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经历
1954年3月6日，生于南京，原籍福建省同安县，母亲作家茹志鹃，父亲剧作家王啸平，自幼受母亲影响很深。
王安忆1955年，随母亲茹志鹃迁至上海，并在上海读国小。
1970年，国中毕业后赴安徽省农村插队。
1972年，考入徐州工作，在乐队拉大提琴，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
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
1978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同年发表短篇小说《平原上》。
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
1981年初结婚，丈夫李章，结婚时为徐州某乐团指挥，后调入上海音乐出版社任编辑，曾编辑出版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1981年，因旺盛的创作欲以及无法忍受坐班时间的禁锢，旷职离开《儿童时代》到徐州写作，完成《本次列车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文学活动。
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小鲍庄》引起回响，获得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1986年应邀访美。
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
1996年发表个人的代表作《长恨歌》，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并且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此书在当当网图书中，成为畅销书，且在当当小说榜中排名第45位。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
2001年获第一届马来西亚花蹤世界华文文学奖，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最杰出的华文作家”。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11年获提名布克国际文学奖。
2013年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勛章。
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主要作品
长篇小说
《69届国中生》
《黄河故道人》
《流水三十章》
《米尼》
《纪实与虚构》
《长恨歌》
《富萍》
《上种红菱下种藕》
《桃之夭夭》
《遍地枭雄》
《啓蒙时代》
《天香》
小说集
《雨，沙沙沙》
《黑黑白白》
《流逝》
《尾声》
《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
《小鲍庄》
《乌托邦诗篇》
《荒山之恋》
《伤心太平洋》
《海上繁华梦》
《香港的情与爱》
《叔叔的故事》
《人世的沉浮》
《隐居的时代》
《忧伤的年代》
《化妆间》
《儿女英雄传》
《剃度》
《现代生活》
《文工团》
《月色撩人》
《众声喧哗》
散文
《蒲公英》
《独语》
《走近世纪初》
《旅德的故事》
《乘火车旅行》
《重建象牙塔》
《王安忆散文》
《窗外与窗裏》
《漂泊的语言》
《母女同游美利坚》
《街灯底下》
文论集
《空间在时间裏流淌》
《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
《波特哈根海岸》
《故事与讲故事》
《心灵世界》
《小说家的十三堂课》
《我读我看》
《王安忆说》
《华丽家族：阿加莎·克裏斯蒂的世界》
《王安忆读书笔记》
《王安忆导修报告》
《对话〈啓蒙时代〉》（与人合着）
《对话录》（与人合着）
影视话剧
电影《风月》由王安忆编剧。
长篇小说《长恨歌》除了由香港知名导演关锦鹏拍摄成电影外，还被拍成了电视剧，排演了话剧。
创作特色
可以说在王安忆的创作过程中始终呈现出一种倾向，那就是捕捉蕴含丰富的主题意象，用以营造象征化的、隐喻性的叙述空间，更是通过在小说中编织一连串的意象，通过意象叠加和组合的方式来结构和拓展叙述空间，使小说文本的叙述空间更富有立体感和层次感。“主题意象在作品中构建起与文本世界相呼应的象征世界，由于象征意义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它不显示精确的语义值，这就使叙述的时空淡化了作品的情节线索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造成一种虚实交错、明暗掩映的模糊风格。
王安忆而在王安忆的整个创作中，也存在着作品与作品间、作品风格间、人物之间甚至是表层结构之间的相互对应的形态，实际上这也是圆形思维在作品中的投射和表现方式，蕴含在圆形结构中对立的两极不断斗争又相互转化的运动形式，并以此对立关系为逻辑动力推动一部小说乃至整个创作向前发展。例如，从文本的表层结构上来看，王安忆惯用双层对比结构，即两个或两组不相干、相对独立的故事平行发展或交错套置在一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多义的、不甚明晰的意旨。
获得荣誉
1981年《本次列车的终点》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安忆《长恨歌》1984年《我家的男子汉》选入《文汇报》，后被摘录进国中教材
1985年-1986年《小鲍庄》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1996年《纪实与虚构》获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1996年《长恨歌》获选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1998年《长恨歌》获选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
1999年《长恨歌》获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
2000年《长恨歌》获选9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作品、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2001年 获第一届星洲日报
2001年《富萍》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
2002年《上种红菱下种藕》获中国时报开卷十大好书中文创作类、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文学类
2003年《富萍》获选「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二等奖
2004年《发廊情话》获第三届鲁迅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
2005年《遍地枭雄》获 亚洲周刊中文十大好书
2008年《啓蒙时代》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
2008年《啓蒙时代》获第2届红楼梦奖评审团奖
2012年《天香》获第四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
2013年 获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勛章
作品评介
王安忆的三恋及其他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麽。
王安忆《三恋》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也是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裏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国小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国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画'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
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国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着；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怆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王安忆《本次列车的终点》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裏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麽，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裏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裏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裏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裏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裏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麽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裏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她们触电般地接触。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裏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佔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裏，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裏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
女人尝试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採取了整天跟蹤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闢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蹤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凈凈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製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製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製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麽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麽纷坛复杂。
但不管怎样，作为王安亿来说，这几年创作还是变化很大的。1987年的“三恋”，1988年的《逐鹿中街》，1989年的《岗上的世纪），还是有着明显突变的。同样谈论的是男女问题，性问题，人的生命意识问题，但《岗上的世纪》似乎比以往作品的创作意识都显得超前了一大块。她的心理障碍正在被慢慢沖破，她不再把女人看作是一朵朵开放在家庭天地裏娇媚的玫瑰，温柔的天使，而是把女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来展现，是一个挺挺而立、活生生的有情有肉的人。以往她创作中那种'雯雯'式的文静和矜持以及在她写到性描写时那种想写魔鬼又怕魔鬼出现的犹豫彷徨，好似已经正在变成王安忆创作的历史。她开始勇敢地面对人最本能的“性”，直接揭示人性的弱点和生理欲望。“性”在她笔下描写得决不再是遮遮掩掩，而是写到欲望的高潮，该心花怒放时就让她们心花怒放起来，不是在人生外延打转转了，而是直接去写一个个鲜活着的生命。
《岗上的世纪》大胆袒裸描写了男女主人公在路边干沟裏“野合”的情景，在王安忆笔下，一个温馨的女性被赤裸裸地摆在这个男性面前，让他观赏。女主人公一时竟变成了男人眼裏的英雄，她正以一股无穷的力量向男性世界证明着女人的伟大魅力和勇敢。此时此刻幽闭恐惧与性躁狂使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被阉割的恐惧之中，在一片迷人的女性胜利姿态诱惑面前，完全跌入了欲念的深渊。王安忆只有在此时此刻才变成了一个女性作家，在她眼裏男女位置倒错，传统的男女秩序被颠覆了，传统的男人粗暴地蹂躏女性的场面没有了。在这裏，女性完全变成了动因，女人不再以一种被缺乏的人格被动地去接受，女人的性欲反客为主地将男性塑造了。女人比男人强，男人在这裏变成了无能的，缺乏的，不能满足女人的废物。
在叙事者眼裏，这个男性是以一种十分幼稚的废物出现，他哪裏还像个男子呢？王安忆在这裏完全是以颠覆男性作家语言的姿态出现，是对男性文化和父权社会直接提出挑战。
在她以往的创作中，女人从来都不是主体，这是作者的社会本能对自我的阉割。而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却明显地表现了个人创作意识的变迁，她把女性的经历作为叙事重心，这与作者本人的思想直接有关。特别是她叙事角度的一致，作者自始至终运用第三人称写作，全是用理智操作完成她的製作，这本身的变化就十分明显。她目前作主体完全是倾向于女性的，她开始意识到了妇女自身价值的可贵，首先要做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女人。她对自身人格力量的认识是深刻的，对女性自我形象认识也是清楚的。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犹豫彷徨，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附庸，女人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首先要自己承认自己，在这一点看来，王安忆真正发现了并亲身体验了人的生命存在的本质意义。所以她叙述起来就有一种绝对的俯视姿态。中国这几年改革开放无疑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开端。王安忆创作也是在这种开放中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她升华到了女性自我认识的阶段，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人的生命本能，她笔下的女性具有了新时代女性特点，这对王安忆来说肯定是个突破性的胜利。但是由于我们整个社会还未彻底摆脱强烈的父权意识，尽管女作家在真诚地张扬女性的能力，但终归无法逃脱男性社会给整个中国人在潜意识中留下的阴影。因此，王安忆也无法逃出这个社会的製约。在《岗上的世纪》结尾处，仍然是以男权秩序的恢复结束小说。女知青李小琴，在张张扬扬痛痛快快地与农民小队长经过了一番幸福甜蜜的性爱之后，还是未达到调回城裏工作的目的，她终于成了那个农民小队长的一个女人。他在她的引诱下体验了'性'的真正意义，体验了肉欲带来的生理愉悦。是她唤醒了沉睡了几代生命却从来没有体验过什麽叫生命快乐的真正意义。然而，是李小琴唤醒了那个农民小队长死一般的生命，他、她都在性欲的满足中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他、她互相创造了。真正意识和醒悟了人活着的意义，性爱的意义，男女交合的美感，七天七夜关在李小琴家的农民小队长，可算痛痛快快地在这个世界裏活过了，他、她们死也不冤了。
王安忆但是尽管如此，李小琴却无法挣脱男人权力的罗网。她是在男人的权力下活着，而且也将那麽长久地活下去。农民小队长所行使的权力，是一种男权的象征，他手裏攥着她的命运。虽然当初那个农民小队长对自己的生命活得一片模模糊糊，他从女知青身上得到了生命的再造，但最可悲的是他从此也学会了使用权力或干脆他始终就没放弃过对女人的控製欲。
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因为不管女作家如何在变幻手法地拼搏创造一番，但终究还是无法逃出强大的男性权力话语。这也就是说，尽管在王安忆笔下可以塑造出一个个对抗男性社会的女性形象，但她所运用的话语，叙事法则是男性的，这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话语和叙事法则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符号秩序是需要重新予以考虑的。
人物评价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王安忆属于那种很难‘追蹤’的作家。她的小说题材山重水复，永远看不清她的下一个裏程。（梁永安评）
当你刚刚根据她的一部新作用一个理论术语去概括它，并且自以为把握了它的时候，下一部作品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她仿佛是一个淘气的孩子，不断地在跟你玩捉迷藏。（王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