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薪留职“找错”为业
今年71岁的李延良，曾是常州飞天齿轮厂的工程师，做起事来特别严谨。上世纪70年代初，李延良在办公室里看杂誌，发现一些文章有错别字，觉得这样对读者特别不尊重，立即写信给杂誌社，指出错处并要求对方改正。杂誌社很快回了信并认错，李延良感到特别满足。从此，他看书时就格外留心，只要发现错字或语句有问题，必定写信给出版社或作者，虽然有人并不把他的信当回事，但他仍乐此不疲。1989年，李延良瞒着家人停薪留职，办起了一家“文字标準化谘询部”。“社会上的各种通告、单位里的厂规守则，只要有文字的地方就可能有错字病句出现，我把这些错误找出来后向对方收取勘误费，不仅自己赚了钱，还能净化文字，这个职业肯定有前途！”李延良对记者说，他当时对谘询部的前景非常看好。
李延良开始骑着脚踏车满常州市里钻，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厂、公司和机关，只要这些地方出现了错别字或病句，他就去找单位的领导，除了逼着他们把错误改过来，还要向对方收取校对费。结果却是，领导们顶多请他吃顿饭，要不就爱理不理，一分都不肯给。因此，李延良的谘询部搞了3年，勘误收入几乎为零，他的日常生活基本靠借钱来维持。
单骑万里“纯洁文字”
李延良说，为了自己的“找茬”事业，这些年来他费尽了心思，不仅搞过四次“文字质量万里行”，还打过三次官司。
1991年4月，李延良做了个4米长的横幅，上面贴满了一些书籍杂誌出现的错别字和病句，他身挂写有“纯洁文字”的绶带，独自一人骑着脚踏车从常州向北京进发。他想告诉更多的人，错别字危害很大，绝不能听之任之。李延良说，他到北京后，受到了国家语委有关领导的接见，这也坚定了他继续“找茬”的决心。
第二年，李延良骑脚踏车去了深圳，这次他给自己的俣??矫???ldquo;文字质量万里行”。1993年，李延良带着他的儿子，骑车北上，进行第三次“全国文字质量万里行”。两人的红绶带上写着“愚公父子移错字山”。
李延良说，1999年的第四次“万里行”，印象最深，因为那次他结识了武侠小说家金庸，双方通了电话，交谈甚欢。
“文字质量万里行”让李延良的名气大了起来，他获得“中华第一字痴”的雅号。同时，他找起茬来也越来越较真，1996年与上海《咬文嚼字》杂誌打了一场官司后，他竟找上了着名学者季羡林。
1999年，他看了《季羡林自传》和《牛棚杂记》后，发现两本书竟有300多处错误，他立即写信告知季羡林，没想到对方不仅没认错，还在一篇文章中称李延良“食今不化”。李延良二话不说，将季羡林告上法庭，最后的结果却是以他败诉告终。
李延良说，他先后给钱钟书、余秋雨、张抗抗、梁晓声等去信指出他们出版物中的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余秋雨还专门回信，将他与古代“一字师”相提并论。
“勘误”无费状告金庸
李延良认为，他将金庸告上法庭，是因为爱之深、恨之切，越是大牌作家，其出版物里的错别字就对社会的影响越坏。
1998年李延良开始对金庸的小说入迷。边看书边校对，很快就在《射鵰英雄传》里找到了他觉得有问题的字、句200余处，并一一记录在册。第四次“万里行”时，李延良带着“勘误册”专程到了杭州，想当面交给时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的金庸。
李延良对记者说，当时他没有见到金庸，但双方在电话里进行了交流，金庸除了对他表示感谢外，还请他留下“勘误册”。“我当时没有明确说要勘误费，但是他拿去了我的劳动成果，付费是应该的！”李延良的口气里有些不满。
1999年底，李延良购买了一套新出版的《金庸作品全集》，发现在这套1000万字的全集中，差错有1200处，差错率达到万分之一点二，大大超过国家图书出版有关“差错率小于万分之零点七五才能合格”的标準。李延良为此致信金庸，并寄去新版“勘误册”。李延良说，金庸后来给他回了信，但除了感谢之外，既没提出付酬，也没有聘他去做校对。
2004年，广州出版社出版了第三版金庸作品集，李延良发现错误依然很多。看到自己6年的努力没有成绩，李延良一怒之下将金庸告到了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延良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请他校对26种中外文学名着给了2万元审读费，江苏教育出版社请他校对国中课本后也付了2000元钱，他为了校对金庸全集，花了上千元钱买书，当然要向金庸索取报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