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人

​由来

广义上的楚人泛指楚国统治下所有地区的人，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重庆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和河南南部。比如项羽是浙江绍兴人，刘邦是江苏沛县人，但都是楚人。狭义上的楚人指楚国的发源地，今天的湖北湖南的人。

楚人（族）的起源地及其迁徙路线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楚史研究者的艰难研究课题。楚，又名荆。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对楚王世系等有所记载，但语焉不详。楚人起源于何地长期困扰研究者，历来有“中原说”（即楚人从中原河南地区南下）、“东方说”（来源于东夷及江汉平原以东区域）、“西方说”（来源于我国西北乃至西亚地区）、“土着说”（源自江汉平原）等观点。

学者表示，现在距离楚人起源地这一悬案的解决，尚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也源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在上古史研究中类似情况并不罕见。

“楚人起源问题可能不是短时间内可以解决的。在研究过程中，学者实际已将各种材料综合起来加以考虑，但终因材料有限，无法形成定论。”

风俗习惯

苞茅缩酒

“苞茅缩酒”是楚人最为重要的祭祀仪式，甚至可以成为引发战争的理由。《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纠合诸侯借伐蔡为名，南下攻楚。楚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齐国的相国管仲在答复楚使时说：“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问罪的理由之一就是楚人不向周天子贡奉苞茅，周天子不能缩酒。《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也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看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苞茅缩酒”的遗风今在湖北端公舞中有所表现。

端公舞

端公舞是储存在襄樊南漳、保康、谷城一带的巫教祭祀舞蹈，这种巫舞就是从古代楚国流传下来的。在湖北襄阳和湘鄂西的苗寨也有变异的缩酒遗俗存在。 

龙舟会

楚地湖北、湖南端午节时盛行用竹木纸布等材料扎製龙舟，湖南《衡山县志》载：“端午前后，或道或巫为纸船，若龙舟状，首尾系锣一鼓一，至人门首击且唱，谓之收瘟，妇女竞以米投之。”至今在湖北农村，端午节时用竹纸扎的龙舟作“龙舟会”仍是非常普遍的习俗。“龙舟会”一为求雨，二为驱疫消灾，由道士主祭，村民有求财、求子、求消灾除病者，纷纷上香稟祝，并将各人製作的纸衣、纸鞋及纸人献入舟内，金鼓箫板、旗帜引导，小伙子抬着龙舟在村内绕行一周，数日后，将龙舟等送到河边焚烧以驱疫。迎紫姑的习俗从古至今一直在荆楚等地传承、流变，迎紫姑又称扶乩、扶箕、扶鸾、请仙等。 

“厕神”紫姑

紫姑是厕神。中国最古老的民俗志《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南朝荆楚之地有在正月十五夜迎紫姑的习俗。引刘敬叔(约公元390－公元470)的《异苑》来解释这项习俗：“姑本人家妾，为大妇所妒，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迎之。咒云：‘子胥(云是其婿)不在，曹夫人(云是其姑)已行，小姑可出。’于厕边或猪栏边迎之，捉之觉重，是神来也”。说的是紫姑本来是一户人家的小老婆，因被大老婆嫉妒，于正月十五日气愤致死，所以人们(在正月十五日)做成紫姑的形象来迎接她。祝告说：“子胥(说是紫姑的丈夫)不在家，曹夫人(说是大妇曹氏)已回娘家了，紫姑你可以出来。”在洗手间或猪圈边迎接，如果手中紫姑的形象重些了，那就是厕神来了。相传洗手间和猪圈裏必须安静，才能招致紫姑。 

饮食文化

主食方面，楚人以稻食为主，副食方面，楚人以畜牧、捕猎和採集品为主，以园圃种植物为辅，其中以鱼羹和包裹烤熟的螺蛤为日常主要副食和菜餚。以稻米为主食，在我国南方约有7000年以上历史，而稻对于中原居民来讲，不是常食之物，它虽被列入五谷，但排列次序却为：黍、稷、麦、菽、稻。除了稻米，楚人也种植其他旱地作物，北方有的粮食品种，楚国也都有，不过在食用次序上，以稻米为首位。楚人的基本副食除鱼之外以肉类和蔬菜为主，这两大类副食品是从畜牧、捕猎、园圃种植和採集等方式获得的。在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铜鼎裏，就有牛、羊、猪、鸡等的遗骸，在一件长方形的竹筒裏也有许多鸡的大腿骨。”除天子、诸侯祭牲取自官牧外，卿、大夫、士的祭牲皆为家畜之物。庶人祭祀以及饮食虽不用牲肉，但也普遍养有家畜和家禽。楚国官牧畜养的主要是马、牛、猪等大、中型牲畜。楚国也是先秦时期最早池塘养鱼的几个方国之一。除池塘养鱼，稻田养鱼的方式也是存在的。但是，对于以鱼类为日常主要珍馐的楚人来讲，人工养鱼与捕捞野生鱼类相比，只是一种补充方式，楚人主要是以后一方式来满足食鱼的需要的。再来讲蔬菜和水果，有王瓜，也就是土瓜,调味料有生姜、小茴香，蔬菜有芋、葵（冬葵、冬苋菜）、芥、菘（白菜）等。楚人水果品种较蔬菜更多。《吕氏春秋·本味》记楚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还有板傈、柑橘、棘（野生酸枣）、樱桃、梅、砂梨、柿。捕猎和採集也是楚人谋取食物的两个重要方式。常食的鱼类有：大龟、鲤、鲫等。所食禽类有鸹、鸿（大雁）、凫、鹑、鹜等。楚人食用的许多动物都是北方人一般吃不到的稀有美味。楚人捕获的禽兽及鱼类，一部分用于尝鲜，一部分则製成乾肉（或腊肉），乾鱼以备不时之需。楚人採集的天然植物副食品种类也相当多，有苦菜、菱角、云梦之芹（楚葵）、还有桂、菌，这是属于调味料。

酒文化

楚人向周天子进贡，祭祀神灵都使用香茅酒。楚人有两种饮酒方法，“冻饮”和“酎清凉”，“冻饮”是将冰块置于酒壶外使之成为冻酒，“酎清凉”则是将酒壶浸入冷水中使之成为凉酒。这都是楚人在夏季的饮酒方法。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两件冰（温）酒器，这种器物是由两种容器组合而成，裏面的方壶形容器是盛酒的，每个方壶中均有一把铜勺，外面的方鑒形器在夏季裏用来盛冰或凉水，在冬季则用来盛热水。楚人的建筑样式和居住习俗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楚国都城的建製和布局同北方一样基本上採用大城套小城的双城製。楚都纪南城（图1，楚都纪南城故址）呈长方形，城垣周长15560米。城内东南部为宫殿区，存有台基84座，并发现城垣土墙遗迹和护城河古河道。宫殿区北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再往北即城的东北部则为商业区。楚王宫的正门之一名为“茅门”，通过茅门后便是楚王治朝的朝堂。王宫内既有空间宏大的“高堂”又有曲折相连的“曲屋”，既有进深幽远的“邃宇”，也有小巧精致的“南房”，这些由大小、高低、长短、层楼、结构、繁简不一的宫廷建筑组合在一起，这样便形成了一个气势磅礴、宏伟壮观、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最能反映出楚人的建筑特点和工艺水準的，还不是都城内的宫殿建筑，而是游苑区的行宫和高台建筑。历代楚王建有大量有行宫供他们游乐，楚成王建有：“渚宫”，是建在郢都南面的水中州土上的一座行宫。楚灵王时建的章华台是楚国层台建筑中的杰出代表其他的想要详细知道可参考《楚国风俗志》一书

楚文化

因楚人、楚国而得名，是形成于周代的一种地域文化。她初成于江汉地区的苗蛮之地，是糅合了东方文化之末流和荆蛮文化之余绪的一种低等文化，特色不着，水準不高。但随着楚国势力的不断强大，武攻为文治开拓了天地，文治为武攻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楚灭陈之后，楚国势力牢牢地控製了陈地及周围地区，楚文化随之北上中原，与这裏的东夷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交流汇融，进而形成华夏文化的主干、两汉文化的母本。

（一）三年不蜚时不至，一鸣惊人震乾坤楚庄王曾向世人宣誓：“三年不蜚，蜚将沖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⑧。表现了楚人的民族精魂。楚人，原为华夏部落首领祝融之后裔，祝融为黄帝后裔，后辗转迁徙至江汉地区，与当地的“三苗”土着人杂处繁衍，进而扩张崛起。按其易国都之先后，称为荆楚、陈楚、吴楚；按其所处方位，则分为南楚、东楚、西楚等。《史记·楚世家》云：“楚人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屈原《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至周成王时，鬻熊之重孙熊绎受封于楚蛮之地，“楚”这个正式的国名兼族名开始载于史册，熊绎被认为是“楚”之建国的始祖。熊绎五传至熊渠，熊渠以胆气和勇猛着称，在江汉之间深得人心，趁着周夷王时期中原动乱之机，扫蕩周围蛮夷，扩大楚国疆土，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及中原文化的序幕。《史记·楚世家》记：“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謚’”。正是由于楚人长期处于非夷非夏、亦夷亦夏的特殊地位，才使楚人的民族偏见比较淡薄，容易与其它民族和睦相处。如诸夏在战争中经常俘掠敌方的人口为奴隶，尤其热衷于俘掠戎狄人为奴隶。可是，楚人对俘掠奴隶却没有兴趣。对被灭之国，楚人一向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既使对于蛮夷之族，也是相当的宽容。因此，楚人的民族思想最有助于民族的团结，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统一。所有这些民族特征，后来的楚人刘邦都给以很好的继承和发扬，这就是大汉王朝得以迅速发展，并成为文明昌盛的泱泱大国的根本原因。其次，楚人有着百折不回、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楚人初居于苗蛮之地，方不过百裏，周围各国佔尽了良田沃土，楚人只能被蜷缩在山地与平原的夹角当中艰难维生。《左传》载楚灵王右尹子革的话说：“昔我先王熊绎，闢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正是这种筚路蓝缕的苦志精神，成就了楚人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晋书》载：“冒以筚路蓝缕，用张楚国”。这种筚路蓝缕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融入了楚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楚人自强不息、问鼎中原的强大动力。楚庄王“三年不蜚，蜚将沖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民族自信；卞和不惜两次刖足献玉的执着精神；屈原“忠而斥弃，愁满山泽，魂魄放失，厥命将落”⑨的爱国主义情操；刘邦“愿分父羹”的江山意识，都表明了楚人执着进取的民族魂魄。楚顷襄王21年（公元前278年）春，在秦、楚的最后决战中，秦将白起率领最强悍的兵力攻陷楚都“郢”城。他万万没有想到，所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在这场恶战中，楚人有逃亡的和战死的，却没有一个投敌献媚的，其中两个被俘的士兵，宁可咬断舌根和投火自焚，也不肯泄露楚锺鼎、鬲樽的埋藏地点。因此，楚人留下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不朽精神。直至最后，楚被秦亡，楚人仍顽强地发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⑩的悲壮誓言。果不食言，十六年后的楚人刘邦兑现了先人遗言，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秦家王朝，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大汉帝国，完成了问鼎中原、独霸天下的宏伟夙愿。 

（二）筚路蓝缕民族魂，风情迷人传千古《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说：“古者，百裏而异习，千裏而殊俗”。楚人介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立于东南西北之中，他们的习俗既有蛮夷之异，亦有华夏之同，具有极强的兼容性。楚人确信自己是日神的远裔、火神的嫡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风尚——尚赤，尚东，尚左。因为祝融来自日出的东方，是帝喾的火正，生为火官之长，死为火官之神。《国语·郑语》：“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帝德，光照四海，故命之‘祝融’，其功大矣！”日出东方，火播山野，是远古人征服大自然的信心和力量的源泉，是楚人自然崇拜与祖宗崇拜自然结合的原始信仰。正是由于日、火均为红色，富有激情和生命力，所以楚人尊红为贵，形成尚赤的风尚，以致有人把楚文明称之为“红色文明”。“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其治国，其国治”（11）。楚人尚火、尚红，是与其所处的恶劣环境密切相联的。因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有了火，可以烧荒开地，可以驱狼逐豹，更可以祛寒去湿、燎物成食。因此，在早期原始生态环境下，有了火，便等于有了生存下去的条件和力量；有了火，就有了“吉”和“利”，以致墨子竟将楚庄王能够成就霸业与他的“绛衣博袍”联系在一起。尚赤之风相沿不衰，直至今日我们汉人凡喜庆、旗帜、饰物、服饰，仍喜以红色，说明汉人之风即楚人之风矣。刘邦起义造反、尝试登极称帝时，亦自名为“赤帝子”，并虚构了一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耸人奇谈，以“楚子”自居，目的是借以以此号召楚人，共同推翻秦王，实现“亡秦必楚”的目的。刘邦的军队一如项羽的军队，均为“赤帜”。《史记·历书》记：刘邦立为汉王后，“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这就是沿袭了楚国的历法和楚人的习俗。另外，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南向坐为次尊。楚国公族的墓葬亦是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其中的意蕴：一是作为日神的远裔，应朝向日出的东方；二是作为火神的嫡嗣，同样应朝最初的火神所居的东方。古人所讲方位的上下，除了东、南、西、北之分，还有左、右之分。南向在东向之左，尚左之风由此而来。周朝习俗则尚南、尚右，彼此适得其反。《孔子家语·问礼篇》：“坐者南向，死者北首，皆从其初也。”说的即是周人的习尚。在楚国，职官以左右区分，左为正，右为副。其习相沿至汉，再至唐、宋、明的汉人官製，均以左为上，右为下，文左武右，男左女右，长左次右等等。由此可见，汉习即楚习矣。鸿门宴上，按《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五人中四位是楚人，只有张良是韩人，席次则按楚俗安排：项羽、项伯东向坐，最尊；亚父项籍南向坐，次尊；沛公刘邦北向坐，屈居下位；张良西向侍，叨末座。太史公记事，可谓平淡之中见精妙，廖廖几字就把楚人、楚俗交待的清清楚楚，无需加一字之褒贬，就把项羽的骄横之态和刘邦的忍辱之情，刻画的淋漓尽致。刘邦爱楚服，平时喜穿短衣，交领、右衽、直裾，这是平民、贵族均可常穿的便服。所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叔孙通见刘邦时，脱下长袍，换上短衣，以讨刘邦欢心。刘邦自幼爱楚冠，即是一种竹裏漆丽的窄长的板子。因其家境不丰，刘邦自己便经常用芦苇或竹皮製冠自戴，这就是典型的楚冠，后称之为“刘氏冠”。刘邦称帝后，把这种长板楚冠前后加以玉珠旒苏，成为皇帝的专用冠冕，谓之为“平天冠”。说明刘邦非常眷爱楚俗，同样也说明汉俗多引自楚俗。刘邦与项羽一样，喜爱楚歌、楚舞，常引亢高歌，以诉衷怀，《大风歌》、《鸿鹄歌》便是其例。《汉书·礼乐志》说：“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朝的《房中乐》，曲名虽是周代，曲调即属于南音。 

（三）南国乡音唱楚韵，黄河涛涛跃龙门“龙凤呈祥”是楚人、汉人共同的景仰，共同的心声。载负着东夷文化的楚人，仍以先人的崇奉为本，以鸟为图腾（Totem：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在楚人眼中，凤是日中之火鸟，是祖先祝融的英灵，因此是至善至圣的神鸟。《白虎通·五行篇》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鸾即是凤。他们喜欢以凤鸟喻人，把自己喜欢和崇拜的人名为凤鸟。如楚庄王即位后，整天寻欢作乐，不问国事，大臣伍举进谏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同‘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对曰：“三年不蜚，蜚将沖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裏，伍举以鸟喻人，庄王亦以鸟自喻。屈原在《离骚》、《九章》、《远游》等诸篇中，反复咏颂“凤鸟”、“凤凰”、“鹭鸟”，把它作为美的象征，凭它的导引而上下求索。至今，汉人仍喜欢用“凤”字命名。如丰县古称“凤城”，相传有凤凰而得名，现多以“凤”字命名，如凤鸣塔、凤城镇、凤城宾馆、凤鸣大酒店等等。楚人喜欢凤，后来才变得喜欢龙，这是楚文化扩张和兼容的典型标志。图腾形象中“龙”的原形一为蛇；二为鳄，是一个见首不见尾、首尾相照应的连体庞然大物。它是将马头、鹿角、蛇躯、鳞身、鱼尾、兽脚、鹰爪等特形集于一身的连合体。这种多种动物的集合体，正是各图腾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个新的联合集团的象征，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啓明星。许顺湛在《中原远古文化》第五章中，曾对炎、黄时代的33个主要图腾氏族进行排列，至尧、舜、禹部落联盟时，只剩下7种民族图腾，这表明在部落不断地扩张兼容中得以吞并和组合，这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闻一多在其《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是许多不同的图腾揉合成的一种综合体，因部落的兼并而产生的混合的图腾。”龙的形象定型于战国后期至秦、汉之间，这一时期正是楚国北扩、楚文化北上，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交融汇合的时期。因此，“龙”图腾的形成，象征着中华民族主体血脉的汇聚和华夏文化的奠基。从此，普天下的中国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龙的传人”。它预示着东方破晓，黄龙腾飞，中华文明的伟大时代即将来临。

图腾

图腾，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习俗信仰。人们把这种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奇特的文化现象称为图腾文化 。

我国古代传说中将凤视为神鸟，是鸟中之王。雄的叫“凤”，雌的称“凰”。《说文》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鳞后，蛇颈，鱼尾、鹳嗓、鸳思、龙文、鱼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战国时楚人歇冠子的《歇冠子》也说：“凤，鹑火之禽，太阳之精也。”描绘出了“凤”的基本特征：鸟类。高大，五彩金，能歌善舞，吉祥安宁，被奉为氏族图腾。

楚人尊凤是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文物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说，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 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啓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渊源的滥觞。从图腾崇拜在氏族製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故被楚人作为本氏族的图腾加以崇拜、尊爱便是必然的事了。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族、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便透到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綉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綉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綉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人崇凤一直沿习至今。1992年，在古城荆州的大东门处耸立起了一座气势雄伟的城徽——金凤腾飞。这座城徽的建筑结构分三层平坦台，上中两层的平台四周，护以雕刻有多种凤形纹饰的青石栏桿，佔地面积2500平方米，主体雕塑的下方基座高4米， 用红玉色的大理石砌成。主体雕塑用材为不锈钢，高达8.5米，自重3500公斤。“金凤腾飞”分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只展翅欲飞的金凤，中部是一轮朝阳，造型如同神话中的九齿风火轮，下部为长方形的基座，饰云雷纹。以凤作为荆州城城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凤乃中华民族所推崇者，“楚是尊凤的民族”，凤是楚人的图腾。

精神

2200多年前，秦朝在楚人的赤帜当中灰飞烟灭。100年前，清朝在武昌首义的枪声过后土崩瓦解。在历史舞台上，我国第一个王朝与最后一个王朝的谢幕虽各不同，但都是由湖北的楚裔为其敲响的丧锺。历史上的楚人为何如此愈挫愈勇，楚人精神为何如此源远流长？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去追根溯源，探究楚人的经历及其精神。

“筚路蓝缕，以啓山林”

据记载，楚人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在颛顼、帝喾、唐尧时代曾担任火正，负责观象授时与烧荒守燎等职事。夏商时期，祝融部落开始分化，武丁时期更是遭到殷人的打击，其中的芈姓季连一支不得已迁居豫西南的丹、淅之阳。商朝末年，芈姓的首领是鬻熊“子事文王”，但因其早卒，这个部落未能和邻居一起征商，遭到周人的疑忌。鬻熊之子熊丽率部迁于汉水南面的雎山之间躬耕，直至西周早期的熊绎时代才被封于楚，位居五等爵位的最低一级。楚国与楚人之号，因此而来。

从早期的历史脉络中，我们不难发现楚人及其先民是有着一技之长的族群，且有着沉稳与机敏的性格。但是，由于其总是依附于强邻大族，处在寄人篱下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忍辱负重，为旧主和新主殚精竭虑。《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晋人栾武子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训以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啓山林”，正是楚人早年历史的真实反映。

“筚路蓝缕，以啓山林”。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为楚人日后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可谓楚人精神之一。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从楚武王时代开始，楚文化进入茁长期。武王熊通是国之英主，在他的治理下，楚国疆域东达汉水，北与邓邻，西近彭水，南至大江。继位的文王越汉水，出方城，佔领淮、汉之间，深入中原腹地。成王时，楚国以方城为城，以汉水为池，隐然已有霸主之实。庄王灭庸国后观兵周郊，最终问鼎中原。

随着国力的增强，楚人性格当中曾经被压抑的锐气和勇力得以展现。武王与文王为了开疆拓土，双双死于征途；成王与庄王，一个与齐国争霸，一个与晋国争霸，秉承了先君遗志。出方城北上让楚人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得以争名于朝；缘淮域东下让楚人掌握了经济命脉，得以争利于市。在这一时期，楚文化正式形成。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种敛翼待时的精神为楚国的奔轶绝尘奠定了基调，可谓楚人精神之二。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

先秦时期，江汉平原的居民主要是三苗后裔。此外，在西周时期，这裏还有周人分封的一批姬姓或姻亲诸侯国、一些南迁的小国以及商代就在此扎根的方国或部落。这些居民造就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也奠定了湖北地区芊绵多姿的文化特色。

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楚人的基本方针是兼容并包，在博採众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楚文化的鼎盛期是在湖北度过的，在这裏，楚国以沮、漳流域为中心，打造出了一个“地方五千余裏”，版图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五岭，北至汝、颍、泗、沂，囊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及支流众多的淮水流域的东周第一大国，创造出了青铜冶铸技术、丝织和刺綉技术、髹漆艺术、老庄哲学、屈骚文学、美术与乐舞等光辉灿烂的文化。

“抚有蛮夷，以属诸夏”。这种兼收并蓄的精神为楚文化的精彩绝艳创立了条件，可谓楚人精神之三。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都），楚顷襄王携众退保于陈。公元前223年，王翦、蒙武挥师南下，攻破寿郢，俘获楚王负刍，楚国灭亡。

楚人在湖北的撤出，标志着楚文化鼎盛期的终结。这支在强邻环伺中力拓津梁、有着强烈自尊心的族群，在基业断送后只能远离故国，不得不忍受自己最为仇恨的秦人刨掘祖坟的奇耻大辱。此后，陈胜、吴广起义，项羽、刘邦反秦，既是楚人对秦人的强力回应，也是他们亡羊补牢后的自我救赎。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种义无反顾的精神为楚裔的知耻后勇注入了能量，可谓楚人精神之四。

以上这四种精神，始于楚之先民，纵贯800年楚史，沾溉后世无限。由于地缘因素的影响，湖北人对楚人精神的继承更是一以贯之。20世纪初期爆发的武昌首义，就是荆楚故地的人们写在我国近现代史上的精彩一笔，其间的文化内涵与楚人精神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不坠之三户遗风”的楚人

清末时期的武汉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清代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认为，全国战略大势，“以东南言之，重在武昌”。美国人魏尔·瓦尔特甚至认为，当时“汉口在全国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媲美”。武汉因“九省通衢”的便利条件而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楚文化鼎盛期的都城江陵“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风烟含越鸟，舟楫控吴人”的景况非常相似。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啓超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与主张破除专製政体的革命派大相径庭，而渴求找到“反清”突破口的士人也逐渐发现，绝大部分汉族官僚和清朝政府一样都是“非我族类”。这种复杂的心情与被孤立的处境，与楚人受封时愤懑的“闢在荆山”、“土不过同”是一致的。因此，立足于湖北的楚裔们效仿先祖“筚路蓝缕”、自力更生，也就成为了水到渠成的选择。

辛亥革命爆发前，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等是革命的重要力量。湖北共进会成立之初，把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成了“平均人权”。除此之外，湖北革命党人也在民间发起革命宣传、开创科学补习所的同时积极採取“抬营主义”策略，把湖北新军的大部分力量争取了过来。

在清末游学日本的学生中，湖北是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分析湖北的革命情势时，这些接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留学生很容易把楚人亡秦的历史与建立民主政府的愿望结合起来。正如张继煦、李书城等人创办的《湖北学生界》所说：“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呜呼！夫孰知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乎？”在他们眼中，推翻中国第一个专製王朝的是楚人，推翻中国最后一个专製王朝的也应是“不坠之三户遗风”的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使命感在这裏体现得淋漓尽致。

时至今日，辛亥革命已过百年。作为首义之城的武汉，在这个举国欢庆的日子裏，旧貌与新颜并存，理想和现实依旧。这个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承载了太多责任的古城与荆楚后裔一起，如今正在敞开着胸怀，等待着民族之魂的归来。

神像

湖南现年代最久楚人太阳神像

2011年3月28日，湖南常德太阳山天然太阳神像在此间获颁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证书，被认定为年代最久的楚人祭祀天然太阳神像。当日揭幕的“2011第二届中国·常德桃花源旅游节”上，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总经理王以卓为太阳山吉尼斯纪录授牌。常德自古属荆楚重地。据考古证实，楚人太阳神祭祀文化早在6000年前即已开始。在战国时期，太阳山就是沅湘楚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属于古楚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在太阳山附近，曾广泛流传着山上存在太阳神像之说，但由于视线限製，人们一直未能目睹其全貌。近年在开发太阳山的过程中，天然太阳神像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坐落于太阳山玄天第一峰东侧的天然太阳神像，总面积达16.8万平方米，总高213米，宽790米(其中头部高152米，宽199米)，为地质历史时期的自然风化产物，距今已有2到3亿年的历史。神像的形态恰似中国古代神话所描绘：“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汗流为雨泽”……亲眼所见者，无不叹奇。赴太阳山考察的众多知名专家认为，天然太阳神像是目前所知自然类人图像中最大的一尊，为东方太阳神的传说图腾崇拜提供了实证依据，是具有开发意义和价值的奇绝景观。

艺术文化

作为长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的楚文化，最早的发源地就是在荆江这一段。长江沖出了夔门流入武汉之前的这一段，俗称荆江。荆江的名字因为荆山而产生。荆山就是楚国的发祥地，春秋早期，楚国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侯国，它封闭在荒山野岭之中。就是今天神农架下的鄂西北这一带，叫荆山山脉。楚国800年的根基，就是从荆山开始。后人称它为"荜路蓝褛，以啓山林"。当时只有数千人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在荆山上生息繁衍。他们披着兽皮，穿着极为简陋的衣服，製作粗劣的陶器，谁会想到他们最后会创造如此灿烂的文化呢。我刚才在大厅裏，看到安放着一只安阳市政府赠送的大鼎，是复製的春秋时代的早期作品，是周朝的，这是黄河流域文化的杰作。前不久，我在湖北随州还看到了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那些精美的青铜器，远远超过黄河流域的製造技术。我不由得赞叹，伟大的楚国先民，经过几百年的奋斗，终于从一个落后卑微的部落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霸主，成为唯一能够与秦文化抗争的南方文化的代表。这是真正的"中部崛起"啊！它征服过吴越，击败过巴蜀，但杀伐并不是目的，楚人的最可贵之处就是把每一个地方的文化都保留下来，兼收并蓄，博採众长。这是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当一个知识层次比较低，而又有一种急于扩张和壮大自己的雄心时，那麽这个部落、这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存在于"网罗天下之才尽为自己用"，这种宽广的胸襟，在楚人最早的文化裏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同学们有机会到荆州楚文化博物馆去参观，便可以看到两尊精美的青铜器，一个叫"鹿角立鹤"，一个叫"虎座鸟架鼓"，前者是一只修长的立鹤，却长着一双吉祥的鹿角，后者是卧虎上站着两只鸟，形成一只园弧的鼓架。可以说，这两件青铜器是楚国艺术的代表作。楚人可以把山中之王--虎，和空中飞翔之灵--鸟，以优美的线条构图，愉悦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变形艺术，在今天看来好像很平常，可最早这样做的人，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屈原的《离骚》与《九歌》中，用了很多很多的比附，仅"香草"就说了几十种，可见当时整个南方丰富的植被给予诗人非常丰富的想象。楚文化在这样的发展与融合的过程中，变得非常的艺术和非常的贵族气，这种"贵族气"会把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优雅，非常精致。但是，在用战争来给历史定义的时代，优雅的贵族往往不堪一击。所以，楚人的鹿角立鹤无法抵挡秦国的金戈铁马，最终产生了灭国的悲剧。楚国因为发展文化而灿烂，也因为发展艺术而最终丧失了英雄的称号。所以说，当我们的生活用战争来定义的时候，成熟的楚文化没有显示出它的伟大；当我们的生活以和谐与发展来定义的时候，远古的楚文化的的优势便会明显体现。因为它不是一个战争的文化，而是一个艺术的文化，是一个把生活的快乐发挥到极致，把艺术发挥到一个灵性高度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