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风

中国记载

《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诸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

《晋书·五行志》云：“自鹹宁、太康之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相仿效，或至夫妇离绝，多生怨旷。”

要说中国历史上的“男风时代”，非魏晋莫属，士大夫们趋之若附，天下百姓都跟着追流行，一时之间风头甚至盖过了女色。魏晋时期，男人必须长得像美女、少妇才会被人称讚，柔婉的阴柔美才是美男的标準。

史书上记载，魏晋南北时朝的男人，粉镜不离手，走几步就要照照镜子，补补妆。甚至，当时也很流行穿女子的衣服，《晋书·五行志上》：“尚书何晏，好服妇人之服。”、“魏明帝着绣帽，披缥纨半袖。”

曹操养子兼驸马何晏，字平叔，《三国志·魏略》云其：“晏性自喜，动静粉不去手，行步顾影。” 何晏甚至还服用五石散来维持他的“美姿仪，面至白”。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记录当时的男人：“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当然，汉代时男人就有敷粉的习俗，《汉书·佞幸传》：“孝惠时郎侍中皆傅脂粉。”《后汉书·李固传》：“固独胡粉饰貌，搔首弄姿。”只不过至魏晋更甚。

汉代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清时期又复盛，尤其是清代，此风更是甚嚣尘上。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三》：“有书生嬖一娈童，相爱如夫妇。”

《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上：“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慾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给，或势劫利饵耳。”

纪晓岚：“相传某巨室喜押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买瑞丽小儿，未过十岁者，与诸童戏，时使执烛侍侧，种种淫状，久而见惯，视若当然，过三四年，稍长可御，皆顺流之舟矣……”

可以看出，之所以有人当娈童，是受人“势劫利饵”，即威势所胁，利物所诱，加之蓄意地自小使他们精神扭曲、心理变态所致。而男性之所以玩男童，除了古书上所言的“容貌、性情与女子并无二致”之外，还有图新鲜、跟风的原因。

清初，统治者吸取明朝荒淫亡国的教训，遂《大清律例》规定，文武官员嫖娼、吃花酒的要打六十大棍，拉皮条的打三十大棍。于是官员们另闢了蹊径，狎相公、玩象姑、逛相公堂子（男娼馆），狎伶之风在官员中盛行一时，巨商富贾、达官贵人纷纷买来眉清目秀的男童当男宠。

日本记载

在日本江户时代武士中娈童之风相当盛行，蔓延到庶民社会中，男色则成为一种雅癖。最突出的男色现象即众道，那些充当将军、大名乃至武士身边的侍童（即小姓）的少年，其不少实质地位就是男宠，或用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娈童”。

据说这种风气是日本僧侣来大唐取经时，从大唐学去的。十二世纪末期鎌仓幕府树立起了武士中央集权制，当时娈童癖还只是山门（即僧侣特权阶级）、贵族公卿间的上流时髦玩意，是一件“风雅”的事物，可说是某种身份象徵；普通武士是玩不起的，上层阶级享有实际上的专利权。由于当时的男人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而女眷不被允许带去参战，金戈铁马之际性慾的解决很大程度上转嫁到了身边的娈童身上，这是当时男风发生的一个很实际的客观条件。

同时，为了构建一个牢不可破的武士集团，武士之间、主僕之间的礼义忠贞观念被空前强调。娈童已经成为了主将身边最亲近的侍卫，也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防线。倘若两军对垒、白刃加身之时，能誓死护卫主将的，只有身边的娈童了，这就要求娈童们必有“视死忽如归”的勇迈与决绝，而平时的宠幸之恩情、鱼水之欢愉，怕都要在这一刻得到最激烈的体现。所以战国时代的娈童和早期流行于公卿山门身边的娈童不同，还要求有高超的武艺。

于是在战国时代，娈童之风可说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株万株菊花开”，娈童之风极普遍到了大名身边甚至有十几、二十个娈童也不希奇，德川四天王里就有两个（井伊直政和本多忠胜）嗜好此调。

这种作为娈童的侍童，身份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战争中获得战功从而提升为武士甚至战将的事例也并不少见。娈童只是身份的一个阶段罢了，并不妨碍升迁、成家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