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中文百科全书

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裏，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着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着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着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着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留学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裏，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教育。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準。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着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省讲学，由台湾省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啓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麽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主要成就

个人着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事迹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着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着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故事》），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义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着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準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着相对準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着《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着《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反思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採用“动态对等”的方法，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着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解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着名作家的话，作为注解。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解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解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解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裏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啓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着书《辜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裏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裏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着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準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恆价值。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麽样子的人，什麽样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deep，broadandsimple）”，此外还有“灵敏（delicacy）”。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是“温良”（gentle，温文尔雅），“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

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种心灵的生活”，因此，“与其说中国人的发展受到了阻碍，不如说它是一个永不衰老的民族”，一个“拥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这个“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民族，对于抽象的、刻板的科学技术当然是没有兴趣的。辜鸿铭以此回应和解释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套话：“中国人缺乏精确性”。他形象地说：“中国的毛笔或许可以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象征。用毛笔书写绘画非常困难，好像也难以精确，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够得心应手，创造出美妙优雅的书画来，而用西方坚硬的钢笔是无法获得这种效果的。”在辜鸿铭看来，不屑于精确的中国人，其“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机地融为一体，达到了“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就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国味道的英国诗人华滋华斯”的长诗《丁登寺》，展现出中国人心灵与理智完美结合而产生的那种“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这种心灵状态和精神境界，赋予了中国人那种“难以言状的温良”。

“真正的中国人”的温良，在“真正的中国妇女”或“理想妇女”身上得到了尤为充分、完满的体现。中国男人的“温文尔雅”，在中国妇女那儿变成了“神圣的、奇特的温柔”。辜鸿铭承认，在其它国家和民族的理想妇女身上也存在着这种温柔，比如基督教的圣母马利亚，但是与中国的观音菩萨相比，中国的理想女性要在“轻松快活而又殷勤有礼”方面更胜一筹。他认为《诗经》中的《关雎》一诗描绘出了中国理想女性的三个本质特征，即“悠闲恬静之爱，羞涩或腼腆以及‘debonair’一词所表达的那种无法言状的优雅和妩媚，最后是纯洁或贞洁”。谈及中国女性，中国人纳妾的问题自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辜鸿铭将这种现象的“合理存在”归因于中国妇女的“无我教”，或曰“淑女或贤妻之道”：“正是中国妇女的那种无私无我，使得纳妾在中国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并非不道德。”这显然是一种狡辩，不过这种狡辩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了中国妇女幽美而贤淑的理想形象。

中国男人和女人为什麽会具有上述精神特征？辜鸿铭认为，这是中国的“良民宗教”长期教化的结果。所谓“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华”是义与礼，“特别是礼，更为中国文明的精髓”。辜鸿铭比较了中国与欧洲宗教教义之不同：“欧洲宗教要人们‘做一个好人’，中国的宗教则要人们‘做一个识礼的好人’；基督教叫人‘爱人’，孔子则叫人‘爱之以礼’。”他自然而然地联系到当时欧洲陷于“一战”炮火的残酷现实，指出这场战争的道德根源正在于不讲礼义而崇信强权。因此，他要把中国人礼义并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给欧洲，以製止这场世界大战，“把欧洲文明从毁灭中拯救出来”，并为战后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钥匙”。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这正是《中国人的精神》一书所标举的“春秋大义”之所在。

历史的发展证明，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并没有产生“乱臣贼子惧”的实际效果，他对中国“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显然是过于自信了。不过，在“一战”前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由于人们身受战争苦难，对于自身文明的价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绝望，而对和平安宁的东方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欣羡，辜鸿铭其人其书就成了他们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仅大学裏有人组织“辜鸿铭研究会”，成立“辜鸿铭俱乐部”，他的名字还广泛流传于普通民众之口。在这股“辜鸿铭热”的推动下，欧洲人对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了解有所加深，辜鸿铭笔下遵奉良民宗教、社会有条不紊的中国与温文尔雅的中国男人、幽美贤淑的中国女人的形象也广为人们所熟知，乃至成为身陷战乱之中的欧洲人心向往之的一个乌托邦。真实与否姑且不论，辜鸿铭所阐发的“中国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义”，在中国人对外传播民族文化的历程中，无疑写下了独特而醒目的一笔。

情感生活

辜鸿铭一妻一妾，享齐人之福。他曾幸福地说道：“吾妻淑姑，是我的‘兴奋剂’；爱妾蓉子，乃是我的‘安眠葯’。此两佳人，一可助我写作，一可催我入眠，皆吾须臾不可离也。”

妻子

辜鸿铭的夫人淑姑，是他理想中的妻子：小足、柳腰、细眉，温柔、贤淑。

辜鸿铭与淑姑感情甚笃，从结婚之日起，辜就将妻子的小脚视为珍宝。闲暇之时，辜脱掉妻子的綉花鞋，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一层层解开，低下头，将鼻子凑近小脚，嗅其肉香。作文没有灵感时，他总将淑姑唤到书房，让她将瘦如羊蹄的小脚放到他身旁的凳子上，右手执笔，左手抚弄淑姑的小脚，时捏时掐，如同玩佛手。每当此时，他文思如泉涌，下笔千言。

辜鸿铭十分惧内，他说：“老婆不怕，还有王法吗？”

辜鸿铭晚年穷困，却又乐善好施，夫人对此甚为恼怒。震瀛曾回忆，辜鸿铭曾对他们说，北京多叫花子。一次，叫花子又到门上，他照例又给了钱，结果太太将手中饭碗沖着他的脑袋掷来。辜解释说，因为她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採一般。

辜鸿铭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我妻是湖南人，有极强烈的责任心。她不惜恶衣恶食尽力撙节费用，以赡养我十六口的家。我因此对她惊服而崇敬，朋友们竟多嘲笑我怕她，甚至远过怕吴佩孚率全军来临。”

但辜鸿铭又说：“不过她的责任心，也有时叫我难堪。譬如我去听歌女唱歌，她便对我大施问训，使我不得安眠，以致害了肺炎。”

小妾

辜鸿铭的妾吉田蓉子(一说名贞子)是日本鹿儿岛的士族。其父母到中国来做生意，音信全无，蓉子便只身一人到中国寻找父母。不料，她没有寻到双亲，反而被拐卖到汉口的一家青楼，做了端茶的侍女。因她坚持不肯接客，经常遭到鸨母的打骂，日子非常艰辛。辜鸿铭十分可怜她，就让她到自己家中暂时住下。和蓉子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淑姑觉得她知书达理，对自己也很尊敬，对她十分喜欢。在淑姑的撮合下，辜鸿铭迎娶了这位异国的小妾。

辜鸿铭帮助蓉子找到了父母，父母希望她一同返回日本。考虑再三后，蓉子还是决定留在辜鸿铭身边。辜十分疼爱蓉子，对蓉子也十分依赖，几乎夜夜要求蓉子陪伴，以至于养成了无她相伴无法入睡的习惯。

一次，辜鸿铭不知为何得罪了蓉子，任凭辜如何赔罪，蓉子就是对他不理不睬，连着两三天，晚饭一过便关起房门自行睡下。缺少了“安眠葯”辜鸿铭整夜失眠，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这天傍晚，他拿了根钓竿，从窗户伸进蓉子房内桌上的金鱼缸内，垂纶而钓。蓉子见状忙喊道：“你怎麽在我金鱼缸裏钓起鱼来！”辜鸿铭笑道：“好人儿，你终于肯和我说话了！我不是钓鱼，是为钓出你的话来。”又低声下气地说：“好了好了，现在不生我的气了吧！”蓉子这才笑出声来，两人和好如初。

据萨摩雄次回忆，辜鸿铭很健谈，兴致上来唾沫四溅，时而是警世之言，时而是言辞激烈的攻击性的言论，让人替他捏一把汗。能够止住他喋喋不休的唯一法宝，便是戴在他左手无名指上的刀锋形金戒指。这是夫人蓉子担心他口不择言，招来不测，特意为劝诫而送他的纪念戒指。蓉子说：“您攻击性言论过多，届时请务必看看这枚戒指，您就会想起我对您的牵挂而慎言。”

辜鸿铭曾得意地自述道：“又要忠，又要孝，又要风流，乃为真豪杰；不爱财，不爱酒，不爱夫人，是个老头佗。”

吉田蓉子在陪伴了辜鸿铭18年之后，因病去世，她给辜鸿铭留下了一子和一女。失去了“安眠葯”的辜鸿铭悲痛不已，他特地在上海的万国公墓为她选了一块墓地，并亲手立碑纪念，上书五个大字：“日本之孝女。”他为爱妾写下一首悼亡诗：“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几？痛哉长江水，同渡不同归。”

蓉子去世时，辜鸿铭特意留下了她的一缕头发，已经习惯夜夜有蓉子做伴的辜鸿铭每晚必须将那缕头发置于枕下，才能安然入睡。他去世后，儿女将这缕头发与他一起下葬。

蓉子去世两年后，辜鸿铭在出版的英文书籍的扉页动情地写道“特以此书献给亡妻吉田蓉子”。晚年，他接受了日本大东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24年至1927年曾多次前往日本讲学。他到日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大阪的心斋桥，即吉田蓉子长大的地方，凭吊亡妻。

人物轶事

骂在北大

1917年，辜鸿铭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和拉丁文。同时受到邀请的多数是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辜鸿铭和新派人物之间理念不同，经常打嘴仗。

蔡元培之前的北京大学一直都是一个官府气息浓厚的学校，那时进了北大就相当于候补官员，据说清末的体操课上，教员都要这样下口令说：“官爷请向前一步走。”

在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见多识广的大学生们接触的多数是自由、民主、进化论之类的东西，突然看见一个留黄色小辫相似洋人的老夫子登上讲台，发出一阵爆笑。

辜鸿铭说：“你们笑我，无非是因为我的辫子，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诸位同学脑袋裏的辫子，就不是那麽好剪的啦。”其时许多北大的调皮学生纷纷打赌要去剪老爷子的辫子以便出名，但是考虑到他的脾气，谁也没敢动手。

胡适在《每周评论》上评价过这条世界最有名的辫子，认为辜鸿铭是为了和别人不同，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就剪了辫子，大清亡了他反倒留了起来。辜鸿铭大怒，声称要告胡适名誉侵害。辜鸿铭解释自己剪辫子时候说，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女朋友喜欢辫子，剪下来送给她了。是风流往事，而不是革命旧事。然后他又骂胡适这位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说的英语是“美国中下层英语”。

辜鸿铭最终没有告胡适，胡适为此还问了他好几次，状子递了没有。辜鸿铭只是批评他那篇写辫子的“诽谤文章”文辞太差，没有真去打官司。　　

北大学生们总结出一个规矩，不能跟辜鸿铭教授提起“袁世凯”，否则一堂课当时就报废，他会一直骂到下课铃打响。

野蛮人

正当五四运动在全国範围内如火如荼时，辜鸿铭在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詈骂北大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

罗家伦对辜老怪的言论极为不满，他把报纸带进课堂，当面质问辜鸿铭：“辜先生，你从前着的《春秋大义》（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又译为《中国人的精神》）我们读了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鸿铭素以机智幽默着称，这会儿闻言竟怫然不悦，青筋暴起，两眼翻白，无言以对。捱了半支烟的功夫，他才把辫子一甩，胡子一吹，起身猛敲讲台，吼叫道：“当年我连袁世凯都不怕，现在还会怕你？”辜老怪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他曾骂袁世凯的见识不如北京街头刷马桶的三河县老妈子，显示了挑战强权的姿态，骂得精彩绝伦，但他在报纸上公然诟骂游行示威的学生是暴徒和野蛮人，则是捅了马蜂窝，虽有咄咄气势，却已落在下风。

王八蛋

着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

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每次点到他名字的时候，“有时胡乱回答一通，有时简直就说‘不知道’”。

有一回，辜鸿铭听了他的回答很不满意，便当堂加以训斥。因为话说得很重，罗家伦有些难堪，就站起来辩解。结果招致辜鸿铭大怒，拍着桌子说：“罗家伦！不準你再说话！如果再说，你就是WPT！”罗家伦被吓得愣住了，只好忍气吞声，不再言语。下课后，他心中不快，尤其窝心的是挨了骂，还不知道所骂的WPT三个英文字母究作何解。他就此请教自己尊重的老师胡适，也未能得到答案。于是有一天，趁辜鸿铭正讲得兴高採烈的时候，他凑上前去问道：“上回老师不準我说话，骂我WPT。这WPT是什麽意思，我到现在还不明白。请老师告诉我：这是哪句话的缩写？出在哪部书上？”辜鸿铭一抡眼道：“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WPT，就是王、八、蛋！”此言一出，哄堂大笑。罗家伦恨得牙痒，却无可如何。张友鸾最后还强调：“北大学生，没有一个不知道罗家伦就是‘WPT’的。”（见《辜鸿铭骂罗家伦WPT》，原文载1979年4月3日香港《新晚报》）

骂人达人

据说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说：“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辜汤生就回嘴说：“你们英文太简单，正着读显不出本事。”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游学结束之后，辜汤生被马来西亚当局安排到新加坡做事，遇到了当时为清政府做事的马建忠，马是中国第一部文法书《马氏文通》的作者。辜汤生和马畅谈3天，迷上了祖国文化，决定回国工作。这时他把名字改为“辜鸿铭”。

回国后辜鸿铭成为张之洞的幕僚，主要做翻译和百科顾问——他每天给张之洞讲“西洋那些事”，帮张做了许多重要工程，比如汉阳铁厂，后来又调入外务部办外教。这期间苦读儒家经典，从《康熙字典》开始，先把字认全，然后开始读经史子集。他把四书翻译成英文，用歌德等西方名作家的话加注，不断向西方推荐中国的传统文化。　

“马桶当年袁世凯”

辜鸿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嬉笑怒骂和西洋人直截了当的双重特点。

慈禧太后过生日，官员们都要搭台唱戏庆祝。这位人称“老佛爷”的老女人为了生日连海军军费都敢挪用，还号称“谁让我今天不高兴，我就让他一辈子不高兴。” 辜鸿铭就敢损她。1902年张之洞在慈禧生日那天举行了一个庆祝活动，新式铜管乐队齐奏新编的“爱国歌”助兴。辜当时感叹：“满街都唱‘爱国歌’，未闻有唱‘爱民歌’者。”于是当场做歌道：“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满座面如土色，他却言笑自若。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说：“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

辛亥革命那年冬天，袁世凯曾经让唐绍仪（清尚书、民国总理）和张謇（清状元、实业家）设酒，希望辜鸿铭支持袁党。辜鸿铭当场翻脸，称二人为“土芥尚书”和“犬马状元”。唐绍仪虽然挨骂，却一直尊重辜鸿铭，在辜鸿铭死后，努力向政府申请国葬，可惜未果。

袁世凯称帝之后，辜鸿铭怒骂：“袁世凯之行为，尚不如盗跖贼徒，其寡廉鲜耻无气义乃尔耳。”后来又直接称呼袁世凯“贱种”。袁世凯很生气，但是辜鸿铭名声太大，不敢迫害，只能收买，辜却拒绝接受。　　

一个有原则的骂人者

辜鸿铭曾经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国人的精神》，辜自译为《春秋大义》），说让外国人买票听挨骂，而且票价高过梅兰芳。听梅兰芳唱戏只要一元二角大洋，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而当时的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

和辜鸿铭自己译的“春秋大义”一样，他骂人并不是胡骂，除了理念不同外，多数是因为正义感。

他曾经在一次参加大型宴会时遇到外国记者，记者问：“怎麽稳定中国政局？”他回答：“办法很简单，把现在座中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的政局就会安定些。”官员们听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没人能骂过他。

在蔡元培因为北大学生运动被迫辞职的时候，北大师生开展了挽留活动。辜鸿铭站出来高声喊：“校长就是我们学校的皇帝，不能走！”

辜鸿铭活着就已经是一个传奇，死后则变成了一段神话，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他对女性的观点，却忘记了他曾经怒骂猥琐政客的酣畅淋漓和早早看到西方文明中需要批判的某些特徵。他的骂声和批评都是出于义理（虽然有些已经太旧）和公心。他是贯彻了“忧道不忧贫”的人。

学者张中行先生曾经说：“我想，如果说这位怪人还有些贡献，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在举世都奔向名和利的时候，他肯站在旁边喊：危险！危险！”

今世再无辜鸿铭，今天的教授、学者有时候也会骂人，忧道的少，忧贫的多。开启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在“历史名人”一栏裏，已经没有辜鸿铭了。

据説他在英国街头故意倒拿报纸，有英国人看见，大笑着説：“看这个中国人多笨，报纸都拿倒了，还假装懂英文。”辜就回嘴説：“你们英文太简单，拿正着读，显不出本事。” 然后熟练地倒读报纸，一口地道的伦敦腔，把英国人都惊呆了。

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

袁世凯出身行伍，喜欢强调自己没学问但是善于实干。他曾经向德国公使吹嘘説：“张中堂（张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的，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的幕僚将这件事得意地告诉辜鸿铭。辜鸿铭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妈子倒马桶，固用不着学问；除倒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后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招待毛姆的主人就给辜送去一张便条纸，请他来。可是等了好几天也不见辜来。毛姆后来知道这位主人是以如此不礼貌的方式邀请辜，就自己写了一封非常谦逊的信交送，询问是否可去拜访。两小时后，辜就回信答应。一进屋，辜就强力表达他对之前那张便条纸邀请的不满：

当那哲学家进客厅来时，我即迅速表示我对他容许我拜会他的谢意。他指给我一张椅子，帮我倒茶。 “你想见我对我是一种奉承，”他回答，“你的国人只和苦力及买办交易，他们以为每一个中国人如果不是这一种，就一定是那一种。”我想冒险抗议，但我尚未了解他的真意。他把背倚在椅子上，用一种嘲弄的表情望着我。“他们以为若他们已经点头示意，我们就一定会去。”我知道他仍然对我朋友不合宜的通知感到不满。我不知道应怎样回答，喃喃地说了一些恭维话。

——林语堂《信仰之旅》(From Pagan to Christian)第二章大旅行的开始

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辜鸿铭在北大人称“辜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