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道教

太一道

太一教，以老子之学修身，以巫祝之术御世，因此，也以符箓济人治病、祈禳呵禁，卫州的太一广福万寿宫内有法水井，人称太一泉，据称饮之可治病，太一教道士出家，嗣教需受法箓秘物，宫观始称庵。太一教师承较严，受箓的道士均须将姓改为萧。太一教的祖师素不为辞章，及升堂谕众，随意而言。悉成文理，劝戒深切，听者耸然，史载萧士沖（三祖）卒后，送殡者数万人。

金大定年间，太一教声教大振，门徒增盛，东渐于海，金贞祐元年、二年（1213、1214）元太祖二次攻打河北一带，民谣称：寒食节，绝人烟。四祖萧辅道见城郭为墟，暴骨如莽，恻然哀之，倾其所有，招敛遗骸，于城西北掘大坑三，堆埋成丘，设醮祭，以妥厥灵，人称堆金冢，全城人均去祭奠，于是萧辅道声名大振，元世宗赐号中和仁靖真人，入元后，太一道渐融入正一教派。

真大道教

真大道教创始人刘德仁，沧州乐陵人，约于金皇统2年（1142）开始传道，初名大道教，元宪宗时，赐名为真大道教。

《道园学古录》称真大道以苦节危行为要，不妄求于人，不苟侈于已，刘德仁创立真大道教有九戒，一曰视物犹已，勿萌戕害凶嗔之心，二曰忠于君，孝于亲，诚于人，辞无绮语，口无恶声，三曰除邪淫，宁清静，四曰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五曰毋事博弈，毋习盗窃，六曰毋饮酒茹荤 ，衣食取足，毋为骄盈，七曰虚心而弱志，和光而同尘，八曰毋恃强梁，谦尊而光。九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学者宜世守之。

由于九戒的规範，真大道教的许多人在动乱凶暴社会环境，都能远势利，安贱贫，力耕而食，量入为用，使子孙不去做官，不巴结朝廷，高风亮节，为后世所称颂，仍炼之术，不沿符箓，不化缘乞食，其宫观始称庵，墓称塔，与佛教类似，真大道教起初流传于河北，金盛时曾广泛流传于陇蜀、齐鲁、江淮地区，元末逐渐衰落，可能融入全真教中。

全真教

创建

全真教，也称全真道或全真派。金初创立。因创始人王重阳在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自题所居庵为全真堂，凡入道者皆称全真道士而得名。该派汲取儒、释部分思想，声称三教同流，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孝经》为主要经典，教人“孝谨纯一”和“正心诚意﹐少思寡慾”。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道认为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心地清静，才能返朴存真，识心见性。该派注重修炼“性命”，认为“性者神也，命者气也”，“气神相结，谓之神仙”。主张修道者必须出家，并忍耻含垢，苦己利人，戒杀戒色，节饮食，少睡眠。

《金莲正宗记》称该教“以柔弱谦下为表，以清静虚无为内，以九还七返为实，以千变万化为权”。王重阳死后，其弟子马钰等七人分别在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继续传道，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派，但教旨和修炼方式，大致相似。

发展

元太祖十五至十八年(1220～1223)间，丘处机应诏赴西域大雪山谒见元太祖，受到礼遇，命其掌管道教，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道进入全盛时期。

一言止杀

公元1221年末至1222年初，成吉思汗的行宫来了一位鹤髮童颜、碧眼方瞳的道人，这便是全真教的丘处机。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果真是仙风道骨，分外高兴，特赐美食，设庐帐，优厚犒劳。

丘处机率18名弟子在万里西行的过程中，向各族民众广泛传道，招收信徒。在行至今天的蒙古国西部科布多时，丘处机将弟子宋道安、李志常等留下，建立了全真道观，成立全真教的组织。丘处机不仅在精神层面宣扬全真之法，同时还身体力行的让人们了解教义。他沿途广施善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等地，利用成吉思汗赐予自己的粮食熬粥施捨给饑民。丘处机所到之处，得到了各州县和行省文武官员的迎送，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

丘处机多次在成吉思汗的大帐内与他单独长谈，耶律楚材做记录。耶律楚材的记录，后被整理为《玄风庆会录》一书。在谈话的过程中，丘处机明知道成吉思汗急于了解长生之道，他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想到自己沿途所见蒙古军西征造成的残破景象，深感这与全真道的道旨极不相称，丘处机答覆说：“修仙须修阴德，必须去暴止杀。您起兵灭西夏和金是符合天意民心的，但务须禁止残暴杀戮，才能使事业最后成功。”

成吉思汗又问治国之方，丘处机回答说：“要以敬天爱民为本。”丘处机还巧妙地借用雷震等自然现象，劝告成吉思汗应在蒙古汗国提倡孝道。丘处机特别向成吉思汗论述说：“只有统一中原地区并将之治理好，才能称为大国。要想治理好中原，就必须爱民，让人民休养生息。”

丘处机在赴大雪山途中，蒙古军西征所过之地，尸横遍野。所以，他曾作诗两首，赠予成吉思汗。其一诗云：“夹道横尸人掩鼻，溺溪长耳我伤情。十年万里干戈动，早晚回军望太平。”他的诗意和情绪，为成吉思汗所察知，这对成吉思汗早日停止西征，决定班师，是否起了催促作用，未为可知。

但丘处机坦率诚恳，循循善诱，对成吉思汗的思想多有触动是可以肯定的。丘处机的高深魅力，深深吸引着成吉思汗，使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他高兴地宣布：“神仙是言，正合朕心。”他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的话去做，又派人将仁爱孝道的主张遍谕各地。特别是在后期，成吉思汗统治中原的政策有所和缓，对中原各地的一些武装反抗，成吉思汗改镇压为招安。这些变化与成吉思汗接受丘处机的劝告应当有一定关係。

不久，成吉思汗允準丘处机辞行回国，指示文武百官，备齐美酒佳肴、珍奇鲜果，在城外数十里，夹道为之送行。谁知，两人却从此永别。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逆耳忠言，却时时迴蕩在成吉思汗的耳边。丘处机回到燕京，驻太极宫尊为“大宗师”，被人们称之为“帝者之尊师，亦天下之教父”，受命掌管天下道门。

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3万余，并解救了大批汉族学者。针对宗教间的相互排斥争斗，丘处机主张三教平等相通互融，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成吉思汗又有旨改赐宫名为长春宫，且遣使慰问，诏书中道：“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

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这段渊源被后世的人们很是推崇，特别是对丘处机的评价，讚许极高。中央民族大学牟钟鑒教授评价他说，“以宗教的社会安定功能而言，丘处机不仅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也是中国宗教史上第一人”，体现了“仁爱无私、尊道贵德、包容通和、坚毅忠勇”的高尚品质。而在史学界是这样对丘处机进行评价的：丘处机以超常的见识和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动成吉思汗，止杀救民，积无量功德。

他不辞险阻，远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历时四年，经数十国，行万有余里，《元史》称其：“蹀血战场，避寇绝城，绝粮沙漠。”于公元一二二二年，到达邪迷思干城。再过铁门关。才在雪山之阳，与成吉思汗见面。居住一年以后，他自北印度的边境返国，成吉思汗派骑兵数千，护送他回燕京。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又敕修白云观，合而为一。并以万岁山、太液池赐之，改名为万安宫。

六朝时期，前秦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鸠摩罗什东来，专为他发兵七万征服龟兹国，才得到了罗什大师。后秦王姚兴，而且又为了大师，于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灭了后凉，他才到了长安。在此以前，苻坚为了争取道安法师，及习凿齿等学者，也不惜用兵十万，进攻襄阳，硬把他们俘去。历史上为了一位学者大师，至于兵戎相劫，而且还因此攻城灭国，实在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为了争取另一外国的学者大师到中国来传法的举动。至于唐代玄奘法师，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当时，单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险阻，远到印度去留学十八年，声名洋溢中外，功业长留人世，这也是一件永为世人崇拜的事实。

可是人们却遗忘了当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时期，他远自印度边境，也为了一位学者道士，派兵东来中国，迎接丘长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长春的先见之明，他不辞艰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为得预先布置，保持民族国家文化的传统。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无限悲愤的历史往事!因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历史学者们轻轻地一笔抹煞，无奈不可乎!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

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期，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其余的门人，分符领节，各据一方，执掌他的教化，也庇护了多少国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还加赐金印。当国家有难，受异族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做了许多保存民族命脉的工作，追怀千古，实在应当稽首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