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士立

人物简介

郭士立1803年7月8日于德国东部波美拉尼亚出生。1826年，在荷兰传道会毕业。1827年先抵达爪哇，向当地的华侨学习汉语。1828年经新加坡去暹罗，继续在华侨中学习汉语和传教。1829年接受伦敦会的津贴，前往马六甲，协助伦敦会工作。1831年，到澳门转到广州见马礼逊，出任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并到中国海岸，蒐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1832年2月，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 化名胡夏米)乘坐“阿美士德号”商船北上，经厦门、福州、舟山、宁波、威海卫等地，远达朝鲜、日本。9月返回澳门。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他写作<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

1834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植茶问题研究委员会秘书哥登（G.J.Gordon），深入福建武夷山产茶区，访求栽茶和製茶的专家，并购买茶籽和茶苗。结果聘请雅州的茶师为指导，传习製茶方法，带回许多茶籽栽植于印度大吉岭。

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佔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其后，他参与及起草《南京条约》。

1843年在香港开埠之后，担任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844年他在香港成立传教组织“福汉会”，洪秀全战友冯云山曾为该会教徒。

1851年在香港去世。香港中环吉士笠街俗称“红毛娇街”，就是以他命名。

福汉会存在到把戴德生送到中国的时候。后来戴德生成功地建立了中国内地会，他把郭实腊称为中国内地会之父。

郭实腊还翻译过一些卷宗《圣经》，编写过《中国史略》、《开放的中国》、《英国史》等书，和编辑<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杂志。

準备来华

郭士立在新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自愿参加了传教工作，后在柏林和鹿特丹训练之后，于1826年被派到亚洲传教。由于中国清政府严禁传教，使他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製。然而，郭士立是一个怀有极大报负的人，他决心以自己百倍的努力，去开启中国紧闭的国门，向中国人传授基督教的“福音”。

为了有朝一日实现到中国传教的愿望，他刻苦地学习汉语，而且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和福建话。为了表示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和取得中国人的尊敬，他还特为自己取了一些笔名，如“爱汉者”，即爱中国人的人；“深德者”，即勤于道德的人。他自己说他已加入了一个中国宗族并成为福建籍的公民。当访问福建时，他不断地自我介绍是福建老乡。当他第一次沿海旅行时，他还穿着当地福建人的衣服甚至戴上头巾，“他很象一个中国人，因此中国人常认为他是一个扮作洋人的汉人”（威廉·亨德：《广州番鬼录》）。

郭士立曾说过，“除了让他把余生为中国服务外，他别无所求”（J·G·路兹：《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史学选译》17期）。郭士立真的是这样吗？他一生服务的不是中国，而是英国。他传教、走私鸦片和干间谍的勾当，都是为英国侵华服务的，“尽管郭士立有着普鲁士传统，他却把自己很好地融入了英国人的行列中，而且他的许多西文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当他用汉语表达或介绍政策时，‘我们’一词他通常是指英国人而不是德国人”（同上）。郭士立实际是英国侵华的马前卒。

在华活动

侵华传教

郭士立首先是一个传教士，他来到中国沿海以后，不顾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禁令，利用一切机会向中国人传教，使中国人皈依基督。为了使他的传教更有效，他边传教，边行医，以行医博取人们对上帝的好感。他每到一处，就散发一些简单的特效葯和基督教的小册子。他传教的对象，有水手、商人以及普通的农民。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汉语，就是为了更好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

郭士立决不是一个纯正的基督教徒，他的传教，完全是为西方侵华服务的。他曾这样说过，“中国人……构成了人类的第三部分，在其所有的亚洲邻邦中扩充影响，并热心于很多愚蠢的宗教，而且不能期望他们自己摆脱桎梏回归于永存的上帝。压力必须来自外部，动力则直接源于上帝”（同上）。虽然他认为推动力来源于上帝，但是充当上帝工具的是英国人。他在其<中国史纲>裏说：“一定消除至今一直使她（中国）的人民隔离于外部世界的障碍，英国人才将从此享有自身进入其港口的权力”（同上）。郭士立为英国侵华从基督教的说教裏寻找理论根据。

鸦片烟贩

郭士立在鸦片贸易上唯利是图的作法受到了含蓄的或直言不讳的批评。受害的中国人曾讥问他，为什麽耶稣的信徒把邪恶带给中国？尽管不少象郭士立那样的传教士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但仍有一些正直的传教士对他们的行为表示强烈的不满，说他们从事鸦片贸易损害了传教事业。传教劝人为善，而从事鸦片走私是为人作恶，这是极为矛盾的。他们对郭士立披着宗教的外衣从事鸦片贸易的活动现象进行研究，其结论是：郭士立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与鸦片贸易矛盾达到最令人吃惊的尖锐程度而为人们记住”（同上）。郭士立将永远被钉在罪恶的耻辱柱上。

英国间谍

郭士立还是英国的间谍。他在中国沿海进行海道测量、地形勘查、绘製航海地图，调查各地物产及商业贸易情况，蒐集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提供给英国政府以备採纳。郭士立还直接参加了鸦片战争前胡夏米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参与製订侵华的军事方案。

1832年（道光十二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查理·马奇班克斯派遣公司职员胡夏米到中国沿海进行一次周密的侦察，蒐集中国整个海岸线各方面的情报，準备以武力推销鸦片，并为英国政府武力侵华作準备。为了不使中国发现这次活动的企图，他们都改名换姓。胡夏米本名叫林赛，冒充船主。郭士立是这次活动的重要成员，翻译兼医生，更名为甲立。

1832年2月26日，胡夏米一行78人乘坐“阿美士德”号船从澳门出发，开始了这次长途侦查，沿途经过南澳岛、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威海卫等地，复折往朝鲜、琉球，于9月4日回到澳门。他们沿途为人治病，诱人信教，并分发《戒赌博》、《戒谎言》和<英吉利国人品,国事略说>等小册子，向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而真正的船主礼士则专门测量沿途的河道、河湾、绘製航海地图等。

胡夏米、郭士立这次侦察活动，为英国侵略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情报。他们调查了广州以外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地的商业贸易情况，认为要扩大对华贸易，必须开放东北部的贸易。怎麽开启广州以外的贸易局面？郭士立认为：“採取商议的办法，将会得不到任何结果”，但通过武力解决，可以达到目的。他还认为中国的防御是脆弱的，“由大小不同的一千艘船只组成的整个中国舰队，都抵御不了（英国的）一艘战舰”（南木：《鸦片战争以前英船“阿·美士德”号在中国沿海的侦察活动》）。这次对中国沿海的侦察之后，东印度公司拟定了一项军事侵华方案，而这个方案，成为鸦片战争时英军製定作战计画的根据。

参与侵华

郭士立还是英国侵华战争的主要参加者。1835年，他接受了英国对华商务监督的汉语秘书职务，从此更直接成为英国侵略者中的一员。他是鸦片战争前九龙之战的主要肇事者。1839年9月5日，与林则徐具结贸易政策相对抗的义律带着译员郭士立，率领一支由5只战船组成的舰队进抵我九龙海湾。郭士立在两名水手的陪同下乘小舟上岸，向中国方面递交他用中文替义律写的信函，信中威胁说，如果中国方面不供应英国船队食物，那麽将受到英国方面的武力惩罚。中国水师官兵遵照林则徐的指示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英舰竟向我水师船开炮。中国水师战船和九龙炮台被迫还击，这就是九龙之战。中国爱国官兵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义律、郭士立狼狈逃窜。

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作为英国远征军的翻译随军作战。由于英军官和士兵都不懂汉语，翻译的工作尤为重要，承担了大量重要的任务。比如同中国军政官员的谈判，军需的供应，情报的蒐集及对攻陷城市的管理等都由译员承担。1840年7月5日，英军进攻定海。郭士立与来自鸦片经营者所组成的领航员一起为舰队提供了航海资料，他利用以前在沿海水域和港口城市的经验，参加侦察探险队，蒐集有关军队布置、军事设施和可能攻击地点地形的情报、他递送了最后通牒并同中国军官进行了谈判，要求中国地方投降以免遭到炮轰。他加入了第一批登入部队，随身带来了安民告示以安抚中国百姓”（J·G·路兹：《教士外交家郭士立与鸦片战争》）。郭士立被任命为定海知县，他堂而皇之地进入定海知县衙门，坐在原属中国知县的交椅上，以知县的名义向中国人民发号施令。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他曾在英国佔领的几处地方做民政官。1842年8月，英军打至南京，清政府向英国投降，鸦片战争结束。郭士立参加了<南京条约>的最后谈判和多次谈判会议，从清政府手裏攫取了许多侵略特权。

郭士立就是这样一个集传教、鸦片走私和间谍于一身的三位一体式的人物，披着宗教外衣的侵略者。阿瑟·维利称郭士立为“牧师和强盗、江湖郎中和天才、慈善家和骗子的综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