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

人物生平

範蠡，字少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滔河乡）人，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后人尊称“商圣”，是中国道商之鼻祖。越国着名谋臣，与文种一起俱为勾践股肱大臣，最终灭吴兴越。因为意识到勾践只可同患难，不可共富贵，毅然弃越奔齐，三聚三散，富甲天下。他年轻时，曾拜计然（又名辛文子既《通玄真经》（《文子》）一书的作者）为师，研习治国、治军方策。引公元前四九六年前后範蠡携文种远赴吴越，因在吴国难展才华慨然离吴入越，辅助勾践二十余年，终于使勾践于公元前473年灭吴。範蠡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乘舟泛湖而去。后至齐，父子戮力耕作，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使为相。範蠡辞而不受，后迁往陶地（今山东省定陶县）史称定陶。经商积资巨万，世称“陶朱公”。​

範蠡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36年，约于公元前448年无疾而终，享年高龄，几近百岁，被称为中国商人圣祖。

政治生涯

範蠡从政，是他人生的转折。他的行为举止放蕩不羁，人性率真，深得道家风範，但他并非世人认为的颓废，不是悲观主义者，在内心，範蠡还是有黄老学派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的。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準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製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範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範蠡劝谏，执意出兵。範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

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範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僕，他想带文种。範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製，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範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吴王夫差想劝範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範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这是範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範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裏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範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範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範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準备，国力强大，範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範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从商经历

一身布衣，範蠡三次迁徙，《太平广记·神仙传》有老子“在越为範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一说。史学家司马迁称：“範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

灭吴后，範蠡向勾践提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勾践极力挽留，并威胁他说，如果坚持要走的话，就会杀掉範蠡及其妻子。但範蠡并不动摇，决然地走了。

範蠡还告诫文种要知退，说：“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死，良犬就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然而文种不听。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範蠡辗转来到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而居。戮力耕作，兼营副业（捕渔、晒盐），很快积累了数千万家产。範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于是，才三年，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一身布衣，範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儒商之鼻祖。史学家司马迁称：“範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準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範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逾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準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麽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其三是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範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闢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製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薄利多销。範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範蠡“富好行其德”，是因为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老子》有云：“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範蠡从“人有盛衰、泰终必否”的道理中隐约感觉到久受尊名、不祥的道理，可以说与老子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思想主张

军事宗旨

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製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经济思想

範蠡是春秋末年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史记·货殖列传》载，範蠡的老师计然认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闢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上文的大意是说：谷物粜的价格太贱则损害农民利益，农民受损　害不努力生产，农田就会荒废。谷物的价格太高则会损害工商业者的利益，工商业受损害无人从事工商业，就会使经济发生困难。谷价如果低至20就会损害农民，谷价如高至90就会损害工商业。如果把谷价限製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的幅度内，就会对农业和工商业都有利。如能这样"平粜齐物"，关卡、市场都不匮乏，不就是治理国家的办法吗？

这裏需要说明的是，以司马迁治史的求实精神来看，他的上述记载反映的无疑应是範蠡的思想。司马迁不把"农末俱利"的思想归于在管仲、孔子、子产等人名下，而单单记载在範蠡名下，说明他必有所根据。至于他据战国未以来的习惯用"末"来代替"工商"，则是他自己的改动。这点前人已经指出①。还要说明的是，把谷价限製在不低于30、不高于80　的幅度内，《越绝书·计倪内经》所载，"籴石二十则伤农，九十则病末"。这样的谷物每石的价格与战国时李悝所说的粟石价30和汉代谷价大体相合。这可能也是汉代人用当时的习惯来表达範蠡思想的例证。虽然如此，这些小的改动并无损範蠡"农末俱利"思想的光辉。

春秋末年，範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範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範蠡尝试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製在一定範围内呢？範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範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範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範蠡不愧是我国古代治国理财的杰出人物。

“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想

在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前，人们早就注意到《管子》一书的部分内容同《国语·越语下》的範蠡之言存在着思想上的联系，在文句表述上也有明显的相似相近之处。但是《管子》是北方齐国的作品，而《越语下》所记述的是南方的吴越战争，二者之间很难联系起来，因而此两书的关系并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帛书《黄帝四经》出土后，由于其中的内容同《国语·越语下》和《管子》的思想联系更为密切，这显然不是偶然的，于是引发了一些学者开始思考这三部书的关系。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中的相关篇章是时下公认的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品，而《国语·越语下》所述範蠡之言又明显地具有后世黄老之学的色彩，所以不少学者都提出了範蠡同战国的黄老之学有着渊源关系的观点，认为是範蠡开啓了后世黄老之学的先河。

範蠡既然下开黄老之先河，就一定是上承老子之学。虽然从《国语·越语下》的材料来看，範蠡的思想同老子之学确有密切的关系，但从老子到範蠡，道家思想是如何传承的?却至今没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根据传世文献提供的线索，範蠡之学乃受之于计然，并通过师承计然而与老子思想相接续。

範蠡师事于计然，在先秦汉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广为流传的，从汉代至宋代，都有史料可以证明。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相关史料，当属《太平御览》卷404所引太史公《素王妙论》中的一段话：“计然者，蔡(葵)丘濮上人，其先晋国公子也，姓辛氏，字文，尝南游越，範蠡师事之。”《史记·货殖列传》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範蠡、计然。”刘宋裴稟《史记集解》引徐广曰：“计然者，範蠡之师也，名研，故谚曰‘研、桑心稴’。”裴稟又引《範子》所载以为佐证：“计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範蠡师事之。”

这个姓辛名研字文子号计然的人，很可能就是老子的弟子文子。《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着录有《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範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範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範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範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範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範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範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闢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範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範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範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麽有那麽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

人物故事

範蠡归隐

範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成功之后，立刻离开了越国。他从齐国写信给文种说：“蜚（同“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大意是说：飞鸟射杀完了，好的弓箭就会被收起来。狡猾的兔子捕完了，猎狗就会被煮掉。越王为人阴险，工于心计。可以与他共患难却不能同享乐。你为什麽还不快离开呢？文种在收到信后便称病不上朝，但最终仍未逃脱赐死的命运。而範蠡却早早料到这一点，不得不说，是他的过人之处啊！而鸟尽弓藏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成语，比喻事成之后，把曾经出过力的人一脚踢开或加以消灭。后代诸多名臣都以此为警戒。

原文出自《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範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历史典故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国和越国发生了槜李之战（今浙江嘉兴），导致吴王阖闾阵亡，从此两国结怨，连年战乱不休。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与越国在夫椒（今无锡太湖马山）决战，越王勾践大败，仅剩5000兵卒逃入会稽山。範蠡遂于勾践穷途末路之际投奔越国，“人待期时，忍其辱，乘其败……”“持满而不溢，则于天同道，上天会佑之；地能万物，人应该节用，这样则获地之赐；扶危定倾，谦卑事之，则与人同道，人可动之。”他向勾践慨述“越必兴、吴必败”之断言，进谏：“屈身以事吴王，徐图转机。”被拜为上大夫后，他陪同勾践夫妇在吴国为奴三年，“忍以持志，因而砺坚，君后勿悲，臣与共勉！”

三年后归国，他与文种拟定兴越灭吴九术，是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为了实施灭吴战略，也是九术之一的“美人计”，範蠡亲自跋山涉水，终于在苎萝山浣纱河访到德才貌兼备的巾帼奇女——西施，在历史上谱写了西施深明大义献身吴王，裏应外合兴越灭吴的传奇篇章。範蠡事越王勾践二十余年，苦身戮力，卒于灭吴，成就越王霸业，被尊为上将军。

携西施泛舟

範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胭脂湖地处沅江市西南，距城区约10公裏，距益阳市25公裏。相传西施随範蠡泛舟五湖时，见此处山清水秀，欣然沐浴而得名。胭脂湖象一个张开五指的巨大手掌，常年水域面积1430余公顷，流域面积近90多平方公裏，水质达国家1级标準。环湖丘岗桔、桃、茶、竹葱郁，赤红色的湖岸线与青山碧水相映成趣。 胭脂湖现已列入湖南省旅游业十大水体景观区之一，2002年5月被省旅游局评定为AA级旅游景区。主要景点有知青之家、沙滩泳场、农家乐、二龟拜美、晒羞坪。知青之家由湖南友华集团投资700多万元，仿照七十年代知青下放沅江时居住的农居新增，知青用品陈列室100多件陈列品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知青生活。

蠡湖

蠡湖，原名五裏湖，是太湖之内湖。面积7.2平方公裏，环湖一周约21公裏，相当于杭州西湖1.3倍。蠡湖之名，是民国时无锡人根据範蠡和西施的传说而改名。二千四百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大夫範蠡，助越灭吴后，功成身退，偕西施曾在此逗留，借这个传说便把五裏湖改称为蠡湖。相传範蠡曾在蠡湖泛舟养鱼并着《养鱼经》一书。

蠡湖，湖水澄碧如镜，一派明媚秀丽的江南水乡典型风光。1934年，无锡的着名民族工商业家荣德生六十寿辰，以寿资办慈善事业，造宝界桥。桥长375米，60孔。从此一桥卧波，架通南北，给蠡湖增添无限风情。1993年，荣德生之孙即荣毅仁之子智健又捐资造新的宝界桥。新桥21跨，长390.7米，宽18.5米，新老两桥，称“宝界双虹”。北堍树碑建亭，由书法家啓功书写碑文，记述两桥历史沧桑。1991年，五裏湖又建成犊山防洪工程，梅园与鼋头渚之间有了第二通道，更为蠡湖增色。

相关信息

近些年来，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春秋战国之交的範蠡可能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汉志》着录《範蠡》二篇，这显然是由那位辅佐越王勾践的谋臣而得名。不过，《史记》关于範蠡生平事迹的记载飘忽迷离，说他先为越臣，后为齐相，又为隐士，他的名称则由範蠡变而为鸱夷子皮，再变为朱公。这种三度迁徙、两次改名的历史，在史书上仅此一例，不免使学者疑惑。範蠡、鸱夷子皮和陶朱公是否为一人异名，早已是先秦史学的疑点；而《汉志》所着录的《範蠡》二篇究竟是否出自越臣之手，更是难以论定的问题。至于《国语·越语下》、《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所载範蠡言论的可靠性，比今已不存的《範蠡》二篇更难论定，因之史家在引用这些史料时常有惴惴之感。今利用新出土的史料，再研究範氏一族的经历，可能会使关于範蠡其人的各种疑点得以澄清，并会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即辨明範蠡思想乃是从老子到庄周的道家思想演进历史的过渡的环节，是庄老学派的思想来源之一。

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越臣範蠡与齐相鸱夷子皮的关系。《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範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千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而对于齐国历史上的鸱夷子皮其人，《墨子》、《韩非子》、《淮南子》等书都有记载，都说是春秋末期齐国田常(陈成子)的家臣。而田常之时，吴国未灭，範蠡怎麽会离越至齐呢？清代学者注意到这一点，便都指责《史记》关于範蠡自谓鸱夷子皮的记载虚诳不实。而我以为，这记载不无可信之处，其失误仅在于颠倒了事件的先后次序。真实的次序是，範蠡其人先在齐国，后来才投靠了越王勾践。

请看範氏的来由。《史记·越世家》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论》说：“蠡本南阳人。”又引《列仙传》说：“蠡，徐人。”《正义》引《吴越春秋》说：“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户人也。”其说法不一，不如直接追溯範氏的来由。而春秋战国的範氏，都是晋国範氏的后裔，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範氏出自祁姓，帝尧裔孙刘累之后。在周为唐杜氏，周宣王灭杜，杜伯之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曾孙士会，食採于範，其地濮州範县也，子孙遂为範氏。”可见範氏乃是“以邑为氏”，舍此别无範氏存在。《通志·氏族略》有“以邑为氏”的类别，即以範蠡系于晋国範氏之下。範氏为晋国六卿之一，其余五卿为赵氏、魏氏、韩氏、知氏、中行氏。在春秋战国之交，範氏、中行氏及知氏先后被灭，仅存赵、魏、韩三氏，成三家分晋之局。据《左传》与《史记·晋世家》，春秋晚期，晋国六卿分裂，以韩、魏、赵氏为一方，範氏、中行氏为另一方，发生内战。在晋定公二十二年、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範氏、中行氏战败，“奔齐”，範氏一族遂迁徙到齐国。恰在此事之后，鸱夷子皮在齐国出现了：

(孔子)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墨子·非儒下》)鸱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鸱夷子皮负传而从。(《韩非子·说林上》)昔者，齐简公释其国家之柄，而专任大臣将相，摄威擅势，私门成党，而公道不行，故使陈成田常、鸱夷子皮得成其难。(《淮南子·氾论训》)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见旌节毋起。”鸱夷子皮闻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说苑·指武》)可见田常(陈成子)确有家臣为鸱夷子皮，时在勾践灭吴之前。关于“鸱夷”之名的字面意义，过去都说为革囊。但田常的家臣为何以革囊为号，似不可解。我以为“鸱”字从鸟，鸱夷当即鸟夷或鸟夷的一支。古代民族称鸟夷者颇多，《尚书·禹贡》说冀州有“鸟夷皮服”，《诗经·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似都是关于鸟夷的记载。其称鸟夷，大概是以鸟为图腾，以鸟羽为衣饰。在太原一带，曾出现一件青铜鸟尊，现存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参见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3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很可能即是关于古代鸟夷的物证。又据《中国青铜器》第三章，东周以前的一些青铜器有凤鸟纹饰，其中一些是鸱枭的正面图形，例如河南温县出土徙斝一件，即有鸱枭纹。温县的地理位置与淇县不远，而今河南淇县即是古代朝歌的旧址，朝歌是晋国範氏的盘踞之地，範氏在逃离晋国以前正好聚集在朝歌，朝歌失陷以后才流亡到齐国，这样看来，“鸱夷”竟是範氏一族的称谓了。範氏“奔齐”之后已有晋国叛臣的身份，为照顾齐晋两国的外交关系，範氏改称鸱夷，乃是合乎情理的举措。

範氏“奔齐”之后，为何定要依附田(陈)氏呢？《史记·齐太公世家》道出了其中的原委：“(齐景公)五十五年，範、中行氏反其君于晋，晋攻之急，来请粟。田乞欲为乱，树党于逆臣，说景公曰：‘範、中行数有德于齐，不可不救。’乃使(田)乞救而输之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也有相同的记载，这些记载显示出範氏在“奔齐”以前，已与田(陈)氏建立了同盟的关系。再翻阅一下《左传》，又可看出齐国田(陈)氏与晋国範氏的联合由来已久，早于齐景公五十五年(公元前493年)。在鲁定公十四年、齐景公五十二年、晋定公十六年(公元前496年)，晋人围攻範氏所盘踞的朝歌，齐国联合鲁、卫两国，“谋救範、中行氏”。同年秋季齐、宋国君相会，谋救範氏。次年五月，齐、卫联军进驻蘧挐，谋救範氏与中行氏。在鲁哀公元年、齐景公五十四年、晋定公十八年(公元前494年)，範氏的盟友赵稷在邯郸举兵，被敌军包围，齐、卫联军又“救邯郸，围五鹿”。即在此年四月，齐、卫会师于乾侯，“救範氏也”。而在齐景公五十五年的战事之后，晋国範氏处境危急，齐国田乞率军围攻五鹿，动机仍在于“救範氏”。那麽，到鲁哀公五年、齐景公五十八年、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範氏在城破之后“奔齐”，投靠齐国田(陈)氏，不正是合乎情理的结局麽?田乞卒于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由田(陈)成子继之。在田常(成子)继位之前，範氏或鸱夷氏已是田(陈)氏的家臣了。

那麽，範氏又如何会成为越王的属下呢？其原因当在于齐吴之间的战争。据《左传》和《史记》，在田乞、田成子时期，齐、吴两国战争不断。《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王夫差七年、齐晏孺子元年(公元前489年)，夫差“兴师北伐齐”，在艾陵击败齐师。夫差九年、齐悼公二年(公元前487年)，吴国“为邹伐鲁”，构成对齐国的威胁。夫差十年，吴国再次“伐齐”。夫差十一年、齐悼公四年，夫差“复北伐齐”。夫差三次伐齐，接连发动较大规模的战争，对齐国田氏的威胁尤大。吴王夫差七年伐齐可能是对齐国内战的干涉，《史记·吴太伯世家》说：“七年，吴王夫差闻齐景公死而大臣争宠，新君弱，乃兴师北伐齐。”而此年齐国的内乱见载于《左传》，是田(陈)乞联合鲍牧，击败国氏与高氏，此年夫差伐齐乃是以田(陈)乞为主要敌人。齐悼公四年(公元前485年)，田(陈)乞去世，田氏盟友鲍氏弒齐悼公，夫差闻讯，“哭于军门外三日，乃从海上攻齐”。这次攻齐虽以鲍氏为主要敌人，锋芒也同时指向了鲍氏的盟友田(陈)氏。田(陈)氏在这威胁之下派範蠡佐助越王勾践，谋攻吴国，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

鸱夷子皮助田(陈)常杀齐简公，事在吴王夫差十五年(公元前481年)。範蠡助勾践灭吴，事在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公元前473年)。两事相距仅八年，则範蠡或为鸱夷子皮本人，或为鸱夷子皮族中的晚辈。鑒于《国语》、《史记》都说範蠡在夫差三年已是越王臣属，则应肯定上述的第二种可能性是成立的，即在鸱夷子皮助田(陈)常杀齐简公以前，鸱夷族中子弟範蠡已被派遣到越国，从侧面威胁吴王夫差。这种对付敌国的策略在列国之间常被使用，用于齐越吴三国之间实属平常。由于鸱夷子皮与範蠡同族，仅差一辈，后人遂误以两者为一。考虑到两人的接近，这误会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勾践灭吴之后，“乃以兵北渡淮”，“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过去的齐吴两国的敌对格局，始为新的齐越对立格局所取代。範蠡既是齐国田氏家臣，在这情况下自然不能再助勾践，他离越返齐便又成为必然之举。这样看来，《史记》关于範蠡离开越国进入齐国的记载，并非全属虚构。範蠡离齐已久，身负重名之后返齐，对齐国的情势恐难适应，隐退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考虑到这种可能，我们对《史记》关于範蠡即陶朱公的记载不能不予以重视。陶朱公其人即使不是範蠡本人，也应当是他的子孙。《史记》、《国语》等书关于範蠡的记述之详，远过于子产、叔向、先轸、百裏奚、孙膑、範雎、赵奢、李牧等人，不能没有特殊的原因，这原因即在于範蠡子孙富可敌国，有足够的财力组织记述并宣扬範蠡的光荣历史。

一旦肯定《史记》关于陶朱公的记载并非全为虚诳，便使範氏家族与庄氏家族的关系显得突出了。《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朱公之子因杀人而成为楚国的囚犯，朱公便给“故所善者庄生”写信，请求这位“庄生”搭救。这位庄生“虽居穷阎，然以廉直闻于国，自楚王以下皆师尊之”，作风与庄周略有共同点。假如推断这位庄生即庄周，当然不能成立，因为陶朱公的时代远在庄周之前，再说庄周为隐者，也不会像《越世家》所说的那样两度“入见楚王”。不过，若是推断这位庄生是庄周一族的成员，或者说是庄周的先人，则是十分合理的。下章将说明庄周是宋国的遗民，他所属的家族曾有宋国贵族的地位。而陶朱公乃是定居陶邑的朱公，陶邑一直是宋国属地，在宋亡之后才别属他国。这就是说，陶朱公及其子孙竟是庄周的国人，他们若是着书宣扬範蠡的事迹及其思想，定为庄周所熟悉。凑巧的是，陶朱公的思想恰与道家接近，如《越世家》称陶朱公有三子，中男为楚国囚犯，长子“重弃财”，未能救弟，竟“持其弟丧归”。朱公对这结局表示理解，以为不能“弃财”便一定会“杀其弟”，而对财物若能“轻弃”便一定会救其弟。这种议论几可说是关于《老子》“多藏厚亡”的学说的注解，显示出陶朱公可能是《老子》学说的拥护者与传播者。由陶朱公及其子孙所编撰的关于範蠡及其思想的文献材料，应属道家文献的範围，并且是从《老子》到《庄子》的发展历史上的过渡环节。

五、《範蠡》佚文之研究及其与庄学研究的关系

陶朱公及其子孙若曾编撰记述範蠡的事迹与学说，那一定是《汉志》所着录的《範蠡》二篇。此书久佚，发掘它的佚文并加以研究，是古代思想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範蠡》佚文研究与《庄子》研究有密切的关联。

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应考察一下《越绝书》。书中有《外传枕中》一篇，通篇为越王勾践与範子的问答。《越绝书》其他各篇或称範蠡，或称範伯，唯此篇通称“範子”，这《範子》显然是一部子书之名，不能简单地看成人名。《齐民要术》卷三引《範子》说：“尧舜禹汤皆有预见之明，虽有凶年而民不穷。王曰：善。以丹书帛，致之枕中，以为国宝。”这段文字与《越绝书·外传枕中》篇末一节大致吻合，可见《枕中》所引的《範子》乃是古代的子书之一。李步嘉先生很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指出《枕中》“当抄袭古本《範子》而来”（《越绝书校释》，30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这种说法可引致对于当今道家研究者的啓发。不过，李先生关于这裏的《範子》与上述《範蠡》二篇的关系的估计，相当谨慎，他指出：“《汉书·艺文志》录有《範蠡》二篇，入兵家类，检诸本篇，多言阴阳、农家之事，似与《範蠡》有异。”（《越绝书校释》，303页。）

笔者以为，如此甄别《範子》与《範蠡》，可能是过于保守了。《範蠡》二篇在《汉志》列入《兵书略》兵权谋类，而兵权谋类后序说：

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情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

《枕中》所载《範子》佚文详论治道，恰是《汉志》小序所谓的“以正守国”；《範子》详论气候、四时、五行、阴阳之类，恰是《汉志》小序所谓的“包阴阳”。《範子》佚文说：“且夫广天下，尊万乘之主，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者，唯兵。兵之要在于人，人之要在于谷。故民众则主安，谷多则兵强。王而备此二者，然后可以图之也。”此种“唯兵”的议论恰好是兵家的主张，与《汉志》小序所谓的“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亦无不合。可以推测，《範蠡》二篇的上篇大概是讲“以正守国”，下篇大概是讲“以奇用兵”，正好是《兵书略》所谓“兵权谋”的两个方面。《汉志·兵书略》的作者在“右兵权谋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句下加了一节小注：

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种，出《司马法》入礼也。

《汉志》小注所谓“出”、“入”、“省”，意思不同。“出”、“入”是将某篇着录的书名移到另一篇着录，此篇有“出”，则彼篇有“入”，例如《兵书略》注称“出《司马法》入礼”，《六艺略》礼类注称“入《司马法》一家”。在“出”、“入”之前是刘歆《七略》的原貌，而“出”、“入”则是班氏对《七略》的修正。至于“省”，则是对刘歆《七略》着录书名的重复，加以减省，正如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所云：“则书为刘氏两载者，班氏从而省去之也。”由此可见在刘歆《七略》之中，《诸子略》道家类的《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以及纵横家类的《苏子》、《蒯子》等等，都又重复地着录于《兵书略》兵权谋类，这些书在刘歆、班固眼裏兼有兵书的性质，班固的“省”不过是避免重复而已。《越绝书·枕中》所引《範子》之重视兵学，超过了《伊尹》、《管子》、《陆贾》等书，那麽《範子》与《兵书略》所着录的《範蠡》二篇之为同书异名，便是无可置疑的了。

《越绝书·枕中》称引《範子》，与其余各篇称引“範蠡”、“範伯”的情况明显不同。而《枕中》在全书之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即这一篇乃是后加的。《越绝书》末篇《篇叙外传记》很清楚地指出：

问曰：“《越绝》始于《太伯》，终于《陈恆》，何?”“……始于《太伯》，仁贤，明大吴也。仁能生勇，故次以《荆平》也，勇子胥忠、正、信、智以明也。智慧型生诈，故次以《吴人》也，善其务救蔡，勇其伐荆。其範蠡行为，持危救倾也，莫如循道顺天，富邦安民，故次《计倪》。富邦安民，故于自守，易以取，故次《请籴》也。一其愚，故乖其政也。请粟者求其福禄，必可获，故次以《九术》。顺天心，终和亲，即知其情。策于廊庙，以知强弱。时至，伐必可克，故次《兵法》。兵，凶器也，动作不当，天与其殃，知此上事，乃可用兵。《易》之卜将，《春秋》无将，子谋父，臣杀主，天地所不容载。恶之甚深，故终于《陈恆》也。”

此处所说的篇次十分明白，一共八篇，乃是以《太伯》为第一，《荆平》为第二，《吴人》为第三，《计倪》为第四，《请籴》为第五，《九术》为第六，《兵法》为第七，《陈恆》为第八。原始的《越绝书》一定以此八篇为限，今本除此八篇之外，增有《记策考》、《範伯》、《记地传》、《吴王佔梦》、《记宝剑》、《枕中》、《春申君》等，增至十九篇，当是后人所加。《越绝书》原作者是谁，说法极多，《隋书·经籍志》说为子贡所撰，肯定有误，最早的说法见于南朝梁代阮孝绪的《七录》：“《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张守节《正义》)清人洪颐煊注意到这一点，指出《越绝》末篇所举的八篇“与杂家《伍子胥》篇数正同”(《读书丛录》)，顾实也说《越绝》较早的几篇“当即杂家之《伍子胥》书”(《汉书艺文志讲疏》)，这些论断显然是正确的。《汉志·诸子略》杂家类着录《伍子胥》八篇，应即《越绝》末篇所举的八篇。这八篇的内容以叙述吴国史事为主，称赞伍子胥的文辞远超过称赞範蠡等人的词句，除抄袭《伍子胥》八篇之外，几无其他可能。辨明这一点，有一个意义，即《国语·越语下》及《越绝》诸篇所引範蠡文字，除《枕中》所引《範子》以外，未必都是取自《範蠡》二篇，而可能别有出处。如《汉志·兵书略》着录《大夫种》二篇、《伍子胥》十篇，都有可能征引範蠡言论，而为《越语下》、《越绝》诸书的资料来源。

《枕中》所引《範子》屡次提到“贤主圣王”，无称“圣帝”、“帝”或“帝王”之例，撰作时间应早于齐湣王时期，因为在齐湣王时期，列国不断有人鼓吹帝製，有“东帝”、“西帝”、“南帝”、“北帝”的名号出现，人们描述理想的製度时，不应仅限于王製。《範子》提到“千裏之君”、“万裏之君”，应以战国前期的列国疆域为背景，到战国中期以后，统一的趋势已经出现，理想国度已不限于千裏、万裏了。《範子》提到国家，多称“邦”而不称“国”，显然不知有刘邦之讳，不会是秦代以后的作品。《枕中》载越王问範子：“上不逮于神农，下不及于尧舜”，此语大概只能出于春秋以后，在春秋时期和春秋以前罕有人提过神农之名。《枕中》引《範子》说：

水之势胜金，阴气蓄积大盛，水据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岁大败，八谷皆贵。金之势胜木，阳气蓄积大盛，金据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岁大美，八谷皆践。金、木、水、火更相胜，此天之三表者也，不可不察。

战国时期邹衍首倡“五德终始”，以“土木金火水”为次，其中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构成迴圈。《枕中》所引的範子显然不知此种五行相胜的原理，只知“水之势胜金”、“金之势胜木”及“水之势胜火”三种关系，称其为“天之三表”而不称为“五材”或“五行”，时间显然在“五行相胜”学说出现以前。另外，《範子》提到“天之三表”，与《墨子》所谓“言必有三表”似有关联。从两书内容来看，应承认《墨子》在先，《範子》在后。《範子》的撰作时间应限定为战国前期，不得晚于邹衍“五行相胜”的出现时间。

《枕中》所引《範子》屡称“八谷”，不称“五谷”，显然以一种特殊的文化为背景。《春秋左传》、《管子》等书都提到“五谷”，不称“八谷”，则《範子》不属于中原文化的系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引太史儋说：“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孟子·尽心下》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可见周、秦的流行说法是将历史周期定为五百年。而《枕中》引《範子》说：

乱三千岁，必有圣王也。

此种将历史周期定为三千年的说法，在思想史上颇为罕见，亦可见这部《範子》不属于周、秦的文化系统。统计《枕中》所引《範子》提到的古代圣王，不见周代文、武、周公，只有神农、尧、舜、禹及商汤五位，而议论商汤最为详细具体，如称：“汤执其中和，举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练卒兵，率诸侯兵伐桀，为天下除残去贼，万民皆歌而归之。”又说：“汤有七十裏地，务执三表，可谓邦宝。”如此推崇商汤，定属殷商文化的系统。两周的宋国君主为殷商后裔，商文化即宋文化，而陶朱公恰好隐居宋地，可见《枕中》所引《範子》当出于陶朱公或其子孙之手，为《汉志》所载《範蠡》二篇的佚文。其撰作时间既为战国前期，便一定是庄周一族所熟悉的宋国学术着作，对《庄子》定有深刻的影响。

凑巧的是，《枕中》所引《範子》恰是道家的作品，例如《範子》称赞圣王之治“不德人之称己”，“不望其报”，指出圣王所循由的天道“前后幽冥，未见未形”，都与《老子》的思想相合。至于《枕中》引《範子》所云“道者，天地先生，不知老；曲成万物，不名巧”，乃是直接引述《老子》，这部着作乃是在《老子》的影响之下产生，是无疑的。有趣的是，这部《範子》提到“道生气，气生阴，阴生阳，阳生天地”，与《庄子·田子方》议论阴阳的文字多有相合之处，可见《範子》或《範蠡》二篇又影响了《庄子》的作者。如果将这部书的思想当做庄老学派思想的来源之一，一定是不会错的。

后世纪念

浙江诸暨範蠡祠主要以範蠡军事政治才能和商业才能及生平业绩为主要展示内容、以其它相关人文故事为衬托。全部建筑由範蠡祠及财神庙、魁星阁、三星庙（暂用名）等相关建筑组成，佔地面积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正殿内塑高3.5米範蠡全身铜像一座，铜像背后墙面用木条仿竹简形式，再现《史记》中记载範蠡故事的精彩篇章，所有立柱均镶嵌楹联。殿外左右两侧建长廊两条，陈列与範蠡生平业绩相关的诗碑，并以彩绘壁画等形式，生动介绍範蠡卓越的军事、政治和经商才能。其它辅建筑依相应位置而建，错落有致，相关塑像如：比干、赵公明、关公及福、禄、寿三星均以民间传说的形象为依据，或坐或立，神态各异。範蠡祠共有塑像8座，除範蠡全身铜像外，其余均採取民间传统的贴金彩绘相结合的形式。範蠡祠面西南背靠金鸡山，气势恢宏，採用清代民间建筑风格，黛瓦粉墙，古朴典雅。主要建筑除“魁星阁”外，屋架及相应构件均从民间整体购买，各种木雕构件琳琅满目，精彩非常，充分展示了江南民间建筑艺术特色。

範蠡祠戏台位于浙江省德清县干山村蠡山,为範蠡祠的门楼部分。相传春秋时越国大夫範蠡寓居于此。

範蠡祠共有四处，其他地区还有山东肥城範蠡祠位于山东省肥城市湖屯镇陶山，浙江德清範蠡祠位于浙江德清干山乡蠡山，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範蠡祠。

湖南沅江市赤山岛有範蠡祠，建于光宅元年（684年），祭祀越相範蠡。历史上文人墨客写赤山範蠡祠的诗文据嘉庆年间编的《沅江县志》即已有十多篇。该祠于嘉庆年间已毁，嘉庆十二年，漵浦贡员戴安礼登临赤山时，写下了《蠡山残庙怀古》：“五湖蹤迹竟浮沤，独有兹山庙尚留。座下藓苔春满地，渚边芦苇月千秋。姑苏几见群麋走，相国旋同野鹜游。闢谷高风堪共仰，丞尝为雪楚平羞”。

赤山在唐天宝年间曾改名“蠡山”，就是因为传说範蠡曾在此隐居。岛上还有“香炉山”、“蠡施村”等地名也佐证了这些传说。

历史评价

作为历史人物，南阳人範蠡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关注。

当然，说範蠡是谋略家不能算错，这从他出山，帮助勾践兴越灭吴的曲折艰辛过程，可以看出他的足智多谋。后来务农、经商也离不开谋略和智慧，但这不是範蠡的全部。範蠡是春秋战国之际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道家和经济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商人，被称为一代商圣。範蠡的思想内涵非常丰富，智慧超群，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範蠡对历史的重要贡献在于心系天下，以自己的谋略和智慧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功成名就后，他不留恋功名，激流勇退。

作为一代商圣，範蠡的经营思想非常丰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经济，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範蠡搞经济不是盲目出击，而是精心选择地点，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优势，以求最好的经济效益。他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史记》称“齐地带山海，膏壤千裏，宜桑麻。”具有良好的从事生产的条件，为範蠡致富奠定了基础。

範蠡充分利用齐地的资源和环境，带领全家人，“耕于海畔，苦身戮力”，多种经营，“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产数十万。”範蠡从越国的上将军一变而为劳动者，在官为本的时代，多少人仰慕高官厚禄，而範蠡坦然改变身份，潜心从事生产，埋头苦干，迅速致富，对传统观念作出了大胆的挑战，仅此一点对后人的啓迪是极其深刻的。其次，範蠡丰富的经商理念，对今天发展市场经济，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範蠡主张把握商机，侯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歉迴圈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準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佔据优势。再比如，範蠡主张“逐什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範蠡无论从政、治国、经商都是成功者。探究其成功的原因，範蠡既拥有文子学派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也有庄子学派顺应自然大道的豁达人生观，顺应自然，所以他无论是在从政还是经商中都保持了心态的平和、淡定。

在範蠡思想中，追求和谐的天道、地道、人道尤为可贵。他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意思是，治理国家有三件事要注意，国家强盛时要设法保持下去，这叫持盈，国家将要倾覆时要设法转危为安，这叫定倾，平时治理国家政事要得当，这叫节事。範蠡并把这三点与天地人结合，说：“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他还对勾践说：“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

範蠡顺应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对今日仍极富现实意义。“持盈，”亦可称可持续发展，即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换句话说，也可以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强则戒骄逸，当昌盛、满盈时，能够保持；而这就要顺应“天道”，能“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定倾”，可以理解为不断纠正存在的问题，拨乱反正，克服缺点，做好工作。当危殆、将倾时，能够安定；而这就要顺应“人道”，遵循人事规律，合乎民意取得人心。而“节事”，可以理解为脚踏实地，扎扎实实，遵循客观规律办事。处置各种世事时，要能有理，有所“节製”；弱则暗图强，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敢为，而这就要顺应“地道”，遵循“地”所包容万物、厚德载物的规律。範蠡做事讲究火候，全面考虑问题，不急功近利，不轻举妄动，一旦时机成熟，就要毫不迟疑地採取行动。範蠡在从政、打仗、经商活动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思想，他处处佔据主动，稳操胜券。範蠡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古人，但是他的思想中有不少闪光的地方，值得深入研究。弘扬範蠡优秀的思想，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促进社会的进步。

《计然篇》；在《国语·越语下》《史记·货殖列传》中均有记载；《汉书·艺文志》记有範蠡兵法二篇，但皆已流失。

影视形象

《争霸传奇》陈坤饰演 範蠡

《卧薪尝胆》贾一平饰演 範蠡

《越王勾践》李光洁饰演 範蠡

《西施》潘志文饰演 範蠡

《战国红颜》秦风饰演 範蠡

《西施》徐少华饰演 範蠡

《西施秘史》陈浩民饰演 範蠡

《吴越争霸》寇振海饰演 範蠡

《英雄》朱孝天 饰演 範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