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

简介

魏忠贤（1568年-1627年），中国明朝末期宦官，原名李进忠，北直隶肃宁人。出身于市井无赖，父母为街头杂耍艺人或小手工业者，好赌成性，曾卖掉自己的女儿作为赌债。认魏朝作为 “干父” 而改名换姓（据《明清宫廷秘史》）。后为赌债所逼遂自阉入宫做太监，在宫中结交太子宫太监王安，得其庇护。后又结识皇长孙朱由校奶妈客氏，与之对食（太监宫女之间的婚配）。对皇长孙，则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泰昌元年（公元1621年），朱由校即位，是为熹宗，年号天啓。魏升为司礼秉笔太监。

魏忠贤少年时原本是一个无赖，万历时因赌输自阉入宫，事中官魏朝，得识熹宗乳媪客氏，并与之私通。

明熹宗即位时，客氏封奉圣夫人，而魏忠贤任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以善导帝倡优伎乐及狗马射猎得帝信任，命兼掌东厂。手中有了权力后，他们在宫中树党揽权，排挤不依附的宦官，逼迫妃嫔，甚至诬陷皇后和正直的大臣，专断国政。他逐魏朝，杀王安，结王体乾、李承贞为羽翼，诸宦官皆俯首听命。继而结大学士沈榷为外援，复引其私人魏广微入内阁，由此权势日盛。

熹宗在位期间，东林名士把柄朝政，力持清议，邪党多被废斥。被黜者多趋附魏忠贤，遂结成死党，致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

大臣、监察官员七十多人上章揭发魏忠贤，魏忠贤在阉党官员煽动下，屡次兴起大狱，杀害了杨涟、高攀龙等一大批东林党官员，清洗中央和地方的异己者，而在内阁、六部、各处督抚中遍置死党。全国刮起了一股为九千岁魏忠贤歌功颂德、大建生祠的歪风。魏忠贤全家族也都受到封荫，侄子代皇帝主持最隆重的祭天地、太庙的仪式。

崇祯帝即位后，乘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将他安置到凤阳，不久下令逮捕法办，魏途中闻讯自缢死。

入宫

魏忠贤，原名李进忠，进宫后从继父魏朝姓魏。他结过婚，有个女儿。他有些武功，左右手均能挽弓，箭法很準；家中贫穷，却喜欢赌博，赌运不佳，常常受到凌辱。从他的家境和经历来看，活脱是一个市井无赖。

后来在没有其他出路的情况下，魏忠贤恚而凈身，入宫当了宦官，这是在万历年间。他先在司礼太监孙暹名下，后在甲子库办事，有些油水，因而逐渐富裕了起来。

结交熹宗乳母

魏忠贤通过太监魏朝介绍投入王安门下，颇得额度。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光宗朱常洛只当了一个月皇帝就病死了。他生前宠爱选侍李氏，要她照料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恃宠骄妒，不许朱由校与他人交谈，逐渐控製了他。朱由校即位时只有十六岁，李选侍欲继续控製朱由校，让他留居乾清宫。

御史左光斗、给事中杨涟及阁臣刘一憬等倡言移宫，几经争执，李氏被迫移居仁寿殿。这一事件称“移宫案”，与万历时的挺击案、泰昌时的红丸案合称“三案”。 “三案”本身对魏忠贤的命运不会发生多少影响，但一些阁部大臣对“三案”态度暧昧，引起言官们的猛烈抨击，门户之见，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给魏忠贤造成一个十分有利的客观环境。

而熹宗皇帝自小由李选侍抚养，对她有依恋之情。这种关系被官僚们强迫中止，会使他对有关官员产生反感，而把感情移向其他人，诸如他的乳母客氏和宦官李进贤等人。

与客氏交结，是魏忠贤的一大机遇。天啓初年，有道人宿朝天宫，日歌市中，曰：“委鬼当朝立，茄花满地红。”这被看作魏、客当道的谶语。

党争

魏忠贤党派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

天啓初年，标榜清流的士大夫都以东林党人自居，或被认为是东林党人。经历一二十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他们不但仍然具有左右舆论的力量，而且佔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

天啓元年（1621），叶向高成为内阁首辅，孙慎行任礼部尚书，邹元标任都御史；天啓二年，孙承宗入阁，兼掌兵部事，赵南星任都御史，第二年改吏部尚书。此外，高攀龙任左副都御史，杨涟也升至左副都御史，左光斗升至企都御史。

开始，魏忠贤党派与这派官僚的关系还不太紧张。他敬重赵南星，在熹宗面前对他大加称赞。二人并坐弘政门议事，赵南星郑重告诫魏忠贤：“主上沖年，内外臣子，会各努力为善。”这话虽使魏忠贤心中不快，也还没有到翻脸的程度。

天啓三年（1623）是个重要的年份。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顾秉谦、魏广微等选入内阁。顾、魏不断受到言路的弹劾，不为清流所容。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朋友，但他三拒魏广微于门外，公开说魏允贞无子。魏忠贤需要外朝官僚的配合，不为清流所容的官僚也需要投靠魏忠贤，他们很自然形成一个政治派别。

天啓四年（1624）四月，给事中傅櫆等上疏，称左光斗、魏大中等与内阁中书汪文言交通。六月，杨涟疏劾魏忠贤，列数他迫害朝臣、迫害太监、迫害妃嫔、蓄养内兵、罗织狱案等罪状，共二十四条，其他大臣也纷纷弹劾，不下百余疏。魏忠贤与外朝大臣的斗争，或者说，魏党与东林党的斗争，进入公开的阶段。 从当时的情势看，反对魏忠贤党派的力量还很强大，无论哪一方都没有必胜的把握。魏忠贤找到阁臣韩炉，希望他从中调解。这是一种妥协的姿态。韩炉不肯合作，其他大臣也不肯息战。

魏忠贤只能依靠他和客氏摆布熹宗的能力。熹宗年少好游戏，魏忠贤等引导他于陆地走马行猎，于池中窍水泻珠为乐，又利用他喜爱木工的特点，每在他手操斧锯时赛事，在熹宗的眼裏，国事远不如他引绳削墨、营筑小室重要，他不等听完，便说：“好为之。”朝政的议决权逐渐为魏忠贤把持。

魏忠贤的同党把反对派官僚开列名单，括入百余人，称为邪党，而将魏党六十余人列为正人，以此作为黜陟的根据。给事中阮大铖别出心裁，作《点将录》，以<水浒传>中的聚义领袖的名号排东林党人，如天罡星三十六人：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浪子钱谦益、圣手书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郑郧、霹雳火惠世扬、鼓上蚤汪文言、大刀杨涟、智多星缨昌期等；地煞星七十二人，有神机军师顾大章、青面兽左光斗、金眼彪魏大中、旱地忽律游士任等。 天啓四年七月，叶向高被迫去官。此前，中官为了搜寻一个被缉拿的御史，闯入叶向高宅邸，鼓噪谩骂，这也是历代首辅从未受过的大辱。十月，赵南星、高攀龙致仕，杨涟、左光斗削籍。

在魏忠贤党派打击东林人士的活动中，汪文言是个重要人物。他不由科举出身，初为县变，豪侠机智。入京后，与太监王安倾心结纳，在王安与内阁间进行联络。为叶向高所器重，用作内阁中书，与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及赵南星等均有来往。魏忠贤党派痛恨杨涟、左光斗，必欲置之死地。他选择汪文言这条线索，把他下诏狱，严刑拷讯两个多月，定要他供出杨涟等受贿情状。汪文言很有骨气，说：“以此蔑清廉之士，有死不承。”最后受刑气绝。负责审狱的锦衣卫官许显纯自造狱词，把杨涟等下狱。同时下狱的还有经略辽东军务的兵部尚书熊廷粥。熊廷弼得罪过朝中权贵；又倡议放弃辽东，撤回关内，负有失地之责；且有人传言，杨涟弹劾魏忠贤的奏疏由他起草，于是他在劫难逃。魏忠贤认为，仅以移宫一案定杨涟等罪，尚难以昭彰，且牵涉的人员太少，而若以交通边帅，收取贿赂定罪，则死有余辜。

天啓五年（1625）八月，熊廷粥弃市，传首九边。八九月间，杨涟、魏大中、左光斗、顾大章等人相继死于狱中。 受杨涟等狱牵连，被逮被杀的官僚尚有多人。魏大中被逮，押解过吴县时，吴县人、吏部主事周顺昌正在家中。他挽留魏大中，周旋数日，并结为亲家。这是对魏忠贤的公然蔑视。魏忠贤派缇骑前去逮人，在苏州引起骚乱。聚集的民众为周顺昌乞命，击毙堤骑一人，击伤多人。周顺昌下狱被害。在处理苏州民变时，市民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和周顺昌的舆隶周文元五人论死。他们被合葬在虎丘附近，墓碑题曰“五人之墓”。

高攀龙得到讯息，自知不免，写下遗表，于三月十七日凌晨从容赴水，终年64岁。崇帧初年得以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謚忠宪。遗着经后人整理为《高子遗书》和《高忠宪公集》。

高攀龙自杀前曾遗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于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从此袁可立这位力图远离党争多做事的正直大臣终于不能再安其位，走上与阉党斗争的前台，每议事与阉党“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天啓六年（1626）十一月，袁可立在朝堂上抗疏道：“此非挂冠神武门时呼？”（《睢州志·袁可立传》），阉党益怒。几个月后，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遂被魏忠贤排挤出朝，致仕归裏，而以自己的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为南大司马，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天下兵马大权二人一手握定。随后魏忠贤欲加害袁可立，赖袁可立在朝中素享清望未果。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魏忠贤党派与东林党的斗争已超出朝廷的範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魏忠贤在用刑狱对付反对派官僚的同时，还命其党羽编纂《三朝要典》，重新记述和评价“三案”，为打击异己製造舆论。魏忠贤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当一部分官僚出于各种原因，向他靠拢，协助他控製局面，打击反对派，他们被称为魏党

天啓五年（1625）以后入阁的大臣，大多为魏忠贤的党徒。这裏包括顾秉谦、魏广微、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以及魏忠贤被罢以后入阁的来宗道、杨景辰等人。表现最突出的当数顾秉谦和魏广微。顾秉谦为首辅，掌拟旨批答，朝廷有一举动，则归美魏忠贤。魏广微呈寄魏忠贤书札，称“内阁家报”，当时人叫他“外魏公”。 魏忠贤的党徒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一年内由太僕少卿六迁至工部尚书的吴淳夫、一年内由大常少卿升至兵部尚书的田吉、太常卿倪文焕、左副都御史李夔龙。“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锦衣卫都指挥佥事许显纯、锦衣卫指挥崔应元、东厂理刑官孙云鹤和田尔耕的心腹杨衰。

居“十狗”之首的是周应秋。此人善烹饪，魏忠贤的侄子、肃宁伯魏良卿最喜欢吃他烧的猪蹄。他升至左都御史有赖于此，被人称作“煨蹄总宪”。十孩儿四十孙更是人品繁杂。如李蕃、李鲁生由知县分别擢御史、给事中。他们先投靠魏广微，魏广微失宠，改投阁臣冯铨，冯铨失宠，又投靠崔呈秀，因而被讥称为“四姓奴”。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 主持製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如袁崇焕是明末颇有见识的边方帅才，未必有心投靠魏忠贤。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每建一词，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佔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词，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

监视审狱的厂役叫听记，监视其他官府和各城门的厂役叫坐记。厂役将所探得事项汇报东厂叫打事件。有这一类情报，不论昼夜，都可直接从东华门投入。许显纯掌镇抚司，每审狱，魏忠贤必派人坐其后，“其人偶不来，即袖手不敢问”。至于社会上层人物的隐私，以至“家人米盐猥事”，很难躲过厂卫的耳目，多在宫中传笑。如宁安大长公主（兴献王女）之子李承恩，藏有公主所赐器物，也被发现。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还不敢与他人交谈，只是击节称叹，被家人告密，死于非命，家亦被抄。工部郎中叶宪祖见内城建内祠，颇有感触，窃叹：“此天子幸闢雍道也，土偶能起立乎！”把魏忠贤神像称作土偶，大不敬。魏忠贤闻知，把他罢官削籍。 厂卫的触角也深入到民间。下面一件事很有代表性：“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三人始则“噤不敢出声”，继则“魄丧不敢动”，显然不是预先布置的圈套。 厂卫对民间的监视，尤其是针对富民的监视，也无孔不人。吴养春靠黄山收息，是徽州有名的富户。他的家僕告他私佔黄山，历年所得租税计六十余万金。吴养春被逮至京，照数追赔，他本人被拷打而死，妻女自缢，家产尽收。郡中许多富户也因受牵连而破产。一般来说，专权宦官同外朝官僚、同民间富户的关系都是很紧张的。

另外，魏忠贤专权期间，还在社会上造成了相互监视的风气。如“有徐生者，偶过渡，逢一京师人同舟。生问曰：‘魏监茶毒朝绅，公复何似？’其人怒曰：‘魏尚公举朝奉为天生圣人，汝一小书生，敢妄低毁，何胆大如斗也！’”再如“南昌书肆中，有一生阅《三朝要典》，偶发不平之慨。忽一人攘臂直前，欲挟以见杨抚院。众为解劝，俾生与多金，始获免”。前一京师人和后一人肯定不是厂卫探事人员。对魏忠贤的不满和抨击还要受到此辈凌辱和威胁，或许是更大的悲剧。 作为封建专製工具的厂卫系统，在魏忠贤擅权时期，造成很多冤狱。扬州知府刘锋，尝试收买有关方面，救援被押狱中的国戚李承恩，为东厂太监张体乾缉获。张体乾进一步诬陷刘铎勾结道人方景阳，诅咒魏忠贤。

事实上，方景阳与刘锋根本不相识。刘被斩于市，方被毙于狱。处死民人，就更简单了。魏良卿旧宅有两大狮子，目下视，“魏太监怒之，榜石工至死”。 魏忠贤统领下的厂卫，所用刑罚之酷，更是令人发指。被称为“六君子”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都受过全刑，各打四十棍，拶敲五十，夹杠五十。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铁钉贯顶，立刻致死。死后七日，方许领尸，止存血衣数片，残骨几根。左光斗估计，锦衣卫狱对他，或是“亟鞫以毙之”，或是“阴害于狱中”，如果送到法司，或无死理，于是“靡焉承顺”。他也被五日一审，“河话百出，裸体辱之。弛扭则受拶，弛镣则受夹，弛抄与夹，则仍戴扭镣以受棍”。

另如周顺昌在狱中大骂许显纯，许显纯用铜锤击周顺昌齿，齿俱落。周宗建骂魏忠贤不识一丁，魏忠贤命以铁钉钉之，又使他穿绵衣，以沸汤浇之，顷刻皮肤卷烂，赤肉满身。 魏忠贤专权时期，厂卫横行，造成了超过历次宦官专权的恐怖环境，这恐怕也是魏忠贤给后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魏忠贤本人、他的亲属和党羽，利用一切机会，谋求显赫的地位，阁臣和部院大臣按照常规，可得到公孤加衔，自不必说。像田尔耕加少师兼太子太师，许显纯加太子太保，却是不多见的。魏忠贤的族人中，荫封锦衣卫指挥使的有十七人，他的族孙和姻亲中有多人官至左、右都督及都督同知、佥事等。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襁褓中稚子。 在名义上，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大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再者有熹宗所赐印鑒，文曰“顾命元臣”。而实际上，他的权势远不止这些。对他本人有九千岁的称呼，对他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最轰动的事件是魏忠贤去涿州进香，“铁骑之拥簇如云，蟒玉之追随耀日，登跸传呼，清尘垫道，人人以为驾幸涿州，及其归也，以舆夫为迟，改驾四马，羽幢青盖，夹护双遮，则已俨然乘舆矣”。凡朝中草疏，李永贞必遣人急速驰白，即百裏外，亦一日往返，传达魏忠贤之意，票拟始敢批发。 魏忠贤是否有心篡位，这并不重要，而他权势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皇权，这一点就足以决定他的命运了。

人生终途

位于今天北京香山的碧云寺，始建于元朝，

魏忠贤曾在此经营

天啓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死，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即位，他就是崇祯皇帝。无疑，魏忠贤也想要控製崇祯皇帝。据说，他曾进献国色四人，带有香丸一粒，名“迷魂香”。他要把崇祯皇帝变成痴皇帝，但没有得逞。

崇祯皇帝初即位，小心谨慎，无所举动。九月，他採取了第一个措施，把客氏赶出皇宫。十月，弹劾魏忠贤和魏党的奏疏突然出现。十一月，魏忠贤被免去司礼监和东厂的职务，滴发凤阳守祖陵。这是一个试探性的决定，没有引起大的骚乱。于是，崇祯皇帝命锦衣卫擒拿魏忠贤治罪。

魏忠贤行至途中，接到密报。当夜，他听到外边有人唱道：“随行的是寒月影，呛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想到昔日的荣华富贵，魏忠贤也感到真个不如死，于是他自杀了。

个人评价

魏忠贤这个人，由于他和控製舆论的文官集团的矛盾，他的坏处被无限放大了。其实，魏忠贤在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上，还是很讲原则的，

（1）皇太极猛攻锦州时，袁崇焕与监军纪用一起下令不许出战，任凭赵率教在锦州苦苦支撑，在锦州破在旦夕的时刻，满桂公然违抗袁的不抵抗命令，主动出击，冒死以救锦州。宁锦大捷后，魏忠贤论功行赏，升了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的官，而罢免了畏敌避战，不救锦州的袁崇焕。魏忠贤并没有因为这位一心热衷于议和的袁崇焕在宁远城给他修生祠而放过他在宁锦之战中的怕死避战之罪，也没有因为毛文龙上书力保和他作对的东林党人而处分毛帅，这也是为什麽天啓朝后期关外局势一直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原因。

（2）天啓朝最大的战争失利，是袁应泰丢掉辽阳。而袁应泰之所以被起用，是因为之前的督师熊延弼遭到了文官集团的弹劾，当时魏忠贤还未掌权。辽阳失陷后魏忠贤查办了许多当初弹劾熊延弼的文官，固然有打击文官集团的私心，但是这些文官书生误国，也实在该碎尸万段。而后魏忠贤立刻起用熊延弼为兵部尚书，之后王化贞失陷广宁，同在关外的熊延弼也受到株连，被传首九边。这裏熊延弼是受到王化贞的拖累而被杀，虽然他是由魏忠贤主张上台的，但九堂会勘定案，实无免死之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3）魏忠贤接连起用的兵部尚书赵南星、孙承宗及兵部左侍郎袁可立等，都是直臣、能臣，而且是骨子裏和自己作对的，但魏忠贤在边关大事上还是容忍了这些清流官员；只是到了天啓晏驾前为了抢班夺权的根本利益，才临时起用了自己的私人崔呈秀，并匆忙让自己的心腹刘廷元替换掉屡与自己作梗而将要去南京赴任兵部尚书参赞机务的袁可立（时为天啓六年十一月），这些至少说明魏忠贤也有爱国之心，非因大过而一无可取。因此有关崇祯皇帝在亡国前又想到了已被自己赐死的魏忠贤的说法似乎也不无道理。魏忠贤主政期间，国内情势良好，辽东局势平稳。想想为什麽魏忠贤当政时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基本上没什麽人造反，孙承宗修关宁防线不缺钱，而东林当政后关宁军守防线都那麽紧张，国内屡次造反？

（4）从经济方面来看，东林党反对向士绅纳税，反对向商人手工业者和矿主纳税，代表了大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矿业主的利益。但这实际上变相使帝国财政匮乏。而魏忠贤执政几年，坚定地延续了万历的矿监政策，极力向中上层征税，使帝国不至于被财政拖垮，崇祯上台重用东林党，复原了这一政策和加征三饷反而从侧面肯定了这一政策的可行性。

（5）没有证据表明魏忠贤在执政时有过侵害百姓，肆意杀民的行为。和刘瑾、严嵩等人相比贪得实在不多。

（6）魏忠贤还向国家捐款，用自己的私产资助辽东战事兵器马匹等物品。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至其身任边事，誓图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觧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而勇，以有今日。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卷十二》

（7）两浙受灾，魏忠贤主张，免除为皇家输送物品的专营户向内库交纳的孝敬费用。征用物品入库，须交纳小费，以便验收合格，这是明朝管库太监创製的恶例。废除这个恶例，魏公公也算多了一件德政。

甲字型档是保管染料、布匹、中草葯的部门，裏面存放的物料，都是由江南一带“岁供”上来的，内廷各监（二十四衙门）要是有用到的，就可奏準领取。

这地方看似平常，其实是金字塔下层一个很不错的阶梯。因为只要管物，就有贪污、勒索的机会，皇帝也不可能在这地方安置一个千裏眼即时监控。有了贪污的可能，就有了结交上层的资本金，路从此就活了。

皇家内库的猫腻，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大太监得了好处，他不会说的。皇帝高高在上，也想了很多办法禁止内库贪污的弊病，但他想不到，宦官为了贪污能聪明到什麽程度。《明史》上说：“内府诸库监收者，横索无厌。”这就是说，内库保管员的好处，不光是能够直接从库裏拿，还可以额外索取。宫裏的物品，一般是指定专业商户来提供的，这叫“解户”。解户运送供物来入库，管库宦官可以在质量上卡你，说不合格就不合格，你得另外再去置备，折腾死你。这小小的权力，这麽着就能变钱——交了钱，就让你顺顺当当入库

这甲字型档，是个索贿的好地方，在明代这是出了名的。史载：“甲字、供用等库，各处官解进纳一应钱粮，被各库各门内官、内使等人指以铺垫为名，需索面茶果、门单种种使用，致解户身家倾毙。”这裏提到的所谓“铺垫”，就是勒索的方法之一。

明代设立内库，仓库保管员由宦官担任，是一大发明。而这些仓耗子，同时也发明了形形色色的来钱之道。比较主要的两种，就是“铺垫”和“增耗”。

铺垫，始于嘉靖年间，是指内库在接收商人所交的物料时，要求带有相应的包装、垫衬等物。这只不过是个名义，实质是伸手向商人额外要钱。这数目，可不是个小数，商人往往承受不起。宦官就把他们锁住拷打，或者捆起来在烈日下暴晒，直到答应行贿为止。有的商人实在交不起，被逼破产，上吊投河的都有。

增耗，这个法子是跟地方官学来的，即收东西的时候，要求比原定数量多出一部分，作为抵顶损耗之用。若多收百分之几，倒也不奇怪，但是明代内库的增耗大得惊人，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才得以入库的。正德朝时，纳米一百石，要加增耗银六十至九十两；到万历年间，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白粮解户，鲜有不破产者。

此外还有“茶果馈仪”之类，我们现代人也很熟悉了，那就是喝茶钱、红包。要是你不想给，就把你的东西撕烂、踹碎，或者索性没收，让你完不成任务，拿不到“批回”（回执），自然有州县官府治你的罪。那时候的仓门内外，往往是富户痛哭就死，内官把酒相贺。

魏忠贤废掉此法，可见农民出生的他还是懂得百姓之苦。

（8）魏忠贤为前线筹集马匹。辽东战事吃紧，急需马匹，但这个问题一直难以解决。魏忠贤为国分忧，想了个好办法。依明朝旧例，大臣有特殊贡献者可赐给在宫中骑马的特权，不过，作为条件，骑马者逢年过节要向皇帝进献好马一匹。魏忠贤就一下子赐给几百名太监在宫中骑马的特权，而后就不断地降谕旨让他们进献马匹，逼得这些太监直骂娘。

人物生祠

公元17世纪初的明天啓（1621―1627）年间时，有很多读书人建议为宦官魏忠贤修生祠。

魏忠贤的党羽还为魏忠贤建立生祠。最先建生祠的是浙江巡抚潘汝祯。他假借机户恳请，建祠于西湖，建成后上疏，请熹宗赐匾额。熹宗名之曰“普德”。作为对此举的鼓励，潘汝祯升为南京刑部尚书。而浙江巡按的奏疏晚到一天，竟被罢官。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

天啓七年（1627）五月，国子监生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祠，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孔子作《春秋》，魏忠贤作《三朝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明史》裏还记有许多。万历进士阎鸣泰，颂魏是“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督饷尚书黄运泰，称魏忠贤“尧天地德，至圣至神”。更有甚者，即为魏忠贤修生祠。修生祠的主意和第一个实践者是一个读书人叫潘汝祯。时任浙江巡抚的潘汝祯，在其管辖属地西湖首造魏忠贤生祠。其后，整个大明王朝造魏忠贤生祠“几遍天下”。而且《明史》还沉痛记载，“每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而且“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就是那个黄运泰，在造生祠迎塑像时，还“五拜三稽首”，并“率文武将吏列班阶下，拜稽首如初”。

还有清人所极力推崇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也是为魏忠贤建生祠名列前茅的佼佼者。袁崇焕是所有请立生祠的人中时间比较早的。从天啓六年到天啓七年不到两年时间，全国一共建了四十所生祠（《三朝野记》）。翻查一下《明熹宗都察院实录》，袁崇焕在请立生祠之前就对魏忠贤多有赞扬和阿谀，典型的阿谀文章是天啓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的奏折：“辽东巡抚袁崇焕疏称：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甚至尊贵如楚王也为魏忠贤建起生祠。主持製造生祠的官员不一定都是魏忠贤的党徒。只能说，建生祠形成了一种潮流，即使为了自我保护，也不得不随潮流而动。 生祠“极壮丽庄严，不但朱户雕梁，甚有用琉璃黄瓦，几同宫殿。不但朝衣朝冠，甚至垂旒金像，几埒帝王”。每建一词，多者用数十万，少者也要数万。所用钱财，不是盘剥民众，就是取自官府。建生祠需要土地，或佔民田民墓，或拆民房民舍，无人敢阻拦。开封建词，拆毁民舍达两千余间。生祠飨祀，按王公规格。祠内供像，以沉香木雕刻，外部镀金，工艺精细，眼耳口鼻及手足都可转动，有如生人。外则衣服奇丽，内则以金玉珠宝为肺为肠，发髻上有一空穴，不断更换四时香花。

明人对权势者的奉承阿谀，至此而极。 魏忠贤亲自提督东厂，锦衣卫官多是他的亲信和党徒。厂卫是魏忠贤专权的主要工具。 厂卫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监视官僚系统。魏忠贤时代，豢养厂役数百人，在东厂抽签，分派各衙门。

袁崇焕为魏忠贤建生祠名列第七

袁崇焕曾两次写信给魏忠贤请立生祠。他称颂魏忠贤“从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侯之世赏宜也！”而其擅杀毛文龙其中之依据是毛文龙在一偏僻无人小岛上为魏忠贤立生祠。袁崇焕跟魏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尽管这一直是清人讳莫如深的。以《明史》为例，基本回避不谈。

袁崇焕投靠魏忠贤，从天啓六年就开始了。天啓六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天啓七年四月七日，袁崇焕请立生祠：“辽东巡抚袁崇焕疏为元勛功翼覆载事，奉圣旨：这本说厂臣心专筹虏，力援危疆，设险设备，屹立金汤，其懋功朕所鑒悉，合谋建祠，舆论允协，着如议行，其祠名曰元功，该部知道。”（《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553页）

“蓟辽提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5]（《明熹宗实录》4022页）

满人学者阎崇年继承并发扬了其前辈《明史》的观点并光大之，说袁崇焕是“大仁、大智、大勇、大廉”。金庸《袁崇焕评传》亦为辩解道：“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天啓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即今思之，袁崇焕建祠事小，满人曲笔篡改史实事大，自清《明史》成，中华史迁之笔再无存矣。然而事实是，袁崇焕是所有请立生祠的人中时间比较早的。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袁崇焕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和官运亨通，毅然丧失知识分子最为宝贵的大节而投效于魏公公门下已是不争的事实。

天啓六年闰六月（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请立魏忠贤生祠，从此到天啓七年不到两年时间，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无容职赘，其身任辽事，誓恢复，枭灭逆虏，任用刘应乾、陶文、纪用等，而关内外御敌之伏甲军器马匹悬帘等项，俱以家资置办，日逐解来，又助军需。臣方一意巡缉，严警诸营将吏，不敢贪懦营私，不敢馈遗隐串，改虚为实，化贾为真，易怯为勇，以有今日。浞古内臣谁有出其右者！通之世赏宜也。镇臣刘应坤等以第侧贵臣而枕戈袵甲，士典素与同甘若躭备粮刍不烦近费，且犯露蒙霜，出入于贼巢虏穴，吞胡壮胆，指日誓天，真国家之干盾爪牙，廕赏世及宜也。奉圣旨：据奏厂臣魏忠贤身任边事，誓恢，捐资佐军，以致诸营将吏廉勇自饬，允稔元功，镇臣刘应坤等出入贼巢，为国干盾，亦朕所素鑒者。……俱应叙录，以达忠勤。袁崇焕宁前鉅义，着有成劳，升廕示酬，原系彝典，不準辞。”[6]（《明熹宗都察院实录》1478页）

天啓六年十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御史梁梦环疏颂魏忠贤（同上，1480页）十一月二十三日，顺天巡抚刘诏疏颂厂臣魏忠贤（同上，1484页）。

大规模的立生祠在天啓七年之后，大概排列一下，在袁崇焕之前的为数非常有限：

天啓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01页）。（第1次）

天啓七年一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张素养疏请建魏忠贤生祠（同上，1530页）。

二月十九日，宣大总督张檏请建生祠（同上，1540页）。

三月初十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6页）。（第2次）

三月十五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7页）。（第3次）

三月二十二日，蓟辽总督阎鸣泰又疏请立生祠。準许于平州通州两处建祠（同上，1548页）。

三月二十五日，顺天巡抚刘诏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三月二十六日，直隶巡按倪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第4次）

三月二十八日，直隶巡按梁梦环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49页）。

四月初七日，辽东巡抚袁崇焕疏请立魏忠贤生祠（同上，1553页）。

除去倪文焕那些重复的请求，袁崇焕在立生祠的人之中算是比较早的，位列第七名。而且他之前的奏折也都显示他与魏忠贤关系非常融洽。魏忠贤并不是对所有立祠的申请都批準，既有不建祠的（袁可立、孙承宗等）在，也有请求建祠而不批準的人在。说明袁崇焕立生祠并非是被迫，而是他打定主意挤扁头去认贼作父的主观动机，这是无用辩驳千真万确的客观史实。而魏忠贤也很给袁崇焕面子，答应了他的建祠请求，在全部生祠的四十座中让他佔到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