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行政区划

清朝版图辽阔，民族众多，在行政区划上也“因时顺地、变通斟酌”。在汉族地区沿用明朝旧製，实行“省—府—县”三级製。在东北地区，为满洲八旗製、汉人“省—府—县”三级製与渔猎部落的“姓长製”并行[参 77]。在藩部地区则因俗而治，并根据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加以改革：蒙古实行“旗盟製”、“札萨克製”；西藏实行“宗谿製”，新疆回部实行伯克製。全国分为内地十八省、五个驻防将军辖区、两个办事大臣辖区共二十五个一级行政区域和内蒙古等旗、盟。

清末，在列强蚕食鲸吞的情势下，边疆各地依靠旧有的行政体製已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光绪年间，新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相继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行政体製。蒙古、西藏也有建省之议，但在清朝灭亡之前未能实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清朝分为二十二省，以及西藏、外蒙古、内蒙古、青海等边疆地方。

範围

1759年乾隆时期的清朝疆域达到最大範围，东北与俄罗斯帝国（沙俄）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 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的蒙兀儿帝国、喜马拉雅山诸国家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同，但清朝尚获得缅甸北部的南坎、江心坡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省、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裏石塘、万裏长沙、曾母暗沙），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0万平方公裏。

内地政区

清代山海关以内、长城以南的汉族地区被称为“内地”、“关内”或“汉地”。内地的行政区划承袭明代“省—府（州）—县”的层级体製。一级政区为省，又俗称“行省”，本布政使司，但随着承宣布政使逐渐沦为督抚的属官，“布政使司”的名称逐渐被“省”取代，至嘉庆朝《一统志》编纂时“省”已成为一级政区的正式称呼。二级政区为府、直隶州。府管辖的州（散州、属州）不再领县，形成单式的三级製。清代初年，原为临时差官的巡抚取代布政使，成为一省的长官。在一些民族杂居之处及战略要地，设定新型政区“厅”，分为省直辖的直隶厅和府辖的散厅。少数直隶厅下辖县。

明代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派出的差官“道员”，在清代也保留下来。道员的统辖区域是“道”，介于省与府之间，有分巡道、分守道、粮储道、盐法道、兵备道等名目。清初的道并不是行政区，道员亦无品级。乾隆以后，定道员秩品为正四品，分巡道、分守道的职权也渐趋一致。有的道下直接领县。有人认为清末的道实际上已成为省、府之间的一级政区，之后北洋政府更有废省置道之计画，后因被国民政府取代而未实施。清朝行政区划层级为：

清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基本沿袭明製，但根据自身实际做了很多改革，如东北三省、西藏、新疆及其它少数民族地区行政区划和内地不同。清朝继承元明以来的分省建製，以省为地方上的最大行政区域，下设府、厅、州、县，构成地方上的省、府、县三级基本行政系统组织。

布政使司

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

1884年（光绪十年）置新疆省、1887年（光绪十三年）置福建台湾省省、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置江淮省后旋即撤裁

光绪十一年（1885年），分福建省台湾省府置台湾省省。两年后台湾省正式建省，称“福建台湾省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甲午战争战败，台湾省省被割让予日本。光绪三十年十二月（1905年1月），分江苏江宁、淮安、扬州、徐州四府及通州、海州二直隶州置江淮省，旋即裁撤。此后至清末，内地仍为十八省，与东三省、新疆省合为二十二省。

天聪八年设盛京，顺治元年入关，原来盛京的六部俱废。自顺治十五年至康熙三十年又重建户、礼、兵、刑、工五部。均置侍郎以下官，称“盛京五部”。又设盛京内务府，为外地所无。自顺治十年设辽阳府，十四年更名奉天府，至光绪三十三年改行省。奉天府所辖地方为府二，兴京同知一，直隶厅一、厅二，州五，县十四。设官有兼领府事大臣一人，由盛京五部侍郎内特简，后归盛京将军兼辖。府尹，满洲一人；府丞，汉一人，品级同顺天府。属官治中、围场通判、库大使、经历、司狱、巡检兼司狱、府学教授，俱各一人。府尹主府事，小事决之，大事呈报。

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 定顺天府之地为四路厅、二十四州县，州县隶属于路厅。设官有兼管府尹事大臣一人，由大学士、尚书、侍郎内特简。府尹正三品，府丞正四品，俱各一人。府尹总管京畿及四路的政令条教，“以成首善之化”，比一般府尹权力大，品级高，如升调州县官，可与总督会衔。府丞掌学校政令。属官有治中、通判，经历司经历，照磨所照磨，司狱司司狱，皆汉人。儒学教授，满、汉各一人：所辖四路厅同知正五品，各一人；州、县，知州、知县正七品，俱各一人。大兴、宛平二县并与五城兵马司分区而治，比外县高一品级。

总督为省级的最高长官，全称为总督某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或兼巡抚事。清朝一共建立了二十三个省，其中内地十八省为沿袭旧製或以旧製为基础。乾隆直省辖区确定后，计有辖省总督八员，除直隶、四川两督辖一省，两江总督辖三省外，余均辖两省，而山西、山东、河南三省不设总督。总督之下设巡抚，其全称为巡抚某省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或节製各镇，职权很广泛。有的加侍郎衔，为正二品，否则为从二品。巡抚基本上是管一省，也侧重于军事，但比总督管民政更多，为总管一省军事、行政、监察及教育在内的高级长官。辖省巡抚十五员，直隶、四川、甘肃三省以总督兼巡抚事。清末新疆、东北设省，又新设巡抚每省各一员，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由新设东三省总督统辖，新疆巡抚由陕甘总督统辖，同时内地八督全部兼领驻省巡抚，至是计有辖省总督九员，辖省巡抚十四员。 清朝所设巡抚共二十一人，其中由总督兼的有奉天、直隶等八人，单独设的有江苏、安徽等十三人。山东、山西等五省巡抚皆兼提督衔，贵州巡抚兼节製兵马衔。

督抚以下，以布政使（俗称“藩台”）与按察使（俗称“臬台”）各置官司（俗称“藩司”“臬司”），分管一省行政与司法，雍正后又有提督学政一员开衙建署，负责管理教育事务，以上三员均受督抚节製。原则上每省三使均各设一员，唯江苏省民事繁重，分设江宁苏州两藩司，分管省事。

府是省之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知府为一府长官，从四品，掌总领属县，宣布条教，兴利除害，决讼检好。三年一考属吏，具其优劣上报。一切要政皆需通过督、抚允準乃行。清朝以知府“为承上接下要职”，故严谕督、抚对其考核。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协助知府，分掌粮盐督捕，江防海防，河工水利，清军理事，抚绥民众诸职。属官有经历、知事、照磨、司狱等。

在府之外，同时还有直隶厅、州和一般厅、州。凡统治地方人多并直隶于布政使司的为直隶厅、州，地位与府大致相同。厅设官同知正五品，通判正六品，州设官知州正五品，州同从六品，州判从七品。清朝在全国设有直隶厅四十一个，直隶州七十三个。其外的厅、州，称为散厅、州，地位略同于县。至清末，全国已设散厅七十八个，散州一百四十五个。散厅、州设官与直隶厅、州相同，而品级差一等。散厅、州属府管辖，个别的隶于将军或道员。

县是地方基层政权机构。清末全国设一千三百五十八个县。每县设官为知县一人，正七品，县丞正八品一人，主簿正九品，无定员。知县掌一县治理，主要是决讼断闢，劝农赈贫，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县丞、主簿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典史掌稽检狱囚。

清末新政，针对省级政区实施了现代化改革，其中江苏等总督驻省不复设巡抚，而以总督兼巡抚事；撤消鹹同以来各省新设的新式财务机关，统归藩司属下的度支公所；按察使改提法使，遵循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分离的原则，专管司法行政与监督，审判等权分归各级审判厅和检察厅；学政改提学使，强化其教育管理职能以适应新式教育；新设交涉使，专门负责与外国通商交往事宜；每省于藩司外另设巡警道及劝业道，分管一省民政警务与农工商业事务。唯东三省因系新政时初建，不徇故例，故无藩司及巡警道，而设度支使与民政使，东三省当时发展程度低，实业事务轻，故亦无劝业道缺。

各省军队虽为督抚节製，但八旗驻防军不在其列。驻防八旗由各省驻防将军统领，直接向皇帝负责。

沖繁疲难

清代的府、州、厅、县，按照“沖、繁、疲、难”的考语分为不同等次。考语字数越多，地位就越重要。一般以四字俱全者为“最要缺”，三字者（沖繁难、沖疲难、繁疲难）为“要缺”，二字者（沖繁、繁难、繁疲、疲难、沖难、沖疲）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

土司

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甘肃等省设有土司，分为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和长官司（长官为武职），与土府、土州、土县（长官为文职）。土司的长官以当地各族头人充任，可以世袭，由朝廷或地方官府颁给印信，归所在地方之督抚、驻扎大臣管辖。宣慰等司的长官隶属于兵部、土知府、土知州等官隶属于吏部。雍正年间，云南、贵州、广西等省的土司开始改行流官製，史称改土归流。光绪、宣统之际，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四川西部的藏人土司、西藏东部的宗也开始改土归流。

东北

东北为清朝龙兴之地。顺治年间入关后，以驻防八旗留守盛京沈阳。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三个相当于行省的将军辖区：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之下设专城副都统分驻各城，并管理各城的临近地区。副都统下有总管统领各旗。在汉民聚居之处，置府、州、县、厅，如同内地。居于黑龙江、嫩江中上游的巴尔虎、达斡尔、索伦（鄂温克）、鄂伦春、锡伯等族，编入八旗，由布特哈总管、呼伦贝尔总管管辖。黑龙江、乌苏裏江下游及库页岛的赫哲、费雅喀、库页、奇楞等渔猎部落则分设姓长、乡长，由三姓副都统管辖。

藩部

清代在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设专门的辖区，採取和内地不同的行政管理办法。清代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与黑龙江布特哈（达呼尔、索伦、鄂伦春等族）被称为藩部，由理藩院管理。

蒙古

明清之际，蒙古分为众多部落（蒙古语称为“艾马克”），部落首领为“部长”（鄂拓克）或“汗”。清太宗时，依照满洲八旗的组织形式，将蒙古各部落编为旗，是为蒙古的基本行政单位，其长官为札萨克或总管。旗下设“佐”（苏木），相当于乡。自此蒙古各部落被纳入统一的行政体系之中。在地域上，蒙古地区大致分为察哈尔、内蒙古、西套蒙古、外蒙古（包括土谢图汗部、赛音诺颜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科布多与唐努乌梁海。

清代蒙古又分为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内属蒙古包括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唐努乌梁海、阿尔泰乌梁海等部，各旗由朝廷派遣官员（一般为总管）治理，与内地的州、县无异。外藩蒙古各旗则由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处于半自治状态。在外藩蒙古，以若干旗合为一盟，设正、副盟长，掌管会盟事宜，对各旗札萨克进行监管。清代的盟是监察机构，并不能视为一级政区。

外藩蒙古又按其归附清朝的先后分为内札萨克蒙古与外札萨克蒙古。内札萨克蒙古又被称为内蒙古，于天命至康熙初年陆续归附清朝。乾隆以后定为二十四部，共四十九旗，设六盟。内札萨克各旗不但政治地位很高，还保留一定的兵权。康熙中期以后归附清朝的各部落称为外札萨克蒙古，包括漠北的喀尔喀四部、西套蒙古二旗、青海蒙古各部、科布多各札萨克旗、新疆旧土尔扈特部及中路和硕特部。外札萨克各旗无兵权，隶属于当地的将军、都统、驻扎大臣（西套蒙古二旗除外）。其中喀尔喀四部后来演变为外蒙古。

新疆

清代新疆分为天山北路的準部和天山南路的回部，统属于伊犁将军。其中的蒙古游牧地区实行盟旗製。维吾尔、布鲁特、塔吉克等族地区则实行伯克製。蒙古旧土尔扈特部与中路和硕特部设立旗、盟：旧土尔扈特部为南北东西四路乌讷恩素珠克图盟，和硕特部为巴图塞特奇勒图盟。準部地方设乌鲁木齐都统，统辖乌鲁木齐（迪化州）、库尔喀喇乌苏、吐鲁番、哈密、古城、巴裏坤（镇西府）等城。其中迪化州、镇西府由新疆与甘肃省双重管辖。塔尔巴哈台由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管辖。伊犁及其以西地方由伊犁将军、领队大臣管理。回部设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一般为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统辖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阿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城。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厅、州、县体製。

青海

清代的青海不包括今西宁、海东、黄南以及部分青海省边缘地区。统辖青海地方的官员为西宁办事大臣，常驻西宁（当时属甘肃省）。青海大致以黄河为界，分为青海蒙古和玉树等四十族土司。黄河以北主要为蒙古人，有和硕特、辉特、绰罗斯（準噶尔）、土尔扈特、喀尔喀五大部落。雍正三年（1725年），编青海蒙古为二十七旗，后增至二十九旗，由西宁办事大臣主持会盟。另有察汉诺门罕牧地，实际上单独为一喇嘛旗。道光三年（1823年），分黄河以北二十四旗为左、右翼二盟，每盟设正、副盟长各一人。黄河以南主要为藏人，设有四十个土司，其中以玉树土司最大，故称玉树等四十族土司。土司以下有土千户、土百户。嘉庆、道光年间，藏人不断越过黄河向北迁徙，形成环青海湖一带的环海八族。

西藏

西藏在清代又称“唐古忒”、“图伯特”，分为卫、喀木（康）、藏、阿裏四部，以及霍尔三十九族地区。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为驻藏大臣，驻喇萨，会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办理藏内政务。其政令由噶厦（西藏官府）执行。西藏的基层政区是宗，大致相当于内地的县，但规模很小。一些贵族、寺庙的庄园领地称为“谿卡”，地位比宗低或者平级。宗的长官为“宗本”，谿的长官为“谿堆”，一般由噶厦委派，也有的由特定寺庙委任。后藏札什伦布附近的几个宗，由班禅直接管理。今那曲地区、昌都地区北部的各部落统称霍尔三十九族，简称三十九族，为蒙古人后裔，由驻藏大臣的属员夷情章京管辖。驻扎于达木（今当雄）的达木蒙古八旗，每旗设一佐领，不设总管，直属于驻藏大臣。

领土争端及维护领土

1689年，雅克萨之战，击败沙俄侵略，确保外东北主权

1690～1757年，平定準噶尔叛乱，统一漠西蒙古

1727年，设定驻藏大臣，由朝廷直接派员代表中央监督西藏事务

1759年，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统一新疆，设立伊犁将军

1792年，击败廓尔喀对西藏的入侵，并于次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该章程和清帝退位诏书共同构成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1878年，击败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设立新疆行省

1885年十月台湾省建省

丧失领土

香港（1842年至1898年间分批割让或租借予英国，1997年回归中国）

澳门（1887年与葡萄牙签订《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承认葡方在澳门的一切权利——“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1999年回归中国）

台湾省和澎湖列岛（1895年割让给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台湾省和澎湖主权回归中国）。

外东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裏，以及乌苏裏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裏的领土，分别于1858年和1860年被迫割让给俄罗斯，未收回）

外西北（巴尔喀什湖之东南、伊犁以西、以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等地区约53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分别于19世纪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被俄罗斯割佔或强佔，未收回）

历史发展

后金时期

以前一般认为女真族是满族的前身。但是作为后金集团核心的建州女真其实不是东北的土着居民，建州女真的祖先源自西伯利亚的通古斯地区的野人部族，不同于宋朝时期入侵中原的女真人。在明朝初期，建州女真的祖先早已迁到了朝鲜，后来他们因为在朝鲜受到打击，呆不下去了，这才向明朝中国请求庇护，当时明朝的皇帝出于仁慈心理就把建州女真安置在了东北地区。正因为这个原因，民国历史学家孟森先生说满清的先祖受明朝的恩惠特别深厚。

明朝初期，女真族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明朝在东北设立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作为管理机构，女真各部皆臣服于明朝。清朝统治者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建州女真首领猛哥帖木儿（努尔哈赤六世祖，后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时为明朝建州卫左都督，1433年因部族沖突被害。1440年建州部南移，最终定居于赫图阿拉。南移后，建州女真部与明朝交往密切，建州部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

后金统治集团借用明朝中央政府给予其的官职地位起家，在东北地区大肆抢劫屠杀，实行疯狂的民族迫害，掳掠平民当奴隶，危害大量无辜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后来更发展到要求与明朝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完全从中国独立出去。但事实上，东北地区早在洪武、永乐年间就已经是中国明朝的领土，明朝早期设定的奴尔干都司控製範围远大于后来满清统治时期控製的东北地区，远达外兴安岭以北，还包括了库页岛。即便到明代中晚期军事衰落的时候，现在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重要城市也都在明朝政府的直接控製管辖之下。

1583年，努尔哈赤袭封为建州左卫指挥使，以祖、父遗甲十三副，相继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东海女真部，统一了女真各部。他还筑城池、设大臣、定法律、理诉讼、建立八旗製度。八旗製度按军事组织形式，把女真人编製起来，在贵族控製下进行战争和生产活动，是一种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八旗製度促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巩固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

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自立为汗，国号金（史称后金），建元天命，公开反叛明朝政府。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的讨明檄文，誓师伐明，举国震惊。1619年，明朝在萨尔浒之战惨败，几年间丧失辽东七十余城。

1621年，努尔哈赤攻佔辽阳、沈阳，迁都于辽阳。1625春，努尔哈赤不顾贝勒诸臣抗告，决定迁都沈阳。当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便率亲族百官自东京（辽阳）起程，夜宿虎皮驿，翌日抵沈阳。从此沈阳成为后金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过，努尔哈赤在1626年的宁远战役中被明军的大炮打成重伤，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极继位。他继续对明朝展开攻势，并联合蒙古各部，势力不断扩大。

征服中国

1636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极称帝且改“金”国号为“清”，改年号为崇德。1640年，明清松锦之战爆发，1642年洪承畴在松山被俘，祖大寿在锦州投降。松锦之战标志着明朝在辽东防御体系的完全崩溃，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座孤城。

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北京，明朝崇祯帝在农民军的攻城炮声中自杀于皇城后的景山。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摄政王多尔衮指挥八旗劲旅，兼程入关，以吴三桂为前导，击败大顺农民军，进佔北京。同年清顺治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表示他已是全中国的君主。

接着，清军南下剿杀农民军，北方的地主、官僚纷纷迎降，五世达赖朝见顺治帝勾结清军，镇压农民军。与此同时，在南方，一些明朝遗臣拥立皇族建立几个小朝廷，史称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清朝于1645年灭大顺、南明弘光；1646年灭大西、南明隆武、南明绍武；1662年灭南明永历；1664年消灭大顺残余势力。清朝入关后历经20多年的战争，征服中国绝大多数领土。

李自成死后，余部与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湖北巡抚堵胤锡联明抗清。1647年大败清军于全州，次年几乎收复湖南全境。江西金声桓和在广州李成栋先后反正，出现了南明时期第一次抗清斗争的高潮。但永历政权不能团结对敌，给了清军以喘息之机。1649—1650年，何腾蛟、瞿式耜先后牺牲。1652年，李定国率军8万东出广西，下桂林，又攻入湖南、广东，“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刘文秀亦出击四川，克复川南。东南沿海的张煌言等的抗清军队也发动攻势，抗清斗争再次出现高潮。这时孙可望同李定国之间矛盾爆发，破坏了大好情势。孙可望降清后，云贵虚实尽为清军所知。1658年，吴三桂率清军攻入云南，1662年南明永历帝被杀，南明灭亡，中国大陆基本征服。

清军进军江南的过程中，无恶不作，激起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特别是剃发令强製执行，各地燃起抗清的熊熊烈火。清廷残酷镇压，在扬州、嘉定、江阴等地进行了大肆屠城，史称“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后清军各地“剃发易服”，造成人口骤减，发生西南地区民生萧条、万裏无人的景象。1659年，清军佔领西南地区。并迁移湖广人口填川，以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视为历史上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

明延平王郑成功在1661年收复了当时为荷兰殖民地的台湾省南部。永历帝被害后，郑成功之子郑经继续使用南明永历年号，尊前明宁靖王朱术桂为监国。1683年，清朝佔领台湾省，1684年设立台湾省府，标志着中国被彻底征服。

巩固与适应

康熙时期

爱新觉罗·玄烨（穆麟德：Hiowan Yei，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 ，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康熙削藩引起三藩之乱（1673年-1681年），对内镇压了三藩之乱，导致千万人战死沙场，所谓“整兵剿洗、玉石难分”，无数百姓再遭屠杀。借三藩之乱康熙一次性枉杀三藩开国功臣7万余人。还将三藩的旧臣家属全部杀死，对于三藩将领的妻女则惨遭蹂躏。不久以后，即1683年康熙以前明叛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攻台，在澎湖大败刘国轩所率领的郑氏海军，灭亡台湾省郑氏政权，中华最后一股明朝抵抗势力被消灭。1684年设立台湾省府，隶属福建省。

康熙帝平定三藩后，清朝进入康雍乾时期，康熙帝为政宽仁，留心民间疾苦，在他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他还着手整饬吏治，恢复京察、大计等考核製度。受康熙帝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以及外来农作物的引进等影响，清朝人口大大提升。他先后任用靳辅和于成龙治理黄河与大运河，得到很大的成绩。在他六次南巡期间，考察民情习俗之外，更是亲自监督河工。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安定社会秩序，他颁行十六条圣谕，要地方人士循循告诫乡民。他又派心腹包衣（即家奴）如曹寅、李熙等人打探地方物价、人民收入与官绅不轨之事，并以密褶奏报。此即密折製度的萌芽，到雍正时期趋于完善。康熙帝重视对汉族士大夫的优遇，他多次举办博学鸿儒科，建立南书房製度，并且向来华传教士学习西方科学与文化。

1685年和1686年，他命令清军两次进攻盘踞雅克萨的俄军，暂时平复了沙俄对华侵略的野心；1689年，他派代表与沙俄代表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把西伯利亚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裏土地送给俄国，才换来百年的安定。平定回疆、準噶尔等反动贵族的叛乱。1688年噶尔丹亲率骑兵三万自伊犁东进，越过杭爱山，进攻喀尔喀，佔领整个喀尔喀地区。1698年康熙鑒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服毒自杀而死。

康熙时期较着名的文字狱案有庄廷龙《明史》案、徐骏案、孙奇逢案、沈天甫案、戴名世案、朱方旦案等等。康熙执政时期先后发生20多起文字狱，这其中震动比较大的是庄廷《明史》案，发生于大臣辅政时期（1661—1669年）。1711年戴名世《南山集》案。总的看来，康熙当政时期对知识分子採取怀柔政策，统治者还没有把文字狱当作镇压反清知识分子或者汉族士大夫思想的一种有意识的政策。

康熙认为火器会导致满洲人骑射能力下降，禁止了与火器有关的一切（最典型的当属戴梓案）。康熙晚年，禁止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相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

自康熙时期至十九世纪中期，中国在北起外兴安岭，南至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抵鄂霍次克海、库页岛和台湾省广大而神圣的领土内，实现巩固了全国的统治，加强了中央集权，成为当时世界上强大的国家。

康熙注意恢复和发展生产，採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经济恢复的措施。鼓励垦荒，从1671年起，陆续放宽垦荒起科年限，并规定垦荒有成绩，据开垦多少，给予不同官职，这促进了垦荒的积极性，到康熙末年，全国荒地基本上得到开闢。1669年，康熙下令废除圈地令，以后永远停止圈地，并规定所圈土地应退还给农民。1685年，康熙又规定民间新垦田亩，“自后永不许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贵族旗主的经济扩张，有利于自耕农民。康熙还下令将明朝藩王的庄田改为“更名田”。

迁界禁海是从顺治开始的,之后康熙将实行的範围大规模的扩大.，迁界禁海就是武力摧毁沿海一切固定资产,定期扫蕩,用屠刀威慑百姓不得在沿海居住。"尽夷其地,空其人",“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根据当时的记载就是迁的时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过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离饿死也不远了。沿海迁界对中国沿海经济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恶性影响，其残暴程度，骇人听闻程度，对历史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绝后的，它不仅是中国历史一个重大事件，在世界历史上也绝对能算的上一个重大事件。

康熙帝进行一系列征服战争，使局势趋向稳定，部族统治大为巩固。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复甦。康熙中期以后，因战乱而遭到严重破坏的手工业逐步得到恢复。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了历史高峰。美洲农作物的推广种植，使人口大为增加。

雍正时期

雍正（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雍正帝盛年登基。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整饬吏治、火耗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废除贱籍、密折製度），可谓大刀阔斧，快刀斩麻。心狠手辣，大兴文字狱。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始设驻藏大臣，始置乌裏雅苏台将军 签订《恰克图条约》 。

雍正帝是有名的专製，他私派的特务人员监视全国各地地方长官一切活动，许多地方官的私生活，连家裏的琐事都瞒不过他，虽然雍正帝精明，但仍是独裁的本质。此外，雍正帝在平定外患之后，唯恐国内发生政变，于是使计把功高权重的大臣统统清除。

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改革。雍正帝对许多的事情做了重大的改革，特别是对一些製度方面做了些改革。雍正起了“康雍乾”三代承上啓下的作用。

雍正皇帝在位时间虽短，有案可查的近20起。雍正即位初期，几起文字狱都是统治集团部权力斗争的副产品而出现的；雍正后期，几起文字狱转向镇压汉族知识分子反清思想和民族气节。雍正即位之初，借“朋党”的罪名，屡兴大狱，整治那些曾争夺皇位的宿敌，如皇八子、皇九子等，跋扈的权臣，如年羹尧、隆科多，以及结成科甲朋党的汉族官员。雍正六年（1728年）发生了湖南士子曾静、张熙策动陕甘总督岳锺琪谋反而引发一场文字狱大案——曾静、吕留良案。此后的文字狱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是文字狱被有意识地用作压製汉族知识分子民族意识和民族气节的重要手段；二是告讦蜂起，多数文字狱都是自下而上的举发。

对外方面，雍正初年青海亲王罗卜藏丹津意图复兴和硕特汗国而乱，隔年年羹尧与岳锺琪等人平定。为此雍正帝佔领部分西康地区，又在西宁与拉萨分置办事大臣与驻藏大臣以管理青藏地区。听从鄂尔泰建议推行改土归流，废除具自治性质的土司，以地方官管理少数民族。将喀尔喀蒙古并入清朝；于1727年与沙俄签订恰克图条约，确立塞北疆界。1729年听从张廷玉建议，以傅尔丹与岳锺琪兵分二路于科布多对抗準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最后于和通泊之战战败。1732年噶尔丹策零东征喀尔喀蒙古，兵至杭爱山，被喀尔喀亲王策棱击败。1734年清準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大致和平。

稳定与没落

公元1735年，其子弘历继位，即乾隆帝（(1711-1799）。乾隆帝执政60年，在康熙、雍正的基础上不遗余力的巩固满清文化，剿灭叛乱。也是在他统治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逐步落后世界的浪潮。

乾隆为维护统治却严厉控製思想，编书期间藉机割裂焚毁大量不符其思想的书籍。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使不计其数的珍贵古籍丧失。此外大兴文字狱使如戴名世等人被株连杀害或者流放。这些都让文人思想受到严厉阻碍，迟滞文化的发展。乾隆六下江南，并仿製江南园林广修园林，劳民伤财。乾隆帝个人酷爱汉文化，勤于写诗，留下了约42613首各体诗作。由此看来汉文化在国家层面是部族统治的敌人，在乾隆个人层面就是玩物。

乾隆帝于1757年粉碎了準葛尔贵族割据势力，势力进入天山北麓；对漠北蒙古的準葛尔部进行了种族灭绝，残忍得罕见。1759年平定天山南乾隆帝路的大小和卓叛乱。1762年，清朝设伊犁将军，统管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整个新疆地区。自从1762年起，清朝陆续派遣大批军队进驻新疆。永久驻军的官兵携带家眷，主要来自东北、河北等地的达斡尔族、满族等。这些驻军为保卫祖国、开发边陲作出了巨大贡献。1771年，西迁伏尔加河下游的漠西蒙古土尔扈特部（曾依附于明朝），在杰出领袖渥巴锡的率领下，为摆脱沙俄的统治，踏上了回归故土的征途。他们粉碎了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历经艰险，万裏跋涉，终于回归。

清朝于1792年打退了廓尔喀对西藏的进犯。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清朝中央政府製定和颁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主要内容包括清政府掌握确定西藏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去世后认定转世灵童和批準继位的大权，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等。该章程和清帝退位诏书共同构成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历史文献证明。

乾隆帝在位时先后发生文字狱130多起，尤其集中于乾隆中期，是三朝中文网最密、文祸最多的时期。乾隆大兴文字狱的目的是借此彻底消除汉人的反清民族意识。实际上，大多数因文字狱受害人并没有传播反清思想。一部分人只是一时性起抒发对剃发易服的一丝不满，对明朝的一些眷恋，对自身境遇的悲叹。更多的受害者纯粹是统治者望文生义的结果。乾隆朝的文字狱达到疯狂、残酷与荒唐的地步。鲁迅先生曾经对清代文字狱有一段精闢的概括：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忌讳；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了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在1769年更有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因为满清的锁国，文化主要是明朝留给欧洲人的印象。随着接触增多，到18世纪末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已认识到此时的中国与以前接触的明朝的巨大反差。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製统治。”这种专製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裏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 …很多人没有衣服穿… …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康乾盛世”实为子虚乌有，西方主流史学界根本不承认。虽然对社会经济有一定复甦，但实际上与明末依然有较大差距。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压，隆庆开关以后近近百年的对外开放格局被破坏。康乾盛世虽然人口数倍于明朝，然而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却始终未能恢复到明末的水準。到1840年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是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康乾盛世”都远逊明代，具有历史上罕见的全面颓废崩溃之势。

清朝从乾隆末年开始有衰落的现象，政治日渐腐败。当时人口暴增与乡村土地兼并严重，使得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加上贪官和珅等官员腐败，于乾隆晚期到嘉庆时期陆续爆发民变。白莲教于1770年代举兵，后来又于1796年爆发川楚教乱，八年后被清军镇压，领袖王三槐被处死。台湾省天地会领袖林爽文于1787年发动林爽文事件。1795年乾隆帝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道光帝也失去了早期君主锐意进取的精神，掌政风格日趋保守和僵化。官场中，结党营私、相互倾轧、买官售爵、贿赂成风。军队裏，装备陈旧、操练不勤、营务废弛、纪律败坏。财政上，国库日益亏空、入不敷出。阶级矛盾激化，民变四起。

1795年，乾隆帝照其誓言禅位于子颙琰，即嘉庆帝。乾隆虽为太上皇，但依然“训政”至1799年去世，嘉庆帝方得以亲政。然而嘉庆帝未能解决弊端，清朝继续走向衰退。

走向衰败

嘉庆帝在当太子时痛恨贪官和珅，亲政后赐死他，抄收其家产。然而没有全面整饬政风，加上借助卖官製度以平衡开支，使得贪污腐败的风气更加扩大，加重地方人民的负担。另外还有河道与漕运淤塞的难题。针对乾隆时期过度开销的弊端，嘉庆帝提倡节俭，缩减朝廷与宗室的开支，把贫穷的旗民送到关外开垦。然而，最后因为朝野强烈的反弹声浪而妥协。

由于吏治的腐败，导致海关走私严重，鸦片猖獗， 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的弊端，派林则徐到贸易中心广州宣布禁烟。英国为了开启清朝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1841年，清朝战败，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当时道光帝与耆英不了解国际法，认为给予英人贸易之便以换取国家长存，所以割让许多影响甚远的权力，中国进入列强利用满清政府盘剥的时代。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三元裏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就算是失败也在所不惜，只要部族利益不损即可。

1850年，道光帝崩，子奕詝继位，即鹹丰帝。西方各国迫使清政府开港通商，加上地方官吏地主兼并土地，使得传统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各地乘机纷纷起事，其中华北以捻乱为主，华中华南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与云南杜文秀、马如龙的云南回变为主。洪秀全改造基督教教义，1851年于广西金田起义，联和天地会、三合会北伐。两年后攻陷并定都江宁，并且发动两次西征；1853年5月8日，林凤祥、李开芳等奉命率师两万余人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被清军围困。后来曾国藩、左宗棠纷纷组织湘军与淮军抵抗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发生天京事变后国力衰退，部分势力转入捻军。太平天国最后于1864年被湘军、淮军以及外国人组成的常胜军、常捷军围攻之下而亡。此期间英国与法国因为和清廷修约不成，趁中国发生内乱之际，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于1858年发动英法联军之役。清军于八裏桥之战战败，联军攻陷北京，圆明园、清漪园等处被焚掠，签订《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同时沙俄以调停有功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取走外东北领地。1864年沙俄强迫清廷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佔外西北。俄罗斯趁火打劫，从19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侵吞中国北方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裏领土。根据不平等条约，中国丧失大量领土、主权和财富。面对内外交被迫的局面，清廷为使国力恢复而发起自强运动。

自救运动

1861年，鹹丰帝去世，其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鹹丰帝本任命肃顺等八大臣赞襄政务，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两宫垂帘听政，最后由两宫之一的慈禧太后获得实权。被称为洋务派的奕䜣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部分汉臣在消灭太平军时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并且鑒于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师夷长技以製夷”、中体西用为方针展开自强运动（又称洋务运动）

当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随后的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建立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建立翻译机构同文馆、新式教育（新学），培训技术人才并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等先进工业国家，培育出唐绍仪与詹天佑等人才。开设矿业、建立轮船招商局、江南製造总局与汉阳兵工厂等等製造工厂与兵工厂，同时也建立新式陆军与北洋舰队等海军。洋务运动使得中国社会出现较安定的局面。

其间太平天国于1864年灭亡。虽然太平天国被镇压。但是，大清帝国虚弱到极点的本质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控製了江南大部，他们怂恿曾国藩取而代之。虽然因为曾国藩的个人素养以及慈禧的纵横捭阖，曾国藩没有兵变。但是，新兴汉族地主势力做大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大清帝国中央再也没有了独一无二的权威。完全依靠慈禧的权术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动态平衡。当慈禧死后，再也没有人能压製地方。所以，大清帝国迅速而彻底的灭亡了。

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乱到1868年为止。1862年－1878年间左宗棠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平定新疆回乱，并收回伊犁。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看到没？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

洋务运动使得清朝的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增强，到慈禧太后与恭亲王联合执政的同治年间，清朝在文武齐心合力之下，一度出现了较安定的局面，被某些学者称为“同治中兴”。其间清朝在西方人的帮助下成功消灭太平军、平定捻军之乱，并收复新疆，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因此有相当大的改善。至19世纪80年代，清朝军队的装备和洋务运动之前相比已有了明显的提高；在1884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的一系列战役中，清军和法军互有胜负。战后，清朝设立了海军衙门，并建成了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为挽救自身命运并增强国力，清政府内部部分汉族有识之士遂展开了维新运动，尝试革新图强，其中最为着名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全国各地开始先后引入国外科学技术，开设矿业、工厂，建设铁路、架设电报网，修建新式学校、培训技术人才；同时也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逐步改进清军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法。代表人物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

洋务运动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由于时人多数未明当代的国际情势，少数人的急迫性并无法改变多数官僚的旧思维，清朝的维新运动最终未达日本明治维新般的成效，结果导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

对外方面，1884年，清朝和法国为越南（安南）主权爆发清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清朝失去藩属国越南，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台湾省也宣布建省。1885年英国入侵缅甸，清朝驻英公使曾纪泽向英国抗议无效，隔年被迫签订《中英缅甸条约》，承认缅甸为英国所有。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国力大增，1872年日本强迫清朝藩国琉球改属日本，清朝拒不承认，日清交恶。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爆发，最后以清军落败而告终。

日薄西山

清政府于1895年与日本签定《马关条约》。清朝割让台湾省和澎湖，失去藩属国朝鲜和租界。洋务派李鸿章建立的北洋舰队全面瓦解，也宣告自强运动最终失败。

随后，光绪帝採纳翁同龢、张之洞、袁世凯、刘坤一等倡导的政治改革运动。之后光绪选中政治投机者康有为改革旗手，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导致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之后慈禧太后终止了这场变味的改革，从而软禁了光绪帝，变法因此失败，因为只有103天，因此又称为“百日维新”。

1896年清廷为连俄製日，签订《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外国鑒于清朝已无力自卫，纷纷瓜分中国以维护为各自利益，而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以平衡列强在华势力。中国长期受列强欺辱，使地方产生义和团之类仇洋排外的邪教团体。慈禧太后借此排外而发生义和团事变，义和团屠杀洋人、奸淫妇女、抢夺店铺、破坏各国使馆、烧毁与西洋有关的东西。慈禧太后不理会各国抗议，更曾半正式向十一国宣战，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联军攻打北京时，满清由于离心离德全中国的人几乎无动于衷，甚至有一大批的带路党，因此联军顺利洗劫了。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西逃西安。1901年签订《辛丑和约》，清廷赔偿重款，列强派兵驻守北京一带、划定租借地和势力範围，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化。1904年日俄两国更因在东北的利益沖突爆发日俄战争。义和团事变时，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东南各行省之总督巡抚为保护华中华南，自行宣布中立，不服从朝廷对外一律宣战的敕命（即东南自保）；从此清廷权威低落，地方各省自主性提高。

清朝于八国联军后国势大坠，知识分子莫不提出各种方法拯救中国，主要分成立宪派与革命派两种改革路线。1901年梁啓超推动立宪运动，梁啓超发表《立宪法议》，希望让光绪帝成为立宪君主。而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而推行清末新政。新政主要推行君主立宪、建立清朝新军、废除科举、整饬财政等一系列改革。而革命派对清廷的改革失望，他们鼓励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1894年孙文于夏威夷檀香山建立兴中会、1904年黄兴于长沙成立的华兴会、1904年蔡元培于上海成立光复会，此外还有其他革命团体。1905年孙文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成立中国同盟会，并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纲领。革命派联合旧有反清势力如三合会、洪门等，在华南地区发起十次起事，并将势力渗入华中、华南的清朝新军。

当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为改革方式发生争执，一开始立宪派佔上风，清廷也承诺实行立宪。1907年清廷筹设资政院，预备立宪，并筹备在各省开办咨议局。1908年7月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命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咨议局。同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製政体，成立代议会。在立宪派成员的请愿下，清廷宣布把预备立宪缩短三年，预定在1913年召开国会。同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皆去世，溥仪继位，即宣统帝，其父载沣担任监国摄政王。1911年5月清廷组成由庆亲王奕劻领导的“责任内阁”，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君主立宪。不过，该内阁中的很多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很多转向于革命派合作。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为挽清朝衰落危局，有意效仿欧日的改革。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国发生了立宪与革命的改革路线之争，一开始立宪派佔上风，清政府也承诺并实行立宪，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以确立君主立宪製政体，成立了代议会。不过，1911年5月组成的“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和失望。这次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皇族迟迟不肯让世俗精英分享权力，拖到辛亥年已经为时过晚。

同年5月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清廷急派新军入川镇压。10月，革命派于湖北发起武昌起义，南方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廷任命北洋新军统帅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成立内阁并统领清军。袁世凯一方面于阳夏战争压迫革军，另一方面却暗中与革命党人谈判，形成南北议和。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于南京宣布立国，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帝製正式结束。

复闢举动

清亡时不少汉臣如郑孝胥、王国维等依旧忠于大清，终身以满清遗老自居，甚至有人舍身殉国。1917年张勛组织辫子军，于北京拥护宣统帝溥仪，复闢清朝（史称张勛复闢），但只持续12天而终。日本于九一八事变佔领中国东北，1932年扶持溥仪建立满洲国，其最终随着1945年苏联的八月风暴行动而亡。直至今天依然有着一帮满清的遗老遗少依然做着复闢大清的春秋大梦。

政治

中国从汉朝到明朝都是“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读书人“士”手裏，而到了元朝和清朝却改变了，并引据邹容的《革命军》指中国由“士人政权”变为“部族政权”，蒙古人和满洲人变为中国内的特权阶级或特殊分子。亦认为清朝政权始终是维护和偏袒满洲人，须满洲人在后拥护，才能控製牢固。而清朝的政治，製度的意义很少，法术的意义多。清朝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也是非常不合理的。比如“寄信上谕”是清朝特有的，不按照中国向来的程式，而是直接由皇帝军机处寄给受命令的人，旁人都不知道。然而徐复观指出：“士人政权”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表示政府的性质必须就权力根源之地是由谁来运用而言，这应当是一种常识。通过二十四史一直到现代，都证明凡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进入到仕途的人地位愈高，与皇帝愈接近，他命运性的困扰、艰难必定来自专製的机构与专製的观念。亦指出钱穆对专製下的必然产物例如“外戚宦官”和汉代统治者的暴行视而不见，以及把中国“历史中成千上万的残酷地帝王专製的实例置之不顾”。同时引据“报任安书”指出凡是皇帝亲自交下与皇帝自己有关的案子，承办的官吏决不敢问是非。

清朝的政治体製虽然形式上沿袭明朝製度，但是内容大有不同。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别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清朝製定内国史院、内秘书院与内宏文院等内三院为内阁，作为中央最高决策机关。设大学士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学士满六人、汉四人，下辖中央执行机关六部。内阁的实际权力比明朝小，实际掌握权力的机关会随时代不同而改变。后金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是皇帝与王公贵族讨论国事之处。1631年皇太极为了中央集权，仿明朝製度设立六部与内阁以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入关之后，1677年康熙帝设立南书房，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雍正帝为了西征準噶尔準备设定军需处，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军机处机构精简，行政效率高，能迅速处理军国大事，进一步加强君主专製主义中央集权。鸦片战争之后，为推行自强运动，先后于1861年与1870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关系与自强运动的策划与推行，成为自强运动期间最高行政机关。八国联军之后，1911年5月18日清廷宣布废除军机处，仿西方国家与日本实行内阁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的内阁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在政治上，清朝还限製发言权、结社和出版自由。在明朝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不仅明朝如此，历代也是如此，而只有清朝不允许人讲话。在清朝，除了六部尚书和侍郎可以向皇帝讲话，其他的不论什麽人，都不许向皇帝讲话了，而一直得到中央重视的翰林院等，向来他们可以向政府讲话的，但是到了清朝也不準专折言事。在地方上，只有总督、巡抚、藩台、臬台可以向政府讲话，其他的府县均不可，比起明代，布衣也可以直接向皇帝讲话，清朝相差甚远[参 76]。在地方上，清朝也不允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在顺治五年立在府学、县学明伦堂裏的卧碑就足可以证明。在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朝在每一个明伦堂裏都设定一个石碑，而这个石碑不是竖立的，而是横躺在那裏，所以叫“卧碑”。在卧碑上有三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决策机关

南书房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皇帝设立南书房，起初是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而设。因在乾清宫西南角特闢房舍故名南书房。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製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军机处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军在西北与準噶尔蒙古激战，为及时处理军报雍正皇帝始设军机房，雍正十年改称军机处。乾隆皇帝即位后服孝，安排数位“总理事务王大臣”进入军机处，故改名总理事务处。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乾隆服满亲政，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自请罢职，恢复军机处名称，自此遂成定製，军机处成为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核心权力机构，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地位更被削弱至几乎可忽略不计，政治权力全部掌握在皇帝手中，成为清代中央集权製度的顶峰。直至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四月初十清廷宣布成立“责任内阁”，军机处废止。

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18日），清政府宣布废除军机处，实行内阁製，任命内阁总理大臣和诸大臣组成内阁。由庆亲王奕劻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内阁。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过半数为皇族或满人，时人讥之为“皇族内阁”。该内阁在辛亥革命后倒台，由袁世凯组成的新内阁所取代。

执行机关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为清朝最高执行机关，各部长官称尚书，副长官称侍郎，以前尚书均由满人担任，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尚书及侍郎满、汉各一。在六部之外和六部并立的中央行政机构有：大理寺、太常寺、光禄寺、太僕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翰林院、太医院、理藩院、宗人府、詹事府、内务府、都察院。清朝官员等级分“九品十八级”，每等有正从之别，不在十八级以内的叫做未入流，在级别上附于从九品。

刑律

顺治四年（1647年）《大清律例》编修完成。《大清律》基本上承袭《明律》的内容。后经康熙、雍正两朝屡次增删，并于雍正五年公布。但清朝最经常起作用的是例，而不是律。胡林翼说：“《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胥吏都谙熟例案，常可执例以压製长官。《大清律》还表现出民族歧视和压迫的特色。满、汉人在法律上不平等。清廷对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各种特订的法律，如蒙古族有“蒙古律”，维吾尔族有“回律”，藏族有“番律”等等，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统治。

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是清代统治者加强思想、文化控製的反动措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为止罕见，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恐怖製度。清代统治者为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从其作品中摘取字句，罗织罪名，构成冤狱。文字狱自古就有但是除清朝外都并未对社会构成严重威胁。清代文字狱贯穿整个清代250年左右。顶峰时期自顺治开始，中经康熙、雍正、乾隆四朝，历时140余年。少数民族掌权的清朝，对汉人控製极严。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皇帝疑惑文字中有讥讪清朝的内容，即兴大狱，常常广事株连。清代的文字狱保守估计200余起。除了极少数事出有因外，绝大多数是捕风捉影，纯属冤杀。

清朝文字狱的兴起旨在震慑反清势力，维护清政府封建统治，其特征是：罪状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权力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元首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清朝历史中，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字狱”还只是个别现象，到雍正时则成为一种普遍的“製度”。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得最为疯狂的人物则是乾隆皇帝，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文字狱导致明末可以和春秋时代相比的晚明思潮在清代终结。知识分子不敢发表独立见解而是钻进故纸堆去考究古书，这就是所谓的乾嘉学派。　

清朝皇帝为打压汉人反清复明运动与防止散播不利皇帝的讯息，屡兴文字狱以控製士大夫的思想。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小人造谣所为。较大规模的文字狱甚至可以牵连成千上万人受害。柳诒徵称：“前代文人受祸之烈，殆未有若清代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蕩然无存。……稍一不慎，祸且不测。”。顺治四年（1647年），发生第一起文字狱“函可案”。一位法号函可的和尚因藏有“逆书”《变记》而被逮捕，后来流放到瀋阳。顺治末年又发生庄廷鑨明史案，并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清朝诸例文字狱中，有名的有康熙时期的南山案、雍正时期的查嗣庭试题案和吕留良案等。

具体事件

危害

清代文字狱 清代文字狱泛滥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

（1）给思想文化、士人风气带来恶劣影响。龚自珍的名言“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大意是“言谈中听到文字狱就吓得立即躲远，文人着书就为生计，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读书作文动辄得祸，文人学士只好泯灭思想，丢掉气节，或者死抱八股程式，背诵孔孟程朱的教诲以求科举入仕；或者远离敏感的学术领域，远离现实，把全部精力用于训诂、考据的故纸堆中，史称乾嘉之学。

（2）文字狱败坏了官场风气。清朝官员大多数是科举入仕。作为文人，他们有可能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作为官僚，他们又是文字狱的製造者或帮凶。他们一方面不愿意自触文网，身死家破；另一方面不愿因为贯彻皇上谕旨不力，不能严究文字之责而获罪。于是他们只有向着谨小慎微、没有节操的方向发展。

(3)造成了社会恐怖，摧残了人才。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治，从而禁锢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4）一些地方官吏以查出犯忌文字为邀功之路。

弊政

圈地令

紧急圈地有三次。

第一次，1644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颁布圈地令，将凡近京各州县无主荒田及明皇亲、驸马、公、侯、伯、太监死于战乱留下的荒田分给诸王、勛臣、兵丁。

第二次，1645年九月，清廷下第二次圈地令，圈地範围扩大到河间、滦州、遵化。直隶的顺德府、山东济南府、德州、临清、江苏的徐州、山西的潞安府、平阳府、蒲州因驻扎八旗兵，这些地方的无主荒田也分给他们。

第三次，1647年正月第三次圈地，範围在顺天、保定、河间、易州、遵化、永平等42府。这三次圈地运动被圈的土地达16万余顷。

剃发令

1644年夏，多尔衮颁布剃发令。所谓剃发，是指男子必须依满洲习俗剃发：前部头发剃尽，顶发四周边缘剃去寸许，不遵令者当“逆命之寇”。

投充法

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投充法。投充法规定：

第一、允许八旗官民招收贫民役使；

第二、被投充的人是奴僕，主人可以买卖他们。

逃人法

清兵入关后，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僕。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1645年春，多尔衮颁布逃人法，下令：

第一、对逃跑的奴僕严厉惩罚，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

第二、凡窝藏逃跑奴僕的人，本人处死，财产没收；

第三、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

禁关令

清兵入关后，多尔衮就在1644年下令严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龙兴之地”垦殖。这就是禁关令。

清初满洲人倾族入关后东北人口更加稀少，满清统治者视东北为“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借口保护“参山珠河之利”，长期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

与“禁关令”相关的辞彙除了“禁关令”外，还有两个：“柳条边”和“闯关东”。

“柳条边”：为了严格执行“禁关令”，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政府不惜代价于满洲境内分段修筑了一千多公裏名为“柳条边”的篱笆墙——满洲长城，也称柳条边墙、柳墙、柳城、条子边，至康熙中期完成。从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南的柳条边为“老边”；自开原东北至至今吉林市北的为“新边”。边墙以东的满洲严禁越界垦殖，边墙以西则作为满清的同盟者蒙古贵族的驻牧地。

“闯关东”：有“禁关令”就有“闯关东”。直到历史已经进入到了19世纪，黄河下游广大地区连年遭灾，成千上万的农民破产，满清政府却禁关令依旧。于是，破产农民不顾禁令，冒着被惩罚的危险，源源不断地“闯”入东北，这就是“闯关东”的来历。

屠城

在清朝军队对于中原地区的征服过程中，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百姓如不顺从清王朝，敢于抵抗的，破城之后，大杀百姓。有名的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此外还有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常熟之屠、苏州之屠、海宁之屠、广州之屠、赣州之屠、湘潭之屠、大同之屠、四川之屠等等。

军事

八旗製度

八旗製度是努尔哈赤在女真牛录製的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民合一的製度。政治权力集中于王公贵族，重大决策由贵族共同讨论决定，是为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后皇太极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仿明朝製度设立六部，尝试逐渐削弱满洲贵族权力。皇帝尝试实行中央集权的努力主要集中于清朝前期。

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顺治帝对八旗製度进行改革，由自己亲自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形成了“上三旗”和“下五旗”，改变了以前八旗由不同王公掌握的局面，同时加强上三旗的实力，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有所削弱。

经济上由于把关外落后的奴隶製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

汉军绿营和团练乡勇

清前期清军主要分为八旗和绿营二种。八旗又分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旗设都统（固山额真），由中央八朴诩统衙门掌握，地方督抚无权征调。绿营兵，主要是清军入关后收编的明朝降军和各省改编的队伍，用绿色军旗，故称绿旗兵或绿营兵。兵种有马兵、步兵和水师。在各省者，由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等所统辖。清朝中叶以后，又有汉族地主自募自练的团练乡勇。后因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由于八旗长期由政府供养，游手好闲，不习武事，逐渐丧失了战斗力，在镇压太平军时屡败，于是南北各地地主团练武装迅速发展，曾国藩的湘军便应运而生了。还有象李鸿章组织的淮军，左宗棠组织的楚军等，这些地主团练武装后改编为练军与防军。光绪中叶后，因甲午战争惨败，防﹑练军均又改为次要的巡防队，由袁世凯编练新军，作为主要国防力量。

清末新军和海军

清末新政时，袁世凯在华北组建新增陆军（即北洋军），张之洞在南方组建自强军。到清帝国灭亡前夕，其陆军可以号称100万，但大概只有60万战斗人员，其中只有17.5万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并非所有新军均效忠清廷，部分是暗中支持革命军的。

1651年顺治帝令沿江沿海各省循明製，各设水师，此为清朝水师之始。内河防务以长江为主体，沿岸各设水师。洋务运动时期清朝才有新增海军的动作。为建立船舰自製能力，1866年清廷在福州马尾成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以沈葆祯为船政大臣。同年，李鸿章要求其江南製造局建造炮舰。1868年8月，第一艘中国製造的蒸汽军舰，“恬吉”号下水。随后的中法战争与甲午战争分别摧毁南洋舰队与北洋舰队，这也标志自强运动的失败。

大屠杀

满清大屠杀也可以称为清军入关屠城、或者满清入关暴政、清初屠城事件。实际上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满清大屠杀这一词在任何史料文献内都找不到。然而清室统一中国之战争，屠城烧杀数见不鲜，其残暴不亚于元兵入侵华夏。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大规模屠杀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之屠，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满清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满清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满清入关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极端保守估计清朝入主中原过程中人口损失5000万。

多尔衮曾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参与血洗江南、岭南地区等等，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当时清军几乎将四川人杀绝，后来不得不“湖广填四川”来进行大移民。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西北的回族和西南的苗族也被清军屠杀过。

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极端保守的估计最少也有五千万人。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五千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

满清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两亿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凈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屈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从此中国步入了半奴隶半封建製的深渊，奴性从此深深地刻在在了华夏子孙的脸上。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

四川

战争

征服与镇压

其他

1690年—1757年，清平定準噶尔叛乱之战

1758年－1759年，清平天山南路之战（大小和卓叛乱）

1820年—1827年，清平张格尔叛乱（大小和卓遗留问题）

1862年—1873年，陕甘回变

云南、陕西、甘肃、新疆等地的穆斯林也多次发生民变或起事，如陕甘回变。这些基本上以西部少数民族为主，许多都持续了十几年。与清初江南抵抗不同，此时清廷保护汉族民众免于受害获普遍支持。

经济

清朝人口大增，乾隆时期已达三亿，相对使粮食作物的产量需要更加提升。清朝採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相对发达。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製为代税役製。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製造业中心。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佔领台湾省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採银铜双本位製。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封建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清末时达到四亿以上。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封建经。于是中央集权专製体製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製约资本主义的发展。

清朝前期的100多年裏，农业生产的持续发展，耕地先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耕地面积的扩大。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耕地面积为526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以上，人口迅速地成长到3.6亿。清政府提倡各省因地製宜，採用多种种植方法，使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高产作物甘薯的种植，由福建、浙江等省推广到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经济作物桑、茶、棉花、甘蔗、烟草，种植面积扩大了，当时已经成为商品。

清朝时期，人口的大量增加主要原因是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玉米、番薯、马铃薯等多种农作物 从明代就自美洲经南洋输入。明末徐光啓的着作《农政全书》详细记述了番薯的种植、贮藏、加工法。讲到番薯育苗越冬、剪茎分种、扦插、窖藏干藏等技术，是最早系统介绍番薯种植法的着作。此后清人陈世元撰《金薯传习录》，记述了冷床育苗，包世臣《齐民四术》中记述了翻蔓技术，番薯种植技术逐渐完善。 但是番薯等高产作物也有其弱点：营养低且单一、味道差，可深加工的价值少。作为一时的救急尚可，长期为主食必然导致人营养不良，“面如菜色”，身体貭素大幅下降，也必然影响人的正常智力发育。

农业

清代的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民田两大类。清朝入关后，1644年顺治帝颁布圈地令。有主与无主地被满人圈佔，统称“官庄”。大量农民不得不弃家逃亡，或者沦为新主人的奴僕。圈地主要执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顺天、保定、永平、河间四府最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废止而终。至于全国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称其为“更名田”，分配给无地农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佔。据统计，这种土地的总数不下二十多万顷。清代也拥有不少屯田，屯区多在新疆等边疆地带。清帝推行令民垦荒的政策。使得华北、华中地区先后着令準垦，一些边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湾省等省于清朝中叶先后实行开垦政策，而东北地区直到清朝后期才準许大量汉人前往开垦。

清代在农业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全国範围出现高复种指数并且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从清以前的一年一熟製，发展成了二年三熟製，一年二熟製，一年三熟製。耕作製的发展遍及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闽广地区，是一种全国範围的变化。清代亦是历史亩产量最高的一个历史时期：“据研究，秦汉时我国的亩产量为264市斤／市亩，唐代是334市斤／市亩，清以前亩产量最高是明代，为346市斤／市亩，清代的亩产量达到了374市斤／市亩，分别比汉代增加了41.6％，比唐代增代11.9％，比明的亩产量高了8％”。清代也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大发展时期，期间所编着的农书数量为之前所有朝代总和的2.09倍。[参 193]

水利设施

清初，在康熙时期进行的多项水利兴修。明末清初，黄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运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时大力修治黄河，任靳辅为河道总督，採用疏导和筑堤的办法将黄、淮故道逐渐修复，使这一带的农业生产在一段较长的时间裏减少水患的威胁。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于北京的永定河，使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时修筑江浙海塘也是保护农田的水利工程。清朝的耕地面积于康熙时期逐渐提升。江南、湖广与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许多，湖广更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誉称。

粮食作物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佔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佔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18世纪到19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

康熙帝曾将双季稻的栽培，推广到江北部分地区。乾隆时期，清政府提倡改革耕作方法，大力推广多熟种植。广东部分地区收获早稻以后，又插晚稻；收获晚稻以后，再种油菜或甘薯，一年三熟。江西土薄，早稻收获以后不能续种晚稻，就种荞麦，一年两熟。由于南方多熟种植的推广，每年可增产粮食60多亿公斤。清朝时候，专门从事蔬菜生产的农民增多了。北京郊区的菜农，利用“火室”、“地窖”等设备，在冬季栽培韭黄、黄瓜等新鲜蔬菜，拿到市场上出卖。

清朝粮食产量远超以往的历史时期，康熙二十四年，全国共有耕地六亿亩，到乾隆帝去世，全国耕地约为10.5亿亩，全国粮食产量则迅速增至2040亿斤。当时随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的巴罗估计，中国的粮食收获率高于英国，麦子的收获率为15：1，而当时的欧洲，粮食收获率居首位的英国也仅仅为10：1。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认为：“中国农业于18世纪达到其发展的最高水準。由于该国的农业技术、作物品种的多样化和单位面积的产量，其农业看来是近代农业科学出现以前历史上最科学和最发达者。”。

赈灾政策

清政府在各省设有常平仓，储藏谷物以应付紧急需要，其幅度远远超过前朝。同时在全国设有灾害监测网，任何地方遇上灾害，政府便会利用附近常平仓的粮食来赈济灾民，以致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没出现过严重饥荒。康熙年间的外国传教士亦对清朝的治灾手法有所赞扬。

乾隆帝多次蠲除国家赋税钱粮，赈灾救济费用，在乾隆二十年之前达到2,500万两以上。乾隆十一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共四次普免全国总计1.2亿两的赋税钱粮，次数高于康熙年间的一次。

经济作物

清朝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也逐渐扩大，促进商品经济的活跃。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地遍及全国，其中江苏、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东等地都是着名的产棉区，甚至连农业发展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输地区之一。乾隆年间，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原来不种棉花的河北一些地区，栽培棉花的佔十之八九。产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带，长江中下游的松江、太仓与通州一带，以及上海等地最大。烟草原产地是美洲，明中叶以后开始传入中国，最早的种植地区是福建。种烟草获利很高，重要产地以陕南汉中、城固，山东兖州，湖南衡阳等地为主。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湖南的衡烟、陕西的蒲城烟、北京的油丝烟、山西的青烟、云南的兰花烟、甘肃酒泉的水烟（又名西尖），均负盛名。清朝前期，甘蔗种植遍及东南沿海各省。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甘蔗，往往上千顷连成一片，远远望去像芦苇一样，台湾省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甘蔗产地以华中、华南为主，江南、四川与台湾省等地的製糖业非常发达。蚕桑业以江苏浙江的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和广东的广州最为发达，已成为当地农民的重要生产活动。清代经济作物的发展，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原料。

手工业

清朝的手工业在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至乾隆年间，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地的丝织业都很发达。江

南的棉织业、景德镇的瓷器都达到历史高峰。手工业分成官营与民营，由于工匠实行以银代役，所以顺治二年就下令废除工匠製度，官营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渐衰落。民间手工业兴盛，例如云南民间炼铜场十分发达。苏杭一带民间丝织中已有不少具有专门技术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僱用。

製瓷业与纺织业

瓷器製作技术改进，产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镇瓷窑所烧造的御瓷产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时，一年之中生产十数万件御器。玻璃製造有较大的进步，清宫玻璃厂能生产透明玻璃和多达十五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丰腴美观。丝织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产的重要提花品种有妆花纱、妆花缎、妆花绢等。广东的“女儿葛”是广东增城的少女用一种葛藤的丝织成，质量极优。当时的棉织业以松江最为发达，技术最好，而染色、踹布业则以芜湖、苏州为最先进。

劳僱关系

清朝劳动者与僱主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买与卖来体现的。不仅全部劳动成果全归僱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参 205]。在这些行业中，劳动者的工资是“按件而计”的；而且按照工匠技术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简论定工价。劳动者所得的工资，已经是根据劳动的熟练程度来规定。劳动者也比过去有较多的自由。例如苏州丝织业作坊中的劳者，“倡众歇作”，要求增加工价，可以“另投别户”，追寻较好的待遇。

商业

清代城市工商业者的地位相对改善，明代以来匠人对国家人身依附的“匠籍”製度随之瓦解。国家对民营瓷窑、纺织工场及採矿等进一步放宽限製。大小城市各类作坊林立，苏杭的丝织，松江的棉纺织，景德镇的製瓷，佛山的铸铁等业名扬天下。在明清时期的农业和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很发达，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由于农业中商品性生产扩大，农产品越来越多地变为商品，出现许多专门化的经济作物地区，为手工业生产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应消费者。例如养蚕地区为调剂桑叶的供需，出现专卖桑叶的“青桑行”和“叶市”。一些经济作物如蔗糖行销国内外，茶叶于十八世纪输出激增。粮食作物除大量供给城市居民食用外，还有不小的部分用于酿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这些产品自然都是为供应市场而生产的。

商业城市

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商品流通範围的扩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业市镇的兴起和发展，例如汉口镇和朱仙镇就是位处交通枢钮点而兴起，而佛山镇和景德镇专司生产如丝绸、瓷器等高价值产品的城镇。至嘉庆年间，这四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其他兴起的尚有于江泾、震泽镇等等。许多重要城市如北京、苏州、江宁（今南京）等地，也更趋发达。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万，一切生活所需，都从商业渠道取得，不能一日无贸易。当时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说法：“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北京），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

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基础，扬州、苏州、南京、杭州、广州、佛山、汉口、北京，成为全国八大商业城市。中小城市星罗棋布。

人口

明末清初，因为流寇扰乱、清兵入塞、入关战争与三藩之乱的关系造成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而饥馑、瘟疫使得中国人口又一次的急速下降。史学家葛剑雄认为明清之际人口的跌幅估计可达40%，从崇祯元年（1628年）以来平均每年下降19%，至顺治末年达到谷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人口隐匿数量远大于人口损失数量，而真正人口损失最大的时期就是入关战争的战乱时期，以及各种的灭绝性屠杀如清军屠川。康熙二十年（1681年）后，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并佔领台湾省，经过康雍乾获得长期的休养生息，人口得以迅速增加。清初人口数量未明确，史学家姜涛估算康熙十九年（1680年）前后，人口成长到1亿；赵文林推估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超过1亿。到乾隆时期，全国人口正式突破2亿，到鸦片战争前夕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又猛增到4亿。清朝人口的成长一反中国人口过去的波浪式成长型态，呈现斜线上升。19世纪时，清朝因为太平天国的起事、捻乱与回乱等战乱损失不少人口；光绪年间又发生不少天灾，光绪三年山西、陕西发生旱灾，因饥荒与暴乱而死的人达一千万以上。最后加上海外移民风气日盛，因此到清朝灭亡时，中国人口维持在4亿3千万多人，与道光年间的人口数差不多。

大屠杀

满清大屠杀也可以称为清军入关屠城、或者满清入关暴政、清初屠城事件。实际上由于受到文字狱的影响，满清大屠杀这一词在任何史料文献内都找不到。然而清室统一中国之战争，屠城烧杀数见不鲜，其残暴不亚于元兵入侵华夏。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大规模屠杀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之屠，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清兵转战烧杀37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满清统治者的大屠杀，使得中国很多地区“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鲁迅评价说：“清军入关屠尽明朝汉人的骨气廉耻。”大明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是大抵顺服的“奴才”。满清的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其实东方落后于西方，正是始于明朝的灭亡。满清入关大屠杀死亡人数之多是中国历次改朝换代之最，极端保守估计清朝入主中原过程中人口损失5000万。

多尔衮曾发布“屠城令”，并带领大军参与血洗江南、岭南地区等等，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当时清军几乎将四川人杀绝，后来不得不“湖广填四川”来进行大移民。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杀，西北的回族和西南的苗族也被清军屠杀过。

即使说清初也存在同样的人口瞒报现象，估计满清入关后，人口的减少，极端保守的估计最少也有五千万人。如果再考虑人口出生的因素，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五千万人民丧生，最多可能超过一亿。

满清大屠杀是野蛮民族对先进文明的残酷破坏，其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必将受到全人类的唾弃。清军在中国各地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导致中国人口锐减，绝大部分有气节的汉人都被屠杀殆尽(使中国人口从明朝后期的两亿多减至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凈减十分之九以上！)，留下了少许亡命天涯的忠义之士和委屈求全的少部分百姓，还有卖祖求荣汉奸，从此中国步入了半奴隶半封建製的深渊，奴性从此深深地刻在在了华夏子孙的脸上。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痛苦，亦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明朝中后期以经方兴未艾的资本主义萌芽。

四川

移民潮与华侨

由于中国长年的战乱与屠杀，产生许多真空地区，而后又因为人口大量提升，使部分省份人口过剩，这些都带动移民潮。例如明末领有四川的流寇张献忠，他于1646年兵败退出成都时，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40万人的成都只剩下20户居民，人口从至少三百万一度锐减到只有八万人[参 179]。后来清廷推动以湖广、陕西等各省人口填补四川地区，史称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移民四川的趋势历经一个世纪，四川无疑是最大的一个吸收过剩人口的地区。清廷为保护其发祥地东北地区，于奉天（今辽宁省）设立柳条边以禁止汉人向北移民。然而华北地区的贫民仍然为了生计偷偷移民。鹹丰光绪年间，清廷考量俄国与日本有意染指东北，逐渐开放移民东北，并且在日俄战争后完全开放移民。福建与广东各省因为山多人狭，又靠海，许多人口移民海外。台湾省早在荷西统治时期、明郑时期就获得闽南、粤东的移民，约有十余万人。清初因为防止如朱一贵事件等动乱发生，曾严格限製移民台湾省。同治末年发生牡丹社事件，日军一度侵台，这使得清廷积极开放移民台湾省。到台湾省割日前夕，已经有三百数十万的移民人口[参 179]。早在十五、六世纪，闽粤人民就时常移民泰国、马来西亚与印尼等东南亚地区，这些海外华人还建立兰芳共和国。鸦片战争之后更多华人移民海外，主要以东南亚地区、美国西部、加勒比海群岛为主[参 66]。清朝灭亡时，海外已有七百万的华侨。

永不加赋与摊丁入地

康熙后期，经过长时期的休养生息，社会已日趋安定，但人丁与地亩的载册数增加迟缓。一方面由于土地与人口的清查不够彻底，再者也由于地主以多报少之故，贫民迫于赋役的繁重而相率逃亡，人丁的统计并不确实。康熙帝为确实掌握人口数，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册人丁数作为全国征收丁银的固定总额，以后新增者为“盛世滋生人丁”，从中央到地方均不得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税。但除补不易，弊端又无法避免。所以採取摊丁入地政策，废除人头税（丁税），并入土地税内。这使得无产者没有纳税负担，而地主的负担增加，对于清朝人口的持续增加、减缓土地兼并、以及促进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作用。

普查

乾隆六年（1741年），户部有感于人口的成长，有必要对人口登记製度加以检讨，并彻底改变户口统计与管理製度，以掌握人口真实情形。然而却遭到廷臣苏霖渤等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实施人口普查对维护统治没有实质意义，各省户口殷繁，“若每歳清查，诚多纷扰”。到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湖北东部发生灾害，由于赈济的人数超过地方登载的户口总数，经过清查发现，有些县份在每年上报人口数都含混交代。乾隆帝大怒，要各省督抚全面展开人口清查。隔年，保甲严格执行人口普查製度，共增加43,534,131人，此后全国各省人口数较以往更接近实际人口数。人口查报也成为保甲的一项重要职责。无论在乾隆四十年（1776年）前后，人口统计都限于各省。而且京师顺天府、八旗、黑龙江、新疆、蒙古、西藏、台湾省、云贵川广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等并未列入户口统计中，不管何时见于官方记载的人口均低于实际人口数。葛剑雄以为乾隆四十一年至道光三十年的户口统计数基本上是较可靠的。

文化

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而满清却盛产奴才。奴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的，哪来的人格和气节？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两百六十年啊，中国竟无一个真正的人，奴性被破天荒得发扬光大深入骨髓。

清朝这个专製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直至现在，还有那麽多贱骨头，自己不行，却认为祖先和文化有问题。漠视那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

儒学

“刘师培说“清代之学，迥与明殊。明儒之学，用以应世，清儒之学，用以保身”“章太炎也说“宋明儒者多耿介，清儒多权谲”清朝统治者是通过把程朱理学钦定为官方学说，以达到垄断对程朱理学的解释，来阉割程朱理学，并进而阉割士人精神的目的，而吕留良恰恰是还原程朱理学的精神内涵，这是从根本上击中满清统治者的要害，从思想基础上威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也就难怪满清统治者对其恨之入骨，视若虎狼了。真诚信奉程朱理学者受到杀戮迫害，而那些把程朱理学歪曲成为替满清服务工具的奴才却受到满清统治者的竭力褒扬。

清朝吸取了教训，通过种种努力，把道统收到皇帝手中。实现道统和治统统一的王朝，历史上，只有满清一个。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不新鲜，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读书人熟读八股，只为科考得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麽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影响有限。)

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更别指望他们像明朝官员那样和皇帝争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製衡皇权的王牌。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製的王朝（很多人以为：其他朝代也是这样的，因而大骂自己的祖先。把清朝的做为扩大到5000年的历史，是不对的喔）。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奴才需要的是听话，不是才干。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扬儒道造成的。这种失去，是满清造成的。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难以想象。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孔子也成了满清的替罪羊。悲哉。

文字

古人对汉字的简化，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但随着满清的统治，汉字正字法出现了复古的趋势。清朝把八股文的格式、语气、用词的规定都详细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也对用字作了极为严格的规定，明确宣布，只许用“正体”字，不用“俗体”字，违者严办。1874年，龙啓瑞奉谕作《字字举隅》一书，一个字一个字的辩正科举考试用字，堪称清朝字型复古的典型。而乾隆为《四库全书》钦作的《辩正通俗文字》中更公开说：“俗者，承袭鄙俚……断不可从也！” 满清在文字上的复古政策，只是把印刷字型视为“正体字”，视手写字型称为“俗体字”。给文化普及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民国初年的着名学者钱玄同先生曾严厉斥责满清的文字复古政策：“……这样是正体，那样是俗体，狺狺不休！其实他们全是不认识古字的！”

语言

400多年前，也就是明朝末年，义大利的传教士利马窦记录了当时的北京话，当时的北京话有大量入声字，没有zh、ch、sh等翘舌音，这说明当时的北京话不是如今的北京话或者国语。

满清在入主中原的初期,曾将保持"国语骑射"作为维护统治的一项基本国策,要求满人说满语写满文,并在北京城内设立学校,意在推广满语满文,但由于满语是一种北方民族的语言，满人草原、丛林的原始生活以及满族短暂的历史文化局限了满语的成熟水準，至入关时满语仍旧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它的发音和文法都十分的原始不成熟,辞彙量更是少。满人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却不得不面对要使用语言的生活政治现实。

北京城裏的很多东西，小到一种普通动植物、建筑、日常用品等,大到宏伟建筑和旖旎风景,用满语都无法表达。满语也难以满足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在满人和汉人之间是这样，在满人跟满人之间也同样无法把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东西表达清楚，至于象汉人的建筑工程用语、艺术语言、医学及其它科技用语等高级语言使用则更加无法表达，当时的情势是满语在北京面临无法交流的危机。

此时，面临着如何统治汉人这个大难题的八旗贵族，又遇到了一个比汉人的抵抗更为头痛的问题--语言危机。征服可以使用屠刀，统治就不能只用屠刀了，为了巩固统治满足政治需要乃至生活需要，满人迫切的需要一种能够很好的表述自己想法的语言，想在短时间内改良丰富满语显然不现实。

至此，学讲汉语成了满人唯一的选择，于是八旗贵族们开始他们邯郸学步的模仿历程。小至为了自己日常生活的表达，大至为了统治中国的政治需要，满人都迫切需要一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周围生活的语言。因此，套用北京汉人的语言（包括辞彙和语音）成了唯一的选择，满清这种虚心学习,绝对不是他们所鼓吹的推崇汉文化，实在是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无奈之举，是一种"工作需要"，完全属于不得已而为之。

国语是从北京内城绕过北京外城直接向全中国渗透而形成满清的“国语”的，所以，北京的外城话并不是真正的“国语”－－国语，虽然“外城北京话”一直受“内城北京话”的影响并不断演变，但是，正如北京的内城贵族和外城平民百姓是两个互不相容的两个社群一样，“外城北京话”和“内城北京话”是跟阶级差别一致的互不相同的两种语言。所谓的“北京话”一直是两种：“外城话”和“内城话”，而各地方所称谓的“北京话”实际是指“内城话（即mandarin）而不是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外城汉人所说的“北京话”实际是对中国其他方言没有影响的小语种。

圣谕广训

雍正年间，颁布“圣谕”，成立“正音书院”，把《圣谕广训》作为教材，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俞正燮《癸巳存稿》之“官话”条载:“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着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两省的乡试要求考生必须掌握官话,有时学政还要亲自面试学生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然而实际收效甚微，据清末探花商衍鎏说:“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製,广东则更无闻矣。”(见同治继修《南海县志》)甚至到辛亥革命后，广东高等师範学校(前两广优级师範学堂)还闹出这样的笑话:“外省教习以不谙方言,教授不便解职去,自是本校各科教习,悉乡先生矣。”于是福建、广东两地语言得以保留。

康熙字典

满清统治者对文化思想控製异常严厉，康熙、乾隆之时代，我汉人犹有仇视满洲人之心思，彼乃集天下名人，名为此三书（《佩文韵府》也，《渊鑒类函》也，《康熙字典》也），以借此销磨我汉人革命复仇之锐志焉。一般学者多被迫从事与现实无关的古书整理和考证工作，所以，汉语语言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学者也大都比较保守，所以在编辑用于正音的汉语字典和汉语韵书时尽量保留古汉语成分。《康熙字典》就保留了入声系统和分尖团音。

文学

清初的作品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感情，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战斗性；清中叶以后，由于统治者高压与笼络相结合的政策，使作品丧失了反清和反封建的意识，而流于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清代小说在明代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也是我国文言小说创作的高峰。它集志怪、传奇之大成，思想敏锐，内涵深厚，具有独特的创造性。清代的长篇小说则产生了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讥讽现实的《儒林外史》、《镜花缘》，世情小说《醒世姻缘传》、《歧路灯》和《红楼梦》。清朝的诗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不大。早期，纳兰性德的《饮水词》为后人称颂。乾隆皇帝酷爱作诗，他的《御製诗五集》共41863首，但很少有佳作。 被成为“诗界革命”的诗歌改良运动产生于戊戌变法前后，其代表有黄遵宪的诗，其余如谭嗣同、唐才常、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均有作品。

艺术

书法与陶艺

书法方面，晚明的帖学在清初仍然发达，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与翁方纲等人在刻尊传统的时候，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但由于帖学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而逐渐颓势。随着金石考证学的发展，清朝书法多从碑体入手，成为清朝书坛的主流。有名的有翁方纲、刘墉、何绍基与赵之谦。到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清代的陶艺发展出繁复的不透明釉上彩陶器以及素色陶器两种风格迥异的风格。

戏曲

清代戏曲在元、明戏曲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康熙年间洪异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是两部杰出的历史悲剧，它们寄托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之感，是清朝戏曲创作的最高成就。国剧被称为中国的“国粹”，起源于明朝的昆曲和京腔，形成于乾隆、嘉庆年间。国剧之名始见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的《申报》，历史上曾有皮黄、二黄、黄腔、京调、京戏、平剧、国剧等称谓。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进京后与北国剧坛的昆曲、汉剧、弋阳、乱弹等剧种经过五、六十年的融汇，衍变而成，是中国最大戏曲剧种。其剧目之丰富、表演艺术家之多、剧团之多、观众之多、影响之深均为全国之冠。国剧是综合性表演艺术。集唱（歌唱）、念（念白）、做（表演）、打（武打）、舞（舞蹈）为一体、通过程式的表演手段叙演故事，刻划人物，表达“喜、怒、哀、乐、惊、恐、悲”思想感情。角色可分为：生（男人）、旦（女人）、凈（男人）、丑（男、女皆有）四大行当。人物有忠奸之分，美丑之分、善恶之分。形象鲜明、栩栩如生}}。

建筑与园林

清朝建筑比前世变化不多，除了规模宏伟之外，作为中国建筑特色之一的斗拱日趋虚饰纤丽，几乎失去原来用途。北京紫禁城有许多大型色彩丰富的砖石建筑。历代帝陵无寝，自明太祖开始方有明孝陵。清朝分别建有位于辽宁沈阳的盛京三陵、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与河北易县的清西陵。清代园林艺术以圆明园为代表，融合江南名园佳景与欧洲义大利楼房花园，被外国传教士誉为“万园之园”。清朝提倡藏传佛教，分别于奉天、北京与五台山兴建大喇嘛庙。康熙帝也于热河承德兴建仿西藏布达拉宫的承德避暑山庄，供游猎避暑的住所。

绘画

清代的画坛由文人画佔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在艺术形式上翻新出奇，并涌现出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清初朱耷、石涛的山水花鸟画，中期的“扬州八怪”，清末任伯年，吴昌硕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均对后人有很大影响。清朝画坛由文人画佔主导地位，山水画科和水墨写意画法盛行，更多画家追求笔墨情趣。清代山水画家有名的有“正统派”的四王（王时敏、王翚、王鑒和王原祁）、吴历与恽寿平，合称“清初六大家”。其中恽寿平创造不用墨线勾勒的没骨花卉画法，承自北宋徐崇嗣之没骨法，又加入创意，蔚为清代花卉画宗师，颇为后人所效仿，形成以恽寿平、邹一桂为首的常州画派。然而正统派的绘画与元明两朝相比，其水準水準一般，大致上总不脱临摹的陋习。不过清初绘画仍有翻新出奇、流于怪异之处，比如清初四僧的“遗民派”画家（八大山人、石涛、渐江与髡残）以及“金陵八家”的龚贤、樊圻、高岑、邹结、吴宏、叶欣、胡慥和谢逊等人；雍乾之际以金农、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清朝的宫廷画院以义大利的郎世宁、最着名。受到西洋画的影响，清宫廷中的画家如焦秉贞、冷枚等人受西洋画影响。清末时期，任伯年、吴昌硕、居廉的仕女花鸟画及杨柳青、桃花坞和民间年画如《莲生贵子》、《鱼跃龙门》等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

借修书毁书改书

鲁迅先生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裏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麽，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鹹、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着作，都成为禁书。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中华的历史和智慧都在古书裏）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汉字。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中华文明被毁灭的同时，清王朝也失去了强盛和进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据说个个勤政，却落了个丧权辱国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恐怕是满清前期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没过多少年，整个清王朝就成了，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叠加起来的德性了。直到现在，也没好到哪裏去。

《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国文化最黑暗的年代。现在清朝宫廷戏颇多，都是赞美和称颂之词。每每看到这裏，心裏就泛起悲凉。多少人因此对历史造成错觉，其影响和后果，唉……

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满清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为的就是不让明朝的真实记录留传下来。一些可以丑化明朝的东西却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这就是大家误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时真亦假。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相信，这个朝代是前朝不可企及的盛世，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圣君。满清篡改捏造历史的本领，实在是前无古人。汗一个……抗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满清如出一辙。日本人说过：征服中国不必在乎手段残酷。因为征服中国后，东条英机就不再是屠杀者，而是中国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看来日本人确实深入的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再汗一个……

科技

清朝科技虽有成就，但是从清初渐渐落伍。也没有让科技知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起什麽作用，大多是坐而论道、禁中清谈。

医学

乾隆时官修的《医宗金鑒》九十卷，征集了不少新的秘籍及经验良方，并对《金匮要略》、《伤寒论》等书作了许多考订，是一部介绍中医临床经验的重要着作。清代名医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着有《医林改错》一书。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髒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髒的解剖研究，绘製成《亲见改正髒腑图》二十五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地理

康熙时，曾组织人力对全国进行大地测量，经过三十余年的筹划、测绘工作，製成了《皇舆全览图》。这部地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的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最后在《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根据测绘的新资料，製成了《乾隆内府皇舆全图》。在这份地图裏第一次详细地绘出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农学

清代的农书约有一百多部，尤以康熙、雍正两朝为繁盛。有《钦定授时通考》《广群芳谱》《补农书》等着作。

其中大型综合性农书《钦定授时通考》，是乾隆二年（1737），由乾隆帝弘历召集一班文人编纂的。全书规模比《农政全书》稍小。因是皇帝敕撰的官书，各省大都有复刻，流传很广，国际上也颇有声名。

铁路

清朝末年，中国的交通事业有所发展。詹天佑是个中国第一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他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工程之艰巨是当时世界铁路史上罕见的。詹天佑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减缓了坡度，降低了造价，比原计画提前两年完工。京张铁路是中国人利用自己的技术力量修成的。

民族问题

首崇满洲

作为统治族群和八旗军队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满洲人尤其被历代皇帝视为国家根本、朝廷柱石。满洲将士为清朝定鼎中原、以及之后平三藩、灭回部等战役中立下汗马功劳。故终清一代，“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根本”）是清朝的既定国策。

清朝时期，满洲子弟在政治或生活领域主要享有一下几类特权：

教育：清廷为宗室子弟特设宗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普通八旗子弟有鹹安宫官学等八旗官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等；

科考：除科举之外，另有笔帖式供满洲子弟进入仕途；

补缺：清朝高级文武官职一向有满（旗）汉缺之分。满洲人可任汉缺，反之除个别情况外，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律法：清代满汉（旗民）不同刑。例如正身旗人犯充军、流刑罪者有免发遣以枷号代替的特权。此外，旗人司法权也独立于民人之外。如驻防旗人触法不归当地督抚管製，而由该地区驻防将军、都统负责。京旗子弟由步军都统衙门处理、宗室则由宗人府全权裁决。

生活待遇：清廷分拨满洲子弟以旗地，免赋税。旗地受国家保护，不得私自买卖。除了旗地之外，清廷还负责分配房屋以供居住。此外，满洲子弟未成年者有养育兵政策，按月可得一定薪资。

隔离居住：清廷在全国各处八旗驻防地均设定“满城”供兵丁居住，汉人不得随意出入满城。东北满洲故地无满城之分则设定柳条边，防止汉人进入“龙兴之地”。

清朝初期和中期，推行民族牢狱式的统治。在经济上把关外落后的奴隶製带入中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强抓人作奴隶，以供八旗子弟白白吃饷，他们常年寄生虫般的生活造成了清朝武力的退步（乾隆视察八旗军发现他们驰马坠地，箭箭虚发）也使得清朝越来越依靠汉族军兵。过份安逸的生活终使满洲人的风俗从骑射民族的勤俭朴实变为奢华糜废，以至于可用于国事之人越来越少。随着国力日衰，清政府对满洲人的生计问题已然鞭长莫及。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民国建立，“首崇满洲”之国策也随之寿终正寝。

蒙古政策

清政府对内蒙古地区实行特殊管理。一方面以联姻来笼络蒙古各部首领，以宗室女外嫁各部首领及其子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製”，亦即盟旗製度。

按照这种製度，原蒙古各部称为盟，是内蒙古地区最基本的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为世袭之职位。旗下设佐、什，受旗长管製。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多选旗长中势力大、威望高、与中央关系亲密者任之。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当时主要有哲裏木、昭乌达、锡林郭勒等盟。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中央理藩院的管理。另外，在内蒙古地区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率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製。但各都统、将军不干涉行政事务。

清王朝统一了蒙古各部后，对蒙古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不再成为朔方边患的势力，又要笼络其奴隶主们统治蒙古族人民，使蒙古成为清政府统治全国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不设防的屏障。包括在蒙古大力扶植推广喇嘛教，有效的收服了人心，维护了蒙古地区安定局面。

汉族政策

汉族人口佔绝对优势，满清极为重视处理汉族问题。通过大屠杀消灭了敢于反抗的忠义之士，让恐惧使剩下来的人诚心接受统治。通过大兴文字狱消灭先进知识分子，毁书改书準备从文化上彻底征服汉族人。这些已经在以上已经介绍过了，下面介绍除此之外的两项政策。

汉臣与汉军八旗

满清为夺取和巩固对全中国的统治，除起用範文程、洪承畴等汉族民间精英外，在入关过程中先后招降了前明军将领吴三桂、李成栋、尚可喜、耿仲明及其统领的汉族军队。后因其叛乱而由康熙剪除其中三个主要的藩王，被称为平三藩。带兵收复台湾省的施琅也是汉族前明军官。

清政府为了长久统治中国，大力尊崇儒学，按历代汉族王朝传统开设科举，从中选拔士人以赢得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预防反抗。清廷任用的汉族官员林则徐曾从英国人手裏收缴鸦片近2万箱约237万余斤。于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海滩上当众销毁。晚清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族重臣在平叛太平天国及洋务运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甲午战争后清廷实行新式练军，亦以汉族官兵为主。其中如袁世凯、留学普鲁士学习军事的段祺瑞、冯国璋、 留学日本的王士珍，及黎元洪均在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作用，并成为后来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核心人物。

清太宗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变努尔哈赤对汉人的政策，释放掠夺来的汉人奴隶，编庄别居，将加入汉军八旗的明朝官员或后金提拔的汉人官员来管理。1633年皇太极下令从所属的满洲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十名抽出一名，组成一旗汉军，这是皇太极组成汉军的开始，并成为汉八旗的前身。

随着军队的发展，崇德二年（1637年），即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大清的第二年，又分汉军旗为两旗。又过五年，崇德七年（1642年），把汉军扩为八旗。至此，汉军八旗正式出现，成为清朝三军之一。所使用的旗帜和满洲、蒙古相一致，即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由于汉军编成八旗，所有旗下成员都是旗人，也称汉军旗人。汉八旗中的原汉人后代与满人同样享受世袭待遇，亦有很多世袭佐领之职。汉军旗人在司法上和满洲旗人一样，与民人同罪不同罚。乾隆年间，由于财政原因，汉军八旗曾大量出旗为民，仅剩在后金时期便跟随满洲统治者汉军勛旧之后。到宣统末年，汉军旗人共有21596人，约佔旗人总数的6%。

剃发易服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衣冠服饰。《孝经》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汉人成年之后就不可剃发，男女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顶。满族的发型与汉人迥异，该族男子把前颅头发剃光，后脑头发编成一条长辫垂下。汉人的服装汉服以交领、右衽、无扣等为主要特色，满装的主要特点是立领、对襟、盘扣等。

清朝由居于中国东北的满族人建立。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在关外已然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对被征服的汉人一律强令改变发式、更换服装，投降的明朝将士也必须剃发易服，作为臣服的标志。

清军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于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后，汉臣孙之獬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于是，多尔衮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族人民为保护世代相承的文物衣冠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斗争。清朝统治者对此进行了暴力镇压，例如1645年发生的嘉定三屠事件即与“剃发易服”有关。此起彼伏的斗争历经几十年，最终结果是满族封建统治者取得胜利，汉族大部分生者都剃发结辫，改穿满族衣冠；坚持不愿改换衣冠者要麽被杀，要麽逃到海外，要麽遁入空门，带发修行。

清朝满族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的原因：一般认为，满族统治者希望通过剃发易服来打击、摧垮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上层人士的民族精神，保持满族的统治地位，保持满族不被汉族同化。后来的历史表明，满族统治者的这一措施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汉人逐渐淡忘本民族服饰，习惯了满族的发式和服装。到辛亥革命推翻清帝国，号召民众剪去辫子时，仍然有许多人不愿意剪，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害怕剪去辫子后被官府杀头，可见“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对汉族影响极深。

“剃发易服”是清初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针对当时各地汉人的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当时的陈名夏曾说过：“免剃头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然而不久他就因为说了这句话而被满门抄斩。

在今天满族服饰经过改良成为旗袍、马褂，被很多人认为是汉族传统服饰，很多汉人忘记了汉服，这一点令人感到痛心，汉族现在成为没有民族服饰的民族。有些汉族人看到汉服却认为是和服、韩服。可见“易服”依然深深影响着今天，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开展汉服复兴运动。

小心提防

面对泱泱中华时，心理弱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汉人变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们统治。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汉人习惯了当奴才，他们才能放心做主子。国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这样被满清种植的。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满清政府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裏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满清贵族说过"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藏政策

清朝对西藏管辖的三大有力举措是册封製度、驻藏大臣和金瓶掣签製度。

册封製度

清朝初年，五世达赖来京朝贺，顺治帝隆重接待并正式赐予他“达赖喇嘛”的封号；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製。

设驻藏大臣

1727年，清政府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与达赖和班禅共同管理西藏；驻藏大臣的设定，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的加强。

金瓶掣签製度

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达赖、班禅转世的监督和任授权力。此乃清王朝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製，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一製度一直延续至今。

乾隆年间。清政府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确定了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的平等地位，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清政府振兴西藏经济的措施有改革乌拉、租赋、钱法、贸易製度;活跃民族贸易;创报、兴学、发展农牧工矿业和加强交通、邮电事业的开发等。

西南土司

土司製度是在唐宋时期羁縻州县製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其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承认各少数民族的世袭首领地位，给予其官职头衔，以进行间接统治，朝廷中央的敕诏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但有些土官以世袭故，恣肆虐杀百姓，为患边境，“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

清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中央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雍正四年（1726年），鄂尔泰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即由中央政府选派有一定任期的流官直接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务，“改流之法，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其投献为上策，敕令投献为下策。”，“製苗之法，固应恩威并用”。

外交

外交机关

清朝在近代以前并没有正式的外交机构，因当时清廷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不愿承认与四周国家的平等关系。清朝的外交按照对象的不同，分由礼部、理藩院、内务府与公行製度负担外交事务。六部的礼部负责对日本、朝鲜、琉球与东南亚各国外交或朝贡事务，以维系朝贡体製。理藩院负责交涉东亚内陆如内外蒙古、準噶尔、西藏、俄罗斯帝国等事务，主要防止边患形成。其编製与六部基本相同，官员大多由满族、蒙古族人担任，汉人只能担任堂主事、校正官等少数官职。内务府除管理本身内廷事务，也管理欧洲来华传教士、宗教使节团的事务以及国外贸易的传运征收特别税。公行製度负责西洋各国如葡萄牙、荷兰、英国等贸易关系（在清朝来看仍为朝贡），限製于广州一地，又称广州製度。

鸦片战争开啓了中国近代史，清朝对外关系转向被歧视。由于缺乏正式外交机构，为西方国家不满，在《天津条约》就有要求外国公使进驻北京，这使得中国正式开始面对新的外交情势。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专门负责对外关系；然而，其地位逐渐被1870年成立的北洋通商大臣所取代。直到1901年的清末新政，将总理衙门改製为外务部后，才得以统一负责对外事务。

藩属国

清朝的藩属国方面，早在皇太极与康熙时期就有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即越南）、南掌（今寮国）、暹罗（今泰国）、缅甸以及南洋群岛的兰芳共和国（高棉被安南与暹罗瓜分，吕宋与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西南喜马拉雅山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乾竺特与拉达克等国。

海禁与海外贸易

清朝建立伊始，清政府为禁止和截断东南沿海的反清势力与据守台湾省的郑成功部的联系，以巩固新朝的统治，曾五次颁布禁海令，并三次颁布“迁海令”，禁止人民出海贸易。1683年清军攻佔台湾省后，康熙接受东南沿海的官员请求，停止清初的海禁政策。但是康熙的开海禁是有限製的，其中最大的限製就是不许与西方贸易。康熙曾口谕大臣们：“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鸦片战争前美国和英国两个航海大国的船舶总吨位的总和一度逊于清朝，当时中国沿海商船总数约在9,000至将近10,000艘之间，约有150万吨。加上其他种类的船舶，全国总有大小江海船舶20多万艘，总计400多万吨。而在1814年，英国全国有大小21,500多艘船，共240万吨；美国在1809年全国有船舶135万吨。

西风东渐

18世纪，欧洲各国普遍流行中国风尚，当时欧洲人对中国普遍持正面和向往的态度，例如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父”的法国啓蒙时代思想家伏尔泰就曾高度赞扬当时在位的乾隆帝及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不过与此同时亦存在不同的声音，1792年外交失败的英使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就包含批判性的看法。马戛尔尼吃惊地发现，欧洲的技术奇迹并没有给接待他的中国官员留下任何印象，他和随行人员展示架在炮架上的加农炮时，陪同的官员表现出一幅不屑的样子，称这些东西在中国不稀罕。

有学者指出在乾隆以后，清朝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一开始是四口通商，到后来只有广州开放对外通商，且由十三行垄断其进出贸易。当时西洋的科技发展蓬勃，渐渐地超越奥斯曼帝国为首的伊斯兰世界和以清朝为首的东方世界。

英使马戛尔尼曾向清朝提出六项要求，当中包括：

要求英国货船能到浙江、天津等地收泊；要求在北京设立商行；要求在珠舟山佔一岛屿，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要求在广州城划一地方居住英国人，或者居住澳门之人出入自便；要求準许英商从广东内河航行澳门，货物不纳税或少纳税；要求确定关税条例。

乾隆帝随之复书批驳英国使臣的要求，信中有妄自尊大的一面。清廷为了防止澳门被霸佔的情况重演而限製英国只能在广州一口通商，其他国家仍然可到四口通商，并无任何限製。广州海关以外的江、浙、闽三个海关依然对外开放。

签订条约

自19世纪以来，经历一系列失败之后，清廷在列强的威迫下，前后被迫签定许多不平等条约。据统计，中国近代签定的不平等条约共有343个，其中四十多个条约影响较大。清朝在西方国家的威逼下通过开放租界口岸，允许外国人来华经商等割地手段来达到和解。致此中国开始向近代过渡，清廷在被迫开启国门的同时也丧失中国大量领土的管辖权。甲午战争后，列强鑒于清朝失去自卫能力，纷纷瓜分中国，中国变成半殖民地。由于受到西方乃至日本的侵略以致割地赔款，中国人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也骤然下降。但与此同时也激发自强运动等改革措施使西方的科技、文化以及民主宪政思想传入中国，并为随后的辛亥革命提供发展机。

国旗与国歌

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一样，本来并无法定的国旗与国歌。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力开启清朝国门，清朝逐渐引入西方国家的一些概念，其中就包括国旗与国歌。晚清重臣李鸿章在同西方国家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严悬挂国旗，而中国却无旗可挂，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于是上奏慈禧太后，提出在外交场合中需要有代表中国的旗帜，请求颁製国旗。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认定“黄底蓝龙戏红珠图”（即俗称的“黄龙旗”）为大清国旗。这是中国历史上正式确立的第一面国旗。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清朝曾先后使用《普天乐》、《李中堂乐》、《颂龙旗》作为其半官方国歌或代国歌。1911年，清政府将《巩金瓯》定为正式国歌。不过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巩金瓯》后来没有流行开来。

国籍法

古代中国只有完善的“户籍”製度而无明确的“国籍”规定，是以“户籍”管理製度实现“国籍”管理功能。为了能够在保护海外华人、华侨方面能够採取法律依据，加强海外华人及华侨对大一统中国的认同，清政府于1909年3月28日颁布了针对荷兰国籍法的“出生地主义”，採用血统主义原则的《大清国籍条例》，也就是中国第一部国籍法，条例中的《固有籍》部分规定：

由于受到西方影响，清政府以“血统主义”而不以“居住地主义”的原则来确立国籍法，清政府“独採折衷主义中注重血脉系之办法”，其“血脉”亦包括中国各个民族如满、汉、回、蒙等民族。

历代帝王

（1）溥仪初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后在家属要求下移葬华龙陵园。　

历史评价

清朝（前身后金）从1616年清太祖开创，努尔哈赤1644年入关，1683年灭台西南郑氏政权，历时67年彻底征服中华。在这期间满清製造的大屠杀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加剧了满族与汉族众多南方少数民族的矛盾。清初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后来为缓和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一定恢复。美洲植物玉米、番薯、马铃薯的推广，使清末人口时达到四亿以上。清朝开疆拓土，鼎盛时领土达1300多万平方公裏。中央集权专製体製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后期，已达到三亿左右。康熙年间，佔领了台湾省，并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叶，平定準噶尔、回部，征服西域（乾隆帝改称新疆）；之后採取的一系列政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和交通，巩固了统统治，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清朝极其重农抑商，严重製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製造了数量惊人的文字狱，加强对文人思想控製，导致思想上“万马齐喑”；在编撰古籍时又大肆销毁古籍，康乾时期编纂了《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严重阉割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巩固了满人统治，削弱了汉人民族意识。剃发易服，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汉族的文化传统；给旗人寄养的特权，使其迅速腐化。统治者轻视科技和闭关锁国，，导致中国的科技极大落后西方，同时也使明朝的一些科技失传。1840年后列强的入侵，使清廷与侵略者分别缔结了大量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双重殖民地社会，人民负担更为沉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扬儒道造成的。这种失去，是满清造成的。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难以想象。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孔子也成了满清的替罪羊。悲哉。清朝这个专製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直至现在，还有那麽多不知好歹的家伙，自己不行，却认为祖先和文化有问题。漠视那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