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

大概介绍

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 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 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 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 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 ）（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 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 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在中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理论阐释，虽然未曾如西方般灿烂，但是结合文化研究语言的传统却是源远流长的。例如西汉扬雄的《方言》对共时方言的调查和记载，反映了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如卷四衣着，卷五蚕桑，卷十家禽等。通过卷五所记载的蚕簿用具在不同方言中的名称，可以略知蚕桑业在南方和北方的分布情况，这为研究汉代文化地理提供了语言上的有力证据。古代的训诂学发轫于西汉的《尔雅》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两者收词析字中，储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尔雅·释亲》所记载的亲属关系及其称谓，是了解古代婚姻製度与宗法製度的重要资料。又如许沖在《进〈说文解字〉表》中概论许慎的着作“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製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然而，最初有意识地把中国的语言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却是西方的学者们，例如法国的葛兰言（M ·Granet）、马伯乐（H ·Maspero）、美国的劳费尔（B ·Laufer），他们在本世纪初探讨东方名物製度的沿革及中国与中亚西亚古代文明的互相影响关系，留下了多种有关着述。在30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语言学家也开始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罗香林、刘锡藩、徐松石三人相继发表了重要着作。尤其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中华书局，1936）和《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华书局，1939），其中涉及到不少语言学内容，可惜由于作者不谙语言学，其所记录的语言材料不甚精确。潘懋鼎1947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语源及其文化》（致知书店），是一部研究词语文化的专着。他通过对语源的考证 ，来研究“中华文化之发轫”、“中外文化之汇流”。

此后，我国关于文化和语言的研究成果，最为彰着的当归罗常培《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北京大学出版社）。此书虽然篇章较短，深度稍逊，仍不愧为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作者认定“这条路子在中国又是新创的方向”；并且期望“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事实上，作者确实用此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可惜，在此后的30余年，在这条通向文化语言学的途中，却一直鲜有人迹。

补充说明

80年代，络绎有语言学者踏上这条道路，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之路由此而生机蓬勃起来。在1985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文中，方言学者游汝杰首次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构想。出于革新语言学的目的，作者自觉地选择了这条语言与文化研究的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把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彻底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他与历史地理学者周振鹤合作，于1984—1986年间联名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部专着《方言与中国文化》，对文化语言学的创立和后来形成的研究热潮起到了感召和推动作用。80年代中期，面对中国语言学发展举步维艰的困窘，在学术界“文化热”潮流的推动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了对《马氏文通》以来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传统的深刻反思，寻觅着新的语言学道路，由此投身到了文化语言学的旗号之下。其间，文化语言学由于陈建民和申小龙的加入既显示了声势和实力，也由此形成了流派的特色和分歧（戴昭铭《中国文化语言学辞典·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陈建民的研究多少循着社会语言学的路子。1987年发表的《文化语言学说略》初步提出了他对文化语言学的构想，而1989年出版的《语言文化社会新探》则集中反映了他的文化语言学观，表现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走向。他注重语言的交际价值和变异形式，认为从结构语言学到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标志着从语言结构系统的研究到语言套用的研究，从单一学科到综合学科的发展，从小语言学到大语言学的过渡。申小龙于1986年发表了《语言研究的文化方法》，其文化语言之路正式起步之后，亦独树一帜，并带来了一定的轰动效应。他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是历史性的反拨，反对朱晓农等人的驳难，坚持认为汉语的“人文性”与西方语言研究的“科学主义”相对立。从哲学和文化的视点，指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以语言的文化功能为对象，使汉语研究回归汉语本体，建立起真正符合汉语特徵的语言学。他的理论带来了文化语言学的沖击波，人文学者一时贬褒不一。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