时，君士坦丁已控制了半个欧洲。这番经曆本可以使教会的性质经受住任何历史阶段的考验。然而，从3世纪开始，随着成员、财富的增加和权力的扩大，教会也发生了蜕变。它使得教会的最高层人物变成了利慾薰心的人。21 7年，为了罗马主教一职，发生了一场卑鄙的争夺战。在250年、257-260年、303-311年间，教会也成了迫害对象。比起在基督教纪元最初的两个世纪中，教会所受到的短期残酷的局部性的迫害来说，这一时期的迫害，就显得更为有计画、有预谋。教皇卡利斯图斯一世在罗马主教任期(217-222年)上的令人厌恶的行径，因迦太基主教西普利安在258年殉难之事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加莱里乌斯迫害教会，君士坦丁青睐教会，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两个都热切希望维持帝国的统一。自从奥勒利安把帝国置于异教万神殿里至高无上之神“不可征服的太阳一的庇护之下，便认识到要想维护罗马帝国的统一，甚至要想维持帝国的存在，必须得到一个已确立的宗教的支持。在3世纪末叶之前，萨珊波斯帝国选择了琐罗亚斯德教，亚美尼亚王国选择了基督教，来作为它的国立宗教。加莱里乌斯承认，基督教会力量之强已超过了他自己。而这种断言又得到了进一步证实。因为君士坦丁由于梦见十字架，靠上帝的帮助旗开得胜之后，他决心把基督作为“不可征服的太阳”，把基督教确立为罗马帝国大一统的宗教。

人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业已确立的基督教能够有效地推动罗马帝国的统一。因为一直到311年，教会都相当成功地维护了自身的统一。自从耶稣死后不久，基督教会建立起来之后，教会的内部矛盾便不断地威胁着它的生存，又不断地被克服。或者通过调解，或者把论战中的弱方镇压下去，革除教籍，从而使这些纷争得到平息。在311年，东起奥斯罗伊那和亚美尼亚，西到不列颠，非犹太人的天主教会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可当时，教会在其后期，突然因某种格外强大的压力而解体了，教会历来的统一没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如今，教会内部的宗派分裂代替了原先罗马帝国人民内部异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对立。 而罗马帝国政府，自从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一直期待着教会的统一能够支持帝国的统一，但最终发现自己无力劝说相互纷争的基督教各帮派，让它们之间和平相处。自从君士坦丁312年皈依之后，直到他337年死去，教会的内部分裂一直困扰着他，并一直困扰到君士坦丁二世(641-668年在位)时期。在君士坦丁二世统治时期，君士坦丁堡帝国政府和教皇之间的争执，是由穆斯林阿拉伯人从中解决的。阿拉伯人把帝国从一性论的基督教臣民中解脱出来，把帝国政府从不切实际的责任中解脱出来，并同时安抚了两个势不两立的基督教宗派。

311-312年之后，基督教会无法控制的内部分裂一直阻挠着君士坦丁一世和他的后继者们。事实上，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当基督教徒因而在帝国人口中占了大多数时，罗马帝国政府便再也不能像先前那样控制基督教会了。此前，基督教徒还只是少数人口这并不奇怪，基督教只不过是犹太教的一个宗派，它继承了犹太教不愿妥协的传统。

而且，在新形势下，基督教会的争端与社会、政治争端趋于一致。天主教与多纳图斯基督教派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努米底亚和迦太基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冲突。虽然阿里乌神学最终在帝国失败了，但它成了入侵帝国的蛮族人的特徵。阿里乌教派一度在帝国取得优势时，这些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关于“三位一体”学说的争论演变成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与安条克（塞琉西王朝的前政治首都）之间基督教会的权力之争。关于“三位一体”中圣子的人性和神性关係的一系列争论，则演变为罗马帝国政府和它的讲叙利亚语、科普特语的臣民之间的斗争。由亚历山大大帝建立起来的，靠罗马势力维持的希腊人的支配地位面临着挑战。同时，帝国政府也在寻求保护自身对他们的统治。顺便提及，基督教会的第二和第四次普世会议为君士坦丁堡教廷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会。第二次会议(381年)承认君士坦丁堡教廷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在第四次会议(451年)上，君士坦丁堡教皇取得了对托罗斯山脉西北面的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和整个巴尔干半岛最东部地区的宗教管辖权。

4世纪和5世纪的基督教会论战，并非仅仅打着世俗争端的幌子。在这点上，它们逐渐趋于一致，而那些使基督教徒分化的伦理、神学和管辖权的争端则是实实在在的。这些争端所激起的宗教情感是虔诚的，并得到广泛传播。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基督教会的事务会和帝国的世俗事务交织出现呢？这有一个很实际的原因，即基督教会已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机构，因而帝国各民族、各地区、各阶层和团体都受到了基督教会的影响。

首先展开的是道德方面的争论。与公元初年那次迫害一样，在303-311年间的宗教迫害中，也有许多基督教徒叛教，而其他人则坚持下来了（其中有些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是把这些叛教的基督教徒连同那些坚定的基督教徒一同重新接纳到教会里来昵，还是让他们永远遭受辱骂呢？教会成员中大部分仍在职的倖存者，採取了比较宽宏大量的、人道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立场，他们赞同原谅这些意志薄弱的人。在大多数地区，基督教团体中坚持不肯原谅他们的人只占少数，而且最终也都被驳回了。可是，在西北非，这些反对和解的人始终不肯妥协。他们对待那些本身历史很清白的和平使者的态度，就像对待那些曾叛教的基督教徒一样充满了敌意。因为和平使者希望原谅这些叛教教徒们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西北非的这场争端很快就激化了。313年，君士坦丁皈依之后，他深感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君士坦丁相信基督教会的内部分裂会惹怒上帝，如果皇帝不能有效地结束这种局面，那他连同教会都将会冒失宠的危险。君士坦丁努力想把非洲四分五裂的宗派拉到一起，先是调解，后是强制，但始终未能如愿。

317-657年间发生的神学争论，早就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的序言中对基督的信仰的不同表达中委婉地呈现了。当然，这些争端早在312年以前就开始了，而且自从2世纪起，便有基督教徒已经能够依据古希腊哲学来讨论神学。例如，伊里奈乌斯大约在185年写的《反异端》一书。基督教会的建立，起初受到人们欢迎，但后来就带有强制性了，对罗马臣民来说，它把基督教的神学争端变成了帝国的公共事务。而且，少数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的帝国公民，总的来说，一直对基督教教义很敏感，直到有人用从希腊哲学的辞彙来对他们表述这些教义。由于这两个原因，312年后，一场关于基督教神学的坦率而详尽的争论便在所难免了。而且基督教徒厌恶妥协的态度使这些讨论变得更加执拗、尖刻。

当《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撰写出来的时候，一些非犹太人的基督教徒已经相信耶稣就是上帝。根据《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耶稣没有人父，他是由童贞女因圣灵降孕而生的。根据《约翰福音》，耶稣就是上帝旨意的化身。这时，犹太教已认为，这个半独立身份的耶稣是由圣父的旨意和圣灵创造的（琐罗亚斯德教则认为这种身份是由阿胡拉·马兹达从不同方面创造的），但这就削弱了上帝的整体性和独一性。而犹太人恰恰是要塑造上帝的这一点，基督教徒不会也不能不承认他们从犹太教那儿继承了一神论，但是他们既承认了一神论，又怎么能够同时信奉耶稣和耶和华神昵？

据记载，耶稣曾说他自己是“上帝之子”。我们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说法，而且除耶稣外，其他一些正统的犹太教教士也曾把自己称为上帝之子。《马可福音》的说法是：上帝对耶稣宣称，他已收养耶稣作为圣子了。但其他三部福音则暗示说：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个意义上，从第五王朝起，法老就具有了父亲的资格。不管从某一种或其他几种可能的意义来看，不管耶稣是否是上帝的儿子，但无疑他是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圣子和圣父之间是什么关係？而且我们还要进一步问：圣子的神 性和人性之间有什么关係？我们还要问：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又是什么身份呢？她是人，不是女神。是不是可以因她儿子的神性就把她称为“圣母”呢？

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基督教神学家们所使用的字眼已超越了人类经历所及的範围。因为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叶之前，他们的口头和书面语言都是希腊语。说希腊语的人很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就好像这些文字是现实存在的东西似的，哪怕它们是既无思想对应物又无现象对应物的陈腐之词。324年，君士坦丁一世试图解决西北非关于叛教教徒地位的争端。他受挫之后，却发现他还得调解关于圣子和圣父关係的争论。这场争论发生在亚历山大城主教亚历山大和 曾是亚历山大城的一个教区司铎人员阿里乌之间。君士坦丁写信给这两位辩论者，说他们之间争论的问题根本就不该发生。到了648年，君士坦丁二世乾脆禁止当时有关基督教神学争端的任何深入讨论，不管它是认为基督身上存在两种意志和作用，还是认为只存在一种意志和作用。324年、648年及其间的任何争论言词，或许毫无意义，或许并不尽然。但是，这些争论言词无疑激起了强烈的宗教感情，这种感情激化导致了武力冲突。在43 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的修道士和基督教的兄弟会成员实施了恫吓行为，在第二次会议上，埃及人给君士坦丁堡主教弗拉维安以致命的人身伤害。从君士坦丁一世到君士坦丁二世，所有的皇帝都依次证明了自己无力安抚这些神学家们。325年，君士坦丁一世不得不在尼西亚召集基督教第一次普世会议，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为此，他杜撰了一个希腊单词homoousios（“本体相类”），这是他原先十分痛恨的一类字眼。阿里乌的对手，曾在328年接替亚历山大任亚历山大城主教的亚大纳西看来取胜了。然而381年，狄奥多西一世又不得不在君士坦丁堡召集基督教第二次普世会议，即便那时，阿里乌引起的争论也未能平息。哥特传教士尤尔菲拉斯（约311-383年）向东部日耳曼人传播基督教的阿里乌教派。君士坦丁二世和皇帝瓦林斯都是阿里乌教教徒，而且尤尔菲拉斯又是他们的同代人。可能出于这些原因，尤尔菲拉斯便幻想着要长期、系统地传播阿里乌教。当东部日耳曼人侵入帝国时，便把他们的阿里乌基督教一併带了过来。至于君士坦丁二世为了保持安定而下的禁令，却激起了教皇马丁一世疾声厉色的抗议。教皇被逮捕并遭受了肉体折磨，然后被放逐到克里米亚，这才使他住了口。

阿里乌并未否认圣子也是神。在他生活的时代（约250-336年），对于耶稣神性的信仰流行于非犹太人的教堂。基督嗣子论的信徒们只能在基督教世界边远偏僻的大自然中才得以倖存，例如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两个支流间的山脉里，庇里牛斯山脉里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里。但阿里乌坚持认为，圣子既然是由圣父创造的，就不可能与圣父是同代人，就不能等同于圣父。尼西亚宗教会议把圣父、圣子和圣灵摆在绝对平等的位置上。同时又重申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上帝。这种一神论和“三位一体”学说的结合仅只是咬文嚼字而已。尼西亚宗教会议的实际结果，是把圣子提到了第二个至高无上的神的地位。到这时，基督教的一神论已是名不符实。

圣子神性的加强是埃及人观点的一个胜利。（虽然阿里乌是亚历山大城教会的一个神职人员，他的神学却是安条克基督教神学。）在431年和449年的以弗所宗教会议上，埃及人获得了进一步的胜利。431年，他们给君士坦丁堡主教聂斯脱利定了罪。 因为他反对把玛利亚当作圣母，从而一再强调耶稣的人性。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被骂成“二性论者”（就是，相信圣子有两个不能统一的本质）。聂斯脱利的失败是安条克神学院在帝国境内的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崇尚一性论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489年关闭了埃泽萨以聂斯脱利思想为主导的神学院。但聂斯脱利神学教义在尼西比斯寻求到了庇护。尼西比斯自363年起就已处在罗马帝国的东部边境之外。因而，聂斯脱利教派同比它更激进的阿里乌教派一样，在帝国之外倖存下来。

到了449年，埃及人比他们在431年时候更加得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一性论教义，说圣子只有一个本质，即他的神性，儘管他孕育于人体。但是451年在卡尔西顿，废除了449年以弗所宗教会议通过的法令，宣布圣子有两重性，即神性和人性，二者统一于一体。现在，埃及人遭受到了聂斯脱利教派的命运，他们被责骂为分裂教会的人。埃及人虽然遭到了谩骂，但是他们不会被革除教籍或遭到迫害。在埃及，一性论是源于人们对神学的嗜好。这种嗜好是一种民众性的运动，而且还发展到了邻国叙利亚。叙利亚曾是强调上帝人性神学的故乡。一性论也吸引了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教会在491年接受了一性论，而且当罗马帝国政府在518年从一性论者变成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时，亚美尼亚教会并没有追随它。亚美尼亚人另外提出了一种基督教观点，既不同于罗马的观点，也不同于波斯人的观点。一性论者把卡尔西顿决议的信徒诬衊为二性论者、聂斯脱利秘宗和麦尔基派（“罗马帝国政府的走狗”）。从451年起，帝国政府只好既努力取悦于信奉非一性论的臣民、又努力取悦于信奉一性论的臣民。它不敢疏远一性论，因为信奉一性论的埃及和叙利亚是东罗马帝国的主要经济支柱。482年，皇帝芝诺《统一法》的公布导致了484年东罗马帝国和教皇的分裂。518年，芝诺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崇尚一性论的政策被查士丁一世推翻了。这无疑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继承者查士丁尼的提议。一性论者在政治上开始不满，查士丁尼本人大约在543年被迫作出毫无意义的妥协姿态：身为聂斯脱利信徒，回过头来谴责三个5世纪的神学家的教义。从518年直到633-641年期间（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在此期间都被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的一性论臣民处于逆境之中。幸运的是，他们中涌现出了三位杰出的斗士：皮西迪亚人塞维鲁，从512年至518年，他一直是安条克的主教，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查士丁尼早在527年就位之前即与其结婚，她死于548年，享年约50岁）；詹姆斯·巴拉达尔斯，他是狄奥多拉的一性论门徒之一。根据罗马帝国东部边境一性论的阿拉伯教区委员哈里斯的提议，543年詹姆斯·巴拉达尔斯被任命为埃泽萨主教，他以毕生的精力不断奋斗，通过委任各级一性论神职人员，使一性论教会得以生存下来。

狄奥多拉在罗马帝国境外，为一性论又扩展了一块新的阵地。大约540年，她对她的丈夫採用了先发制人的手段，使努比亚改信她所信仰的基督教教派，以取代她丈夫所信仰的基督教教派口位于努比亚东南，今天衣索比亚北部的阿克苏姆王国，大约在4世纪中叶皈依了基督教。6世纪，阿克苏姆和努比亚一样，也接受了一性论，东罗马帝国对此只得默认。阿克苏姆控制了埃及和印度之间的海岸线，它的统治者扮演着为罗马帝国的利益而与叶门进行调停的角色。君士坦丁堡不可能为了一个神学问题而与阿克苏姆发生政治上的争执。

311-312年间，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命运改变的结果之一，是把殉教者变成了禁慾主义者，扮演起基督教教团中动人的英雄的角色。在帝国内部，基督教徒再也不可能被异教徒杀害。这时期需要一种新型的基督教英雄，禁慾主义者便应运而生，满足了这种心理上的要求。

埃及隐士（“隐退者”）圣安东尼(251? -356年)比起法老时代的任何埃及人都更加着名，更受人尊敬。但是，未来的光荣并未属于隐士安东尼，而是属于另一个埃及人帕科米乌斯(290-345年)o此人在上埃及泰本尼西创建了第一个基督教禁慾主义者的互助会。在那里，禁慾主义者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有严明纪律的集体。早在帕科米乌斯出生之前约8个世纪释迦牟尼创建僧侣集团之际，类似的佛教组织便已在印度存在了，但在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帕科米乌斯建立的这群修道院却的确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创建这种机构的过程中，帕科米乌斯对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生活产生了长远的影响。4世纪的卡帕多西亚人圣巴西勒（约320-379年）受帕科米乌斯的启示，为希腊语世界创造一种较之帕科米乌斯的形式要和缓一些的集体禁慾生活形式。大约529年，圣本尼狄克起码是从圣巴西勒那里得到了部分启示，他在罗马东南面的卡西诺山，组建了一个修道院，制订了条规。这些条规后来成了拉丁语世界的準则。 6世纪中，修道院在拉丁语世界西部边境之外的爱尔兰扎下了根。巴西勒式和本尼狄克式的条规都受到帕科米乌斯条规的影响。他们从埃及的典範中派生出来，坚持集体生活，严守纪律和努力工作。巴西勒和本尼狄克的宗教历史与佛陀相类似，他们都是从隐士的禁慾主义生涯开始，然后成为修道团体的创建者。巴西勒和本尼狄克从圣安东尼的禁慾主义形式向帕科米乌斯禁慾主义形式的转变，是他们各自精神体验的反应，也是帕科米乌斯才智的一种证明。帕科米乌斯创建集体性的修道院机构是一项卓越的业绩。因为普遍说来，埃及人和爱尔兰人一样，更受隐士生活方式的强烈吸引，而事实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是那种集体生活方式所不能提供的，隐居修道是一种让自身得以解脱的宽限期，而一个人的自由又为他发挥自己杰出的宗教才能提供了机会，儘管这也使他面临着陷入枯燥无味的自我禁慾主义或自私自利的表现欲中的危险。在任何实行禁慾主义的时空中，一个禁慾主义者的声望通常取决于他禁慾的程度。虽然上埃及的帕科米乌斯式的修道院很快就闻名于基督教世界，但这种集体性的修道院生活形式并不那么引人注目，反倒是西部荒漠中的隐士更为出名。圣安东尼成为他那个时代中旧大陆文明中心西端最有成就的人。其次是“柱头”圣西米恩，他之所以得到这个称号，是因为他在一根大柱顶上生活了47年。一个基督教苦行者固然能够激发民众，但集体修道 生活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也更为富有成效。

教会大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