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汝霖--中文百科全书

人物简介

曹汝霖（1877-1966），字润田，生于上海。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家，新交通系首领，也是20世纪初着名亲日官员之一。清光绪三年（1877年）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1900年留学日本，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曹汝霖

1915年1月，曹汝霖受袁世凯之命，和陆徵祥同日本公使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是“西原借款”之一。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1918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触发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引起北京大学生在5月4日到天安门示威之事件，五四运动爆发。时任交通总长的曹汝霖由于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并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一同被称为“卖国贼”。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三人。北京学生包围并沖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称为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北洋政府在民众压力之下，最后正式拒绝在凡尔赛条约签字。山东问题交由华盛顿会议处理。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此后，曹汝霖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的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迁往台湾省，后又迁至日本、美国。他在晚年时撰写回忆录《一生之回忆》。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生平经历

早期生涯

曹汝霖，字润田，1877年1月出生于上海县城的一个职员家庭。和那时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曹家企盼曹汝霖走科举之路，考取功名。15岁起，曹汝霖开始跟随上海知名塾师学习八股文，并参加科举考试。18岁时他考中秀才，1899 年转入汉阳铁路学堂学习。

曹汝霖

此时的中国正经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局。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深受刺激的曹汝霖感到汉阳铁路学堂有名无实，遂中止学业，返回上海。后与章宗祥相识，在其影响下，决定留学日本。

曹汝霖先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转入东京法学院(即后来的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法律。留学期间的曹汝霖是君主立宪论的吹捧者和追随者。有一次，他竟为此与鼓吹革命的孙中山追随者张继激辩，互掷皮鞋，差点发生肢体沖突。

对于远东国际政治的看法，曹汝霖深受日本影响。1904年，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在我国领土上大打出手。而在他眼中，却将日本视为“仗义兴师”，他说：“当日俄开战之时，我尚在日本，见日本人之踊跃参军，我已心中感动。回国后，又见日本无条件归还我东三省领土，其慷慨仗义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曹汝霖这种对日本的好感，为他日后的“亲日派”人生抹上了底色。

投身外交，平步青云

同年，曹汝霖迎来了人生的转捩点，他接到了清政府新设商部左丞唐文治要其回国任职的电文，被任命为商务司行走，从此踏入官场。不久，清政府新设学务处大臣张百熙奏準开考留学生，选拔人才。曹汝霖在最后的殿试中，获得第二名，成为中国最早的“洋翰林”。随即，被授以主事(六品奏任官)，在商部候补。

1905年，机会再次降临。当年11月，日本与清廷协商“日俄战争”后的东三省善后事宜。中方全权大臣是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实际主持会议，曹汝霖被抽调作为随员参与此事。正是这次会议，他深得袁世凯赏识。会商结束后，曹汝霖被调入外务部，派在掌管交涉事务的重要部门庶务司办事。1906年，袁世凯出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曹汝霖正式成为袁世凯部下。1907年，在袁世凯的关照下，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保举曹汝霖“学识兼优，才堪大用”，被光绪、慈禧召见后，委以外务部参议候补，自此跻身于京堂之列。

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日本派伏见亲王来华参加葬礼。事后清政府派溥伦亲王前往日本答礼，曹汝霖以随员相陪。回国后，升为右参议，并被派往东北考察。曹汝霖回京后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适当满足日本要求，早日了结中日悬案，以小妥协换取大整饬，趁机整理东三省内政。曹汝霖还提出了如练警察、开公路等10条具体建议，但未获清廷重视，只是他从此“亲日之名，遍于京朝”。

1911年，曹汝霖再次获得重用，由奕劻保举升为外务部左侍郎，并準备派任驻法公使。不料，辛亥革命发生，曹汝霖未能成行，也打断了他仕途的升迁之路。　　

参与中日“二十一条”谈判

1912年中国改朝换代，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最初，亲日色彩浓厚的曹汝霖并没有因与袁的亲密关系而获得重用。然而，随着中日关系在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日渐佔据重要地位，1913年8月，袁起用曹汝霖担任外交次长。重返外交舞台的曹汝霖，自此后成为袁处理对日关系的中坚和关键人物。

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一战之机，向中国提出了臭名昭着的“二十一条”要求。而且，日本呈递“二十一条 ”的稿纸，竟赤裸裸地印有无畏战舰和机关枪的水印图案！面对日本的威胁和压力，袁世凯自知无力拒绝，但又不愿轻易使日本的侵略阴谋得逞，于是製定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办法。根据日方的要求，中日双方各有三人组成代表团进行秘密谈判。中方人员是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

谈判从2月2日开始，直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历时84天，前后会晤达40多次。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记述说：“此次会议，我与陆子兴(陆征祥别号)总长，殚精竭力，谋定后动，总统又随时指示，余每晨入府报告，七时到府，总统已在公事厅等着同进早餐，报告昨日会议情形，讨论下次应付方针，有时议毕又入府请示。”在谈判处于僵持状态时，熟悉日本政情的曹汝霖还向袁世凯进言，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活动，开启僵局。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谈判，袁世凯是决策者，曹汝霖为出谋策划者，这也是后来民众为何将矛头对準曹汝霖的根源。

5月7日，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月9日最后答复。最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代表签署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条约”。有趣的是，条约签署后，福建巡阅使许世英、长江巡阅使张勛通电全国，要求将曹汝霖“明正典刑”，以谢国人。一时曹汝霖成为千夫所指、皆曰可杀的卖国贼。

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为交通总长，成为袁世凯众叛亲离时最为倚重的几个人物之一。袁世凯死后，曹汝霖呈请辞职，6月30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将曹汝霖解职。

五四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

1919年4月，操纵巴黎和会的英、美、法等列强，完全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将中国山东权益交给日本的条款写入《对德和约》。讯息传入国内，群情激愤。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他们沿途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废止二十一条”等口号，一致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等。学生们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去“请愿”，但受到阻拦，越加激愤，转而前往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结果，正在曹宅的章宗祥遭学生痛殴，没有找到曹汝霖的学生放火烧了赵家楼。

“五四运动”中，学生们为何将曹汝霖视为“头号卖国贼”？这是有原委的。

曹汝霖主持签订“二十一条”，种下了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苦果。袁世凯死后，曹虽已不在外交界任职，但他成为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政府的座上宾。那时的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华政策，从以往军事恫吓为主改为经济扩张为主，以贷款为手段来达到对中国多方面的控製。段祺瑞为了稳定统治和统一全国，与日本一拍即合，大肆向日本借款。曹汝霖主张：“我们应该将中国关于农工商矿有价值的开列出来，同日本商量，……一方面日本帮助中国，一方面日本亦获得利益，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以达到中日亲善之目的。”

1916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裁，开始操办为段祺瑞政府向日借款一事(即“西原借款”)。自1917 年1月到1918年10月，曹汝霖共经手十笔借款，总计达1.44亿日元之多。曹汝霖炙手可热，在政界重新崛起，1917 年7月，曹汝霖出任交通总长，1918年3月更以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1919年“五四运动”时正任职交通总长兼币製总裁。日本则通过系列借款，进一步控製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内政外交，种下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又一恶果。

“五四运动”中，爱国学生们将矛头对準曹汝霖，火烧赵家楼，是曹汝霖“一味媚日，出卖国权”的下场。6月10 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职务。曹汝霖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受人唾弃，自此从官场中消失。

官场消失

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不再与闻政治。1927年初，奉系军阀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曹汝霖短暂返回北京出任财政讨论会会长，并接任中法银行总裁一职。但曹的名声已一片狼藉，那时其子在南开上学，“课堂裏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曾召曹汝霖庐山谈话。抗战爆发后，留在华北的曹汝霖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先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新民印书馆理事长等职务。1945 年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随后被释放。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前往台湾省，后在日本生活，1957 年到美国，1966年8月4日在底特律病逝，终年90岁。

大事年表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孙中山共和革命。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被调入外务部。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1904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1年春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1913年8月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

1917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沖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转入实业界，仍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天河煤矿公司总经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1927年任张作霖军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

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新民印刷公司董事长。

1949年去台湾省，1950年赴日本。

1957年迁居美国。

1966年8月4日逝世于美国底特律，终年89岁。

人物宅邸

赵家楼　

北京赵家楼的历史该不算太悠久，但却极有知名度，因为当年震惊中外的“五四”、“火烧赵家楼”即发生于此。赵家楼是老北京的一条胡同。楼为何冠以“赵家”，至今仍是一个谜。清光绪十一年朱一新撰《京师坊巷志稿》，于当时北京坊巷考注甚详，也许是赵家楼在当时不甚有名气，朱一新对赵家楼主人未加注解。岁月流逝，至今更加湮没无考了。赵家楼是条小胡同，位于北京长安街东端之北，据考原为前后曲折U字形走向，总长不超过三百米，后被一分为二，前边称前赵家楼胡同，后边则称为后赵家楼胡同。“五四”一把火，曹汝霖宅邸的东院基本焚毁。上世纪50年代后曹氏旧宅被拆除，于原址建起新楼，成为某单位招待所。后来又改为赵家楼饭店，门牌是“东城区赵家楼1号”。

曹汝霖府邸赵家楼

赵家楼何时成为曹汝霖的宅邸，迄今未见到準确资料。从回忆资料来看，曹宅当时分东、西两院，西院为中式房屋，东院则为西式平房。我所见过曹氏差人的回忆是1918年9月至曹公馆当差，可见成为曹宅起码是1918年。其实，曹汝霖不仅在赵家楼有公馆，他还有两房姨太太，分别在锡拉胡同和西观音寺有宅寓。大太太带着几位子女，包括1918年冬曹氏父母从原籍上海亦迁来，均住赵家楼。

曹汝霖与陆宗舆、章宗祥都原籍浙江，又同去日本留学，1904年一同归国参加“经济特科”，被清廷授主事职衔。曹汝霖任职商部商务司，后调外交部。北洋时期当了大官，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大借款，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最令曹汝霖生气的是，火烧曹宅说蜂起，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採用此二说。当然目的是保护学生免遭当局迫害（学生激于义愤，首先点火者即当年北京高等数学科四年级学生匡互生，后随毛泽东在湖南从事驱张运动，1933年病逝）。6月10日总统徐世昌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看到报纸后，大为生气，马上找徐质问。始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当时报章说曹辞去交通银行经理职务，实际依然保留）。但他经“五·四”风波，受刺激很深，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他先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东单三条同仁医院，仍觉得不保险，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曹又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他每以宋人戴石屏《述怀诗》表述自己今后的志向，其诗云：“人生安分即逍遥，莫问明时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水静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榭功名有遗恨，争做刘阮醉陶陶。”看来，曹汝霖是将安分守己视为座右铭的。尽管如此，曹汝霖的心情一直郁郁寡欢。因为他尽管在租界当寓公，深居简出，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和原谅他。他的儿子在天津南开读书，却没有一个同学肯与他同坐，这位曹公子只好隔坐独桌。课间、放学，也没有一个同学理睬他。这种情况，曹汝霖不会不知道，其内心痛苦之状可想而知。

在赵家楼修葺后，曹汝霖及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东院有戏楼，甚为宏伟，后门则在箭厂胡同7号。11月，曹为父亲办“彩觞”堂会，大宴宾朋。直系上台后，因曹在北洋集团中属交通系，与皖系亲密，故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家人改从箭厂胡同后出入。1937年始将此处宅寓卖掉。

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实际上，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此人在学生痛打章宗祥时以身体护住，才使章侥幸活命）、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当时院中还有荷枪实弹的警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沖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僕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个人评价

抗战军兴，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发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决不在自己被国人唾弃的历史上再加上卖国罪孽。据说，日寇佔领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但曹氏始终不为所动。后来，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给他挂上“最高顾问”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把曹挂上一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从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北平沦陷前后，日本人特别注意拉拢北洋时期的高官显宦，如段祺瑞、吴佩孚、袁世凯之子袁克定、靳云鹏等，但这些人都拒绝了。特别是吴佩孚，还因此被日本特务毒死。靳云鹏的例子与曹汝霖相似，靳是北洋时期国务总理，日寇多次拉拢，靳不为所动。后来，华北伪政权也给他挂上了“顾问”空衔，但靳也从不到职。据说，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非常气愤，曾指斥曹:“为什麽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麽打算？”曹汝霖怕于己不利，才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等职，但并无实权。

曹汝霖

在日伪时期，曹也利用与日本人的关系，办过一些对老百姓有利的事情。如前文提到曹在天津读书的小儿子曹朴（字君实），后去日本留学，归国后曾任张学良的副官。“九·一八”后随张学良至北平，后任天津市警察分局局长。“七·七”后，日寇袭津，在新车站用机枪扫射难民，曹朴转请父亲阻止日寇暴行，曹即出面给日军打电话说：“新车站住的都是难民，不是军人，并无敌对行动，为何要开枪射击这些无辜的老百姓？”日寇这才停止扫射，后由曹朴联系商会，在河北公园设收容所、粥厂，将难民陆续送走。以今天的审查眼光来看，曹汝霖在沦陷期间，或多或少尽量减少日伪对老百姓的残害，这恐怕也是应该是予以肯定的。

五四运动后的曹汝霖

五四运动前，曹汝霖曾集交通总长、财政总长、交通银行总理等数职于一身，是北洋政府权重一时的政客。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由于部分列强与日本事前签署了密约，协约国公然将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当时，交通总长曹汝霖因负责把部分权益让予日本，与货币局总裁陆宗舆及驻日公使章宗祥并称为“三大卖国贼”。五四运动中一句着名口号即是“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当天，学生游行到赵家楼曹宅，曹汝霖躲了起来。学生误把当时在曹宅的章宗祥当成曹汝霖，痛打章氏一顿，并放火烧了曹宅，此即火烧赵家楼事件。后来，一些学生被抓，事件演变成大规模的罢课、罢工及罢市。6月10日，曹、陆、章三人被免职。

“五四”过后，曹汝霖先在医院躲了几天，后搬到北海团城(当时由京绥铁路局看管)暂住。曹在这裏足不出户，每天以写字打发时光，还改了个名字叫“觉厂”，有点闭门思过的意思。

五四运动时，曹汝霖不过42岁。此后他没再任过要职，似乎也没有东山再起的企图，而是热衷于慈善活动。每年冬天，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每次由家裏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便僱他的车，拉到僻静的小胡同，叫车停下来，施舍给车夫一套，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据说这个办法可以避免棉衣被人冒领。曹家还经常向人施舍棺木。

上世纪20年代，由曹汝霖发起，共有20多人出资，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取名中央医院。医院落成并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尚余20万元，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中央医院属于慈善性质，用这20万元支撑医院的开支，穷人来看病，一概不收医疗费。后来新亨银行倒闭，医院所剩的几万元，改存汇业银行。汇业银行歇业后，又改存中南银行。曹汝霖一直担任中央医院的院长、名誉院长等职，经费方面都由他筹措，冬季用煤也由他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但曹汝霖不从医院拿任何薪资，只有他到医院时，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这就是他从医院得到的全部报酬。

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达十余年，日军侵佔华北后，曾想强佔这家医院。曹去找日军交涉说:“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而且是慈善性质。”日军方罢手。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一些名医如锺惠澜、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医院的妇产科，也在此时建立，由林巧稚大夫主持。抗战胜利后，曹汝霖辞去院长，请锺惠澜继任，他对锺说:“我本是个外行，维持了十几年，虽然没有成绩，但幸而没有大过。日本人在这裏，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现在日本人走了，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医院由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人民医院。

抗战爆发后，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不在日伪政权任职。据说日军在筹组华北伪政权时，一度曾把曹汝霖看做理想人选，但曹始终不为所动。后来，王克敏曾给他挂上“最高顾问”的虚衔，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委员长”时，又给曹挂了个“咨询委员”的空衔，但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也未参与汉奸卖国活动。敌伪组织还曾打算让曹汝霖出任粮食局伪职，他多少吸取了以前的一些教训，曾说:“日本人吃粮食不受限製，单管中国人，我怎麽管，这不是找骂吗？”当时北平的老百姓多吃杂和面，一次，曹把用杂和面蒸的窝头带到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对王克敏说:“这样的粮食怎麽能让老百姓下咽。”王克敏听后拿起窝头就咬了一口，说:“这怎麽不能吃！”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曹的不合作十分不满，曾指斥曹:“为什麽我们‘皇军’来了，你不出头帮忙，你究竟做什麽打算？”

值得一提的是，素有“亲日派”之称的曹汝霖在大义面前没有沦为汉奸，而当年的北大学生，在火烧赵家楼事件中沖在前面、放了第一把火的梅思平，抗战期间却堕落为一个大汉奸，出任过汪伪政权的组织部长、内政部长、浙江省长等要职。1939年12月15日，梅13岁的女儿梅爱文在《浙瓯日报》发表文章《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当中写道:“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我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梅思平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这篇文章虽然不过800字，却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随后，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在报上刊登啓示，与梅脱离一切关系，称其“附逆作贼，害国辱祖”。抗战胜利后，梅思平被处决。

曹汝霖晚年在忆及五四运动时说:“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