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龙

人物简介

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1927年2月毛泽东一家先后到达武昌，不久杨开慧又生下第三个儿子毛岸龙。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龙和两个哥哥在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住进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大同幼稚园（后来倒闭）。1931年，在大同幼稚园因痢疾抢救无效病逝,年仅4岁。(董云飞讲述)

人物经历

大同幼稚园

1927年，毛泽东领导发起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而后上了井冈山。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带着3个孩子留在了家乡板仓。

董健吾之子董云飞说：“1930年 11月，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给国民党反动军阀何键杀害了。当时家裏也没有人，孩子怎麽办？舅妈李崇德护送毛岸英兄弟三人去上海。来了以后怎麽安排，毛泽东之弟毛泽民就和上海地下党联系。当时白色恐怖，革命烈士的子女流落在外地的很多，地下党就想个办法办一个幼稚园。”

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接受党组织的指令，以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的名义，着手创办大同幼稚园。

董云飞说：“父亲董健吾觉得开办幼稚园最困难就是钱的问题。他就回到青浦老家，跟他的祖母讲，你分给我的田地，我要卖掉。祖母就骂他了，不肖子孙，败家子。土地卖了500大洋，再加上党内的经费还不够。后来，他以教会办学的名义，要教友捐献捐款，教友的子女也可以进来，这样也有掩护了。”

1931年，毛氏三兄弟进入了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当时他们分别是8岁、7岁和3岁。毛岸英的舅妈李崇德，和大同幼稚园保育员李崇善（李立三夫人）恰好是姐妹。

董云飞说：“这个幼稚园除了孩子都是有来历，裏边的保育员也有来历。李立三的爱人李崇善，李求实的爱人陈凤仙，都是革命者。我妈妈郑兰芳，她跟我父亲结婚以后知道了，幼稚园是党办的。

大同幼稚园除了收养毛岸英三兄弟，蔡和森、彭湃、恽代英、杨殷等中央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也在这个红色摇篮裏得到保护。

董云飞说：“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后，这个幼稚园也保不住了。再加上幼稚园裏面一个保育员失蹤，还有外国巡捕到裏面来探看。几件事情加在一块，快停止吧，有家属的家属领去，有家乡的到乡下去。毛岸英兄弟没有家属可领，也没家乡可去，中央特科欧阳新他们私底下就商量了，怎麽办？董健吾，这几个孩子只能由你来抚养。之前，毛岸龙在大同幼稚园生了痢疾，保育员陈凤仙把毛岸龙送到广慈医院，结果没有抢救成功。所以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就是2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

1932年，大同幼稚园疏散了，董健吾把毛岸英、毛岸青接到霞飞路上的松柏斋居住。

董家居住

董云飞说：“一开始抚养的地方，是在霞飞路139号古董店松柏斋的楼上。毛岸英、毛岸青跟我妈妈郑兰芳关系很好的，喊我妈妈叫郑小姐。那一年，正好我哥哥出生在霞飞路，名字就叫霞飞。古董店边上有个云飞出租汽车公司，第二年我出生了就叫云飞。霞飞，云飞，后来我弟弟就叫鹏飞、龙飞，这麽飞下去了。后来为什麽要走呢？那个地方离嵩山巡捕房很近，再说是沿马路的，小孩又贪玩，东跑西跑， 又管不住，特别危险。父亲就把他们送到前妻黄慧光的家裏，跟她说清楚，党费每个人一人贴十块二十块，我父亲再贴一些生活费。”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转移到了凤阳路修德裏，由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照料孩子。

董云飞说：“开始到黄慧光家，就说朋友的两个孩子，后来没有多长时间就跟她明说了，瞒不住啊，而且要跟她说明利害关系，跟我哥哥姐姐要说明利害关系。他俩是毛泽东的儿子，我姐姐本身也是地下交通员。”

董健吾的女儿董惠芳，当时担任宋庆龄的小交通员。宋庆龄叫她“小萝茜”。

董惠芳说：“松柏斋，我去过，看看松柏斋是什麽样的。毛岸英、毛岸青就住在松柏斋裏面，但是因为沿马路，他们会跑来跑去。所以送到我母亲黄慧光家裏。应该讲起来，母亲可以拒绝，但是母亲觉得是毛主席的小孩，应该留在这裏。”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

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董云飞说：“毛岸英、毛岸青读书怎麽办呢，湖南口音厉害，小孩子就叫我哥哥姐姐们教他们书，教他们查字典。写字，给他圈圈，这个字写得好，这个字写得不好。”

1933年初，地下党中央机关转移去江西瑞金，上海地下党组织又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因此，中断了对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供给。黄慧光是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她身边已有四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二人全家共七口，只靠她的长子一人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当时的生活处境十分困难，黄慧光一家只好给人家洗衣服、扎纸花，得点收入弥补生活，减轻家中的困难。

由于情势的恶化，组织上的接济也中断了。家庭妇女黄慧光带着几个孩子，为了安全曾先后变换过三个住地，从修德裏搬到三多裏，又从三多裏迁到牯岭路斯盛裏。

在国共之间充当信使的牧师董健吾，与少帅张学良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董云飞说：“有一次，董健吾到张学良家裏去请托，我家裏养了两个革命者的子女，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孩子，我想送他们出国去深造。张学良想了一下说，这个可以，这个事情我来办。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和他约好在法国公园后门见面，坐上轿车，到一家酒吧进去谈话。张学良说，我答应你的事情，现在我就承诺办。另外，我手下还有李杜将军等人也要到苏联去。他是吉林自卫军总司令，想通过苏联再回到东北，把散兵都收集起来，在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张学良在车上给我父亲10万法郎支票。我父亲就和党组织联络人欧阳新讲了，可以啊，不能一直把孩子住在你们家裏，而且给他们深造出去，有什麽不好呢，就答应给他们出去。”

董惠芳说：“走的时候，我父亲叫我找找他们的照片，弟弟董寿祺和毛岸英的照片差不多，这两张照片找出来了。毛岸青照片没找到，只能到外面去拍。因此他们护照上面，我弟弟跟毛岸英是老照片，在左边。毛岸青穿了新衣服去拍了新照片，在右边。”

他们办了去法国的护照，带3个孩子的大人是化名王元华的李杜将军。

董惠芳说：“离开的时候，是叫了3部三轮车，我跟弟弟董寿祺一部，毛岸英、毛岸青一部，爸爸一部，所以走了。”

董云飞说：“他们住在宝庆路的一个花园洋房裏，在那裏住了一个月。全部买了新的衣服，海军衫一人一件，三兄弟一人一套，还有其它内衣内裤、袜子鞋子全部新的，还有毛毯，皮箱。在那裏锻炼身体，教他们练八段锦。教他们吃西餐的礼节，看到人的一些礼节。董寿祺回忆说，睡的床都是弹簧的，席梦思。”

1936年，李杜将军带着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等一行9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进发。

董云飞说：“到巴黎以后，进不去苏联，签证不签。3个小兄弟在巴黎住了半年，不给进，所以董寿祺年纪大了还能够讲法语。后来康生通过苏联的一点关系，好说歹说就是什麽人也不能进，就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进去了，其他7个人都回来了。”

几经周折，毛岸英和毛岸青到了莫斯科。而李杜将军及其他随行人员，没有被容许进入苏联。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祺也从法国回到了上海。

董云飞说：“解放后很多流言蜚语，说我们董家我父亲虐待毛岸英、毛岸青，还说他们在外面流浪，在我们家虐待后逃出去了。”

93岁的董惠芳是曾经和毛岸英、毛岸青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过的唯一健在者。董惠芳说：“不可能的。为什麽原因？父亲说过的，只要毛家兄弟一天不在，你们可别睡，你们一定要把他们找到以后才能够睡。”

 生死之谜

毛岸龙失蹤说

1930年，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跟着外婆、舅妈到了上海，来到叔父毛泽民、叔母钱希钧的身边。毛泽民将三兄弟安排住进了上海秘密党中央机关特科工作人员董健吾创办的大同幼稚园。

1931年夏，秘密党组织遭破坏，董健吾身份暴露，幼稚园的工作人员或被逮捕或隐蔽起来，孩子们因无人管理而流落到街头。

毛岸英背着小弟，搀着大弟，三兄弟从此过着流浪儿的生活。毛岸英后来回忆那段凄惨生活时说：“我除了没偷人东西，没给有钱人当干儿子，别的都跟《三毛流浪记》中的三毛一样。睡马路呀，给人拖地板呀，从垃圾箱裏找破烂呀，全干了。上海有个外白渡桥，黄包车拉上去很费力，我跟弟弟岸青就在后面帮着推，推上去人家给几个小钱……”

一天，毛岸龙突然发烧腹泻。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去乞讨，回来时毛岸龙就不见了。

董健吾在四处躲避时，听说毛岸英、毛岸青流落街头，便让妻子郑兰芳四处搜寻，最终将两兄弟找到收养在家裏。董健吾的岳母不太愿意照料毛家两兄弟，常有怨言和微词。半年后，董健吾将两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英处，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一个叫杨永福，一个叫杨永寿。

初到黄慧英家，两兄弟的生活费由党组织按月提供，另外，董健吾每月给黄慧英20元生活费。1933年初，上海党中央机关迁移到江西瑞金，毛岸英、毛岸青生活费的供给被中断。此时董健吾已无固定的经济来源。当时黄慧英身边已有4个孩子，加上毛氏兄弟，7口人仅靠她长子董载元的微薄工资生活。在窘迫的情况下，黄慧英也给毛岸英、毛岸青分派挣钱任务。她通过邻居担保，给发行报刊的老板缴纳一定押金，每天取回各种报纸，让岸英、岸青当报童在街上叫卖。

一天晚上对账时，毛岸青发现所卖的报纸竟收了不少假币，非但未赚钱，还贴了老本，毛岸青挨了黄慧英劈头盖脸一顿骂。已两顿饭没有吃的岸青，认定那假钱是几个外国水手买报时给的，一怒之下，拿起一枝粉笔沖到马路上，在电线桿上歪歪斜斜地写下了“打倒洋人”四个字，以发泄心中的恨意。不料，被“红头阿三”（印度巡捕）撞见，巡捕使劲地掴了他一记耳光。岸青当即头痛欲裂，在地上滚着惨叫，后被赶来的岸英背回去大病一场。因未能及时医治，便落下了神志不清的毛病。

毛岸英、毛岸青在黄慧英家生活的4年，虽十分辛酸、艰难，但总算在白色恐怖下熬了过来。

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曾回忆说：“我们结婚后，岸英曾一次带我去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当时，他触景生情，非常激动。电影结束了，影院裏的人都走空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他告诉我，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经历与三毛非常相似，说自己与三毛相比，除没有给资本家当干儿子和没有偷东西两点外，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默不作声，他应该又想起了自己在上海不堪回首的6年流浪生活，我没有打搅他。后来，他也还曾带过其他人看这部电影，我想这与他个人的特殊经历有关。”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三毛流浪记，大毛二毛还好，最小的三毛失蹤了。

毛岸龙活着说

1931年，上海地下党遭受破坏，大同幼稚园也被查封，毛岸英带着两个弟弟流浪街头。一天，受到警察追赶，毛岸龙失蹤。

后来，上海有位叫陆柏权的人自称，他的父亲就是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

陆柏权介绍说，在1935年长征前，毛泽东失蹤三个月，其实毛曾密赴上海，化名“李烂脚”，秘密为长征筹款，向当时上海滩大亨黄金荣借钱。黄的条件是要毛以一个儿子作抵押，并选中8岁的毛岸龙，后改名为陆进发。

但据公开资料，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路上的遵义举行遵义会议，确立毛的领导地位，没有毛秘密赴上海的记录。而长征前的1934年，毛在1月失去领导职务。5月赴赣南调查，居会昌，时任赣南军区司令员龚楚去看他，酒后毛喟然长叹，“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受过三次开除中委和八次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次更将造成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我的身上。现在，可不是我们井冈山老同志的天下了！”说时竟凄然泪下。9月身患疟疾，蛰居宁都。10月长征开始。这段日子，毛泽东并没有密赴上海为长征筹款的机会，也没有毛泽东去上海为长征筹款的史料记载。

解放后，政府也曾大力组织寻找毛泽东失散亲人，毛泽东的姨妹贺怡为找毛泽东和贺子珍所生的毛岸红，在江西出车祸，不幸遇难。曾经也找过毛泽东爱子毛岸龙，说法多样，都没有结果。

但是，陆柏权却说，他父亲曾6次到北京表露身份，曾获周恩来派人接待。可是后来却被中央否认毛泽东曾化名“李烂脚”，去上海为长征筹款。文革后，陆进发被打成反动分子，现已84岁。

1996年，陆进发的长子陆柏权承父之愿重啓“认祖”之旅，但2001年被上海当局关进精神病院，去年才获释，他又和养母同赴京。都称他的身形长相酷似青年时的毛泽东。虽说不再对其採取强製措施，但受到监控。陆柏权认为，当局拒绝为他父亲和他做血缘鑒定有难言之隐，因他的父亲是被毛押给黄金荣借钱的，影响毛的形象。而他如此执着要“认祖归宗”，只想找回自己的身份，但他的愿望始终没有得以实现。

此之外，还有一在地摊书市上流传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子：毛岸龙》。书中曝料：社会上载闻生死不明的毛岸龙就活在世上，此“毛岸龙”曾被一开明地方收养、参加过江南抗日部队、在抗美援朝战场负过伤、曾被“毛泽东”封口，不準他承认自己是“毛岸龙”……作者声称专访了这位谜一样的“毛岸龙”，并在开篇强调自己“忠实地”记录了其艰辛历程中的每一个时点上的哭声、笑声、枪声、炮声。

不过，毛岸英的遗孀刘松林翻了几页，笑了笑，“我听过有些传闻，这都是不值得信赖”的。

毛岸龙去逝说

1931年春上海地下党遭严重破坏，三兄弟流落上海街头，小岸龙的去向一直是个谜：一说在上海走失，死亡的可能性不大，或许现在还在世；二说因为因细菌性痢疾死于上海广慈医院，即现在的瑞金医院。

电视剧《毛岸英》情景展示的是后一种说法。作为该电视剧总顾问兼总监製在接受专访时说：“医院的一位女同志曾对岸英说他弟弟得病毒性痢疾去世了。”

据悉，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裏，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烈士的遗孀）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但后来，邵华到过那家医院找过毛岸龙的病历，可是没有找到。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决定开展隆重纪念活动。6月26日，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经过两年的重新调整，正式对外开放，共展出文物、图片600余件（张），其中不少珍贵文物系首次展出，背后藏着秘密故事.其中也对毛岸龙的说明是：1931年初，毛岸龙由叔叔毛泽民安排进入上海大同幼稚园，不久因患痢疾去世。

因此，毛泽东爱子毛岸龙因患痢疾去世，值得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