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在19世纪时，欧洲各国兴起民族主义，提倡拥有共同文化、语言及历史的民族建立属于他们的国家，于是多个民族发动了独立运动，成功摆脱外族的管治，建立统一及独立的民主国家。例子有比利时脱离荷兰的统治，在1831年取得独立；普鲁士(德意志邦国)先后打败丹麦、奥地利帝国及法国于1871年建立统一的国家。而德意志由于长期四分五裂，而且遭遇了多次外族入侵，三十年战争后，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德意志民族分裂，在这片土地上先后有数位民族思想家，其中赫尔德最为着名。
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为了增进本民族的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尝试加强自己在欧洲及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令这种拥护自己民族的情绪变质，成为一种危险的爱国主义。而现在还有很多民族存在这种主义，而且由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沖突，使得极端民族主义在新世纪有了更新的表现。
解释
何谓“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的认同，对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对于自己的定位起着很大的作用。民族主义分为两种。一种为积极的，一种为极端的。积极的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尊严受到无视以至践踏的时候，去捍卫它。
极端民族主义：只为本民族服务。歧视别的民族。用暴力手段残害屠杀其它民族的人民。剥夺其它民族人民的生存权。肆意掠夺资源。
关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一词似乎在网际网路上的口碑越来越不佳了，以致很多人一提起民族主义立即就想到“愤青”、“反日反美”一类的东西。民族主义在印象中一直以来都是个中性的词，怎麽会产生狭隘的联想呢？
人类因为生存的需要，形成社会，借助群体的力量方便获取生活资源和获得保护。人们对所生活的族群所提供的舒适、宁静、丰富、优越与安全感产生依恋和荣耀的情感。为了使生产和生活利益得到保障，人们自发地维护这个族群的完整性。这就是最朴素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应当是自发的，源于基本的利益观和良知，它仿佛溶化在人们的血液中，无法根本清除。由于几乎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潜能，统治者很敏感地察觉到这是一股强劲的力量，不能降服之就可能被之降服，所以长期以来，民族主义都被统治者所小心驾驭，统治者千方百计地将自己演绎成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符号。民族主义洪流就象漩涡，而统治者则总是企图扮演漩涡的中心。在后极权时代，由于信息的垄断，民族主义情绪比以往更易于控製，统治者通过垄断的传媒、教育，对民众的情绪进行操控。在这个“计画思维”的时代，人们的一颦一笑、一喜一怒都被人算计、被人设计，表面上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实质上早落在那些人预先设定的模範当中了。
人类是群生动物，族群利益往往就是生存利益。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确实是起过积极的作用，人们义无反顾地投入反抗异族入侵的战斗，谱写人类历史上一页页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民族主义使人们产生向心力，激发创造热情，日本人的维新就是挟民族主义（天皇是民族信仰的核心符号）之威的迅速崛起。但泯灭人性的、失控的民族主义是恐怖的，日本也是一个例子。
民族主义具有先天性的排外特征，有人说民族主义的危险正在于此。其实每个人都具有排外性，利益独佔是生命的本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每个人都危险。为什麽人们能够相互竞争但又能和睦相处呢？就是人们能够调伏其攻击性，在利己之余不害他。民族主义也一样，民族主义具有内凝力也有外张力，理智的民族应当利用其内凝力以利己，节製其外张力以防害他。
为了区分纯朴的、中性的民族主义，人们又派生两个词：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是自发性的、应激性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而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则是将并不存在或不显着的压力放大，悬在头上，人为地造成一种压迫感，以刺激那种潜能。这是一种病态，医学上叫做迫害妄想症，极端民族主义更象癔病。
特点和暴力
在现代社会裏，政治家们哪怕是那些从骨子裏鄙视大众的最极端的精英主义者，都喜欢强调“人民”、打着“人民”的旗帜行事，因为以“人民”的名义似乎就佔据了道德优越感和政治製高点。通过强调热爱国家（以及隐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的政治家）、热爱民族，政治家往往可以动员大批民众。在各种高举“人民”旗号的意识形态当中，极端民族主义最常用的是民粹主义，而民粹主义又与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有着血缘关系，至少在俄国和中国是如此。作为多数暴政的理论基础，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民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政治运动和政治製度合法性的最终理由；它排斥代议製民主政治製度，蔑视程式正义原则，是一种对宪政秩序及其性质的根本误解。在民粹主义者眼中，与其说人民是伟大的，还不如说人民被当作群氓来利用。民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主张，任何个人的存在都要服从集体或群体，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随时可以而且应该牺牲个体的利益。民粹主义强调大众对社会政治事务的直接参与，鼓吹街头运动，却排斥程式民主和法治，因此它无法导致政治进步。当民粹主义的民众运动与极端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时，很可能引导社会走向动乱。
在中国，民众用自发的游行示威来表达和直接参与对外关系的处理，表面上看是外交事务参与的大众化，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局面。因为，民众们在政治参与的基本层面──国内政治的参与方面──事实上被剥夺了宪法赋予的权利，公安部门原则上不会批準学生自发组织的任何形式的示威游行，只有举着民族主义旗号反对外国的示威游行才偶然有机会上街成行。在涉外示威游行活动中，很可能有人会趁机渲泄情绪、做出过当行动，而这样的情绪渲泄本身可能包含着很复杂的动机，包括不满意缺乏基本公权等因素。
在民主社会，只要法律许可而公民承诺并不危害社会或其它人的利益且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公民就能享受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在中国，宪法赋予的自由和权利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经批準就不能得到的，何况行政批準程式本身的目的就是阻止宪法的实施。中国的民粹主义式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以民族的名义，捍卫着这个剥夺自由的系统。也正因为如此，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动才被容许。可是，由于被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示威游行活动中，人们情绪的渲泄可能指向当局不愿意触及的话题，所以这类示威游行活动也经常被劝止。
危害
其害有四
政治学者萧公秦对这种民族主义的态度是要加以反对。他分析说，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是激发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从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者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沖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以后，海外新左派电子杂志<中国与世界>，甚至把1963年陈伯达主持撰写的“反修”文章《六评》祭出来，反对当今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製，反过来又会激起大洋彼岸另一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态度的反弹，并使该方中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前苏联国家就出现过这样一种趋势。当然，这种情况目前还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思潮
作为一个有着长期半殖民地经历的小农国家，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严重滞后，长期处于国际社会的边缘地位。外国势力的长期压迫、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情绪、抗拒全球化的封闭心态和某些势力的鼓惑与煽动，培育了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肥沃土壤。全球化时代下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当代中国的长期存在和恶劣影响，最终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一、从被压迫民族的排外情绪到极端民族主义
中国长期以来自认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上国人夜郎自大，自以为“华夏”乃世界之中心，汉民族甚至将周边的其他民族蔑称为“蛮”和“夷”。沿袭这一观念，当西方国家的商人和传教士到中国来时，国人也自然而然地以“夷”称之。中国的历代王朝都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华中心论”，常常按照不平等的等级观念居高临下地对待其他国家，朝贡製度即为一例。从此种意义上说，当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文化上部分地源于古代儒家等级文化。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优越论”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光和思维，正如费正清所指出的：“根本缺点是思想和体製方面的，也就是说对外国的现实一贯无知，并且存心不去考虑现实。”夜郎自大和盲目排拒其他文化不可能导致国家强盛，何况人类历史上也没有哪个国家是永远的强国。
近代中国从虎门销烟起，历经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抗日战争等战争和旅顺、南京等大屠杀，早已失去了往昔的东亚之尊。近代中国的历史乃是一部民族的屈辱史和抗争史。现代化进程的挫折感，长达百年的民族失落感，是奉行基督教救赎理想主义的西方人所不能感同身受的；而“满耳是大众的嗟伤，一年年国土的沦丧”，这种“四万万同胞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怨恨之情，深深地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
二、民族主义的分野与当代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发展
民族主义不是一套完善的意识形态，作为思考世界的一种方法，它强调民族在解释历史发展和分析当代政治中的重要性，并宣称“民族特征”是人类划分的主导性因素，它在本质上要求每个民族组成一个主权国家[2].人类历史上有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从其基本理念来划分，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也可称为立宪民族主义），也有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即极权民族主义）；从民族主义对社会变革的主张来看，有温和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极端主义的民族主义。本文所要重点分析的是后者，即极端民族主义和它的恶性发展极权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乃源自对世界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厌恶。“民族主义情绪在这裏是指在政治上特别强调用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和不顾其他价值观念，如戒绝杀戮，遵守国际法以及通过双边或多边条约维持国际合作，以此寻求本民族的利益。这种特别的民族主义同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如同自私自利与个人主义的关系。自私自利的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不会顾及别人的利益，而个人主义的信念是，只有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别人自由地追求他们的利益才是合理的。[3]”良性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形式上有相象之处，它们都以爱国的名义影响民众，民众往往很难识别极端民族主义的真正政治面目。
在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真正在全国发生影响，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始自世纪之交，是伴随着网际网路的普及而活跃起来的。由于新的信息技术的互动性特征及其低廉快捷的性能，鼓励了民众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也为民众的社会参与提供了技术手段。正是网际网路使民众得以通过网路很方便地找到自己思想上的同道，极端民族主义的支持者们就是这样聚合起来的。这些志同道合者散处各地，虽然理论修养参差不齐，政治经验各异，但很容易通过网际网路沟通联络、讨论时事、发起动议、进行游说。
评价
极端的民族主义是狭隘的。这样的态度固不可取，但若将其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混淆，以偏概全，便太肤浅了。
在西藏事件上，西方众多媒体对于中国的抹黑，大家有目共睹。某些“藏独”分子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手段，造成死伤。对此西方媒体一笔带过，或是根本没有报道。这岂不是在默默支持那些製造骚乱的极端“藏独”分子\的暴行？当暴力分子为寻求“自由”而展开暴力行动，便是自由战士。当民众自发提出抗议，一些西方媒体记者却又跳出来，称其为偏激的民族主义，要求其克製，这是否昧于成见，而对中国作出不实、不公正的指责？
不错，一些网民言语激烈，但既使情绪化，其基本立场依旧明确有理。更何况，有过激行为的人属于少数。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的公愤，大多诉诸于口诛笔伐以及和平的抗议示威，而且这也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对中国抹黑激发出来的后果。
西方媒体的舆论犯了两个错。第一，对民族主义有着模糊不清甚至错误的理解，往往过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极端性。第二，把这次民众抗议偏差报道与不公平舆论的义愤行为，概括地贴上“偏激的民族主义”标签，对其冷嘲热讽。如果西方媒体和政界人物，能够冷静地聆听和细思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侨愤慨的原因，这对现在的情势会更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