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家

玄学家

玄学家主要以香港的学者为主，如着名的玄学大师:黄文超、林国雄、苏民峰、吴钧洋、郑国强等。

玄学内容

玄学是中国汉末、三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即"古代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到了现今多元化的社会，相学、星相学、灵异学、堪舆学、命理学已被玄学同化。所以现今的玄学家决不仅仅精通经卷、理论，反尔是海纳百川集各家之所长。

玄学简介

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老子》、《庄子》、《周易》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

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範畴都是道家所具备重视，而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

: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恆言其不足"(《三国志·锺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

: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頠、杨泉等"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

西晋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

东晋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

影响

从嵇康、阮籍、张湛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裏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凈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着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裏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说过，王充、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只是此说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佛教初传，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凈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凈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恆性的因素空前成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範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準。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东晋末年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与佛教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禅宗所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