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都门学

基本介绍

鸿都门学所招收的学生和教学内容都与太学相反。学生由州、郡三公择优选送，多数是士族看不起的社会地位不高的平民子弟。开设辞赋、小说、尺牍、字画等课程，打破了专习儒家经典的惯例。宦官派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对鸿都门学的学生特别优待。学生毕业后，多给予高官厚禄，有些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还有的封侯赐爵。鸿都门学一时非常兴盛，学生多达千人，但延续时间不长。一因士族猛烈的攻击，二因黄巾起义，它随着汉王朝的衰亡而结束。

鸿都门学不仅是中国最早的专科大学，而且也是世界上创立最早的文艺专科大学。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改变以儒家经学为唯一教育内容的旧观念，提倡对文学艺术的研究，是对教育的一大贡献。它招收平民子弟入学，突破贵族、地主阶级对学校的垄断，使平民得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也是有进步意义的。鸿都门学的出现，为后来特别是唐代的科举和设立各种专科学校开闢了道路。

汉灵帝刘宏是个昏庸的皇帝，但有才艺，爱好文学，书法。他引召太学生中能为文、赋者待制京城洛阳鸿都门下，以后又将许多善尺牍和工书鸟篆者都加以引召，于是有数十人。光和元年（178）设立了鸿都门学，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并进行考试，人数多至千人，学成后多授予高官。鸿都门学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却出了一些着名的书法家，他们主要擅长鸟虫篆和八分书，代表人物有师宜官、梁鹄、毛弘等。鸿都门学冲破了太学自建立以来将经学作为唯一教育内容的藩篱，是一所最早的文学艺术大学。

典籍记载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设在洛阳鸿都门的学校。专习辞赋书画。学生由州、郡、三公举送，学成后多授予高级官职。<后汉书·灵帝纪>：“始置鸿都门学生。”李贤注：“鸿都，门名也，于内置学。时其中诸生，皆勑州、郡、三公举召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相课试，至千人焉。”

《后汉书·蔡邕传》：“光和元年，遂置鸿都门学，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勑州、郡、三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清厉鹗《序》：“自洛入邺，自汴入燕，之分其地，駮鸿都门学非太学，魏石经非邯郸淳书。”

範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二编第三章第二节：“一七八年，汉灵帝立鸿都门学。这个皇帝亲自创办的太学里，讲究辞赋、小说、绘画、书法，意在用文学艺术来对抗太学的腐朽经学。”亦省称“鸿都学”。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画之兴废》：“又创立鸿都学，以集奇艺。”清陈培脉《陈留吊蔡中郎二十四韵》：“淹贯鸿都学，辉皇清庙珍。”

教育背景

国家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汉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在汉武帝实行的“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指导下，汉代的各类学校纷纷出现，官学有中央办的和地方办的，中央官学又有最高学府——太学，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还有鸿都门学、宫邸学等专门学校，地方官学都是学习儒经的，此外还有民间办的大量私学，包括高级程度的经师收徒讲学和初级程度的蒙学。封建学制系统已大体形成，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的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初步基础。

从汉代起，教育事业就划归到朝廷掌“礼”的部门，于是有“礼教”之称。汉代掌礼的长官是太常，兼管太学的重大事宜。地方学校则由地方当局操办。当时还没有独立的教育行政机构。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朝廷为博士置弟子50人，这是汉代太学建立的标誌。此后太学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太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达200人，元帝时达1000人，成帝时发展到3000人。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多达30000人。

汉代太学初建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五经博士分经教授，不须有固定的校舍。后来，太学生不断增加，就需要修建校舍了。中国最早大规模地修建大学校舍是在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当时为太学生修建了能容万人的校舍。东汉迁都洛阳，光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于洛阳南门外重建太学，校内建有宽敞的讲堂，还建了博士舍。后因政治动乱，太学一度衰落。顺帝时採纳左雄等人的建议，修整太学，建造240套房，1850间室，校舍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汉代由朝廷设立的学校，除太学外，还有专门为皇室宗亲子弟开设的宫邸学和为文学、艺术见长者设立的鸿都门学。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邓太后开设宫邸学，令皇室子孙5岁以上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入学，亲自督察、考试。在这之前，汉明帝还办过四姓小侯学，“四姓”包括外戚樊、郭、阴、马四家的子弟。这种学校是贵族教育的体现。“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

鸿都门学创设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学生是由州、郡、三公推荐的。这所学校不同于其它以儒学为主的官学，它讲求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因校址位于洛阳鸿都门而得此名。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在教育史上具有开专科学校先河的意义。

汉代地方官学始创于景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欲移风易俗，推行教化，先从郡吏中选派聪慧者十余人到长安，就学于博士，这可谓最早的委託培养措施。数年后，这些人学成归来。于是文翁在成都立学，招收属县子弟入学，学成者都给予重用，或推荐到朝廷作官。蜀郡从此学风大盛。到汉武帝时，推广文翁兴学的经验，曾“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至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颁布地方官学学制。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普遍设学：设在郡国的称为“学”，设在县的称为“校”，设在乡的称为“庠”，设在村落(“聚”)的称为“序”。学、校置经师一人，庠、序置<孝经>师一人。但此项制度并未切实贯彻。汉代地方学校的兴办取决于地方长官的意愿，因此地方办学并不普遍，已办起来的学校也少有能维持长久的，或者是仅存虚名而已。

秦王朝垮台后，禁私学的苛政自然失去约束力。济南伏生将私藏在墙壁中的<尚书>发掘出来，进行教学。西汉初年，儒家五经的教学十分活跃，在齐、鲁、燕、赵等地已形成具有声势和影响的各个学派。此外，道、法、刑名、方术都有私学。汉武帝确立“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以后，教育被提高到“治国之本”的地位，官学有很大发展。但中央官学只有太学，名额有限，选送有一定之规，地方官学未得到普遍发展，无法满足读书人的要求，于是经师宿儒讲学之风大为盛行。东汉时私学更加兴盛，不少大师名儒不愿捲入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或政治上不得志，则避世隐居，收徒讲学。

创办历程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汉自武帝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朝廷的博士官、太学的建立，各郡国的五经率史，都是以经学教育为主。“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可以说经学已经成为汉代文学及文学思潮的灵魂和主调。两汉文人们的行为、思想、创作莫不以经学所规範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东汉灵帝时期却发生了对汉以来经学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事件：鸿都门学的设立。《后汉书﹒蔡邕传》：“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侍制鸿都门下，喜陈方俗闾里小事，帝甚乐之，待以不次之位。”“光和元年，遂制鸿都门学。画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诸生皆敕州郡之公举用辟召，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在这段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文之士人对鸿都门学的建立是有一种强烈牴触情绪的。这与汉士人重经术、轻技艺的意识有着极大的关联，刘勰的《文心雕龙》中的“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文以载道”<毛诗>中的“文人，文德之人也”。在这些话语的建构下“文”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典型的道德综合体，实在是具有道德文化的全体意义”

而这一道德和道德文化恰恰是建构在以经学为基础的思想平台上的。“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为天，纬之为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正是对汉代文学及士人阶层所格守的理论依据的真实写照。据经书以非道艺是儒士们常见的公开态度。在那些以经术正义和道德立身的士大夫眼里。只有明经善政才是士人所应当做的。而那些于经明行修无所增益的术数之不过是些毫无根底的人生余事，雕虫小技是末技贱业，从而为士大夫所鄙弃。而鸿都门学的建立恰恰是以这些所谓雕虫小技、末技贱业为基础的：“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无行趣势之徒”“喜陈方俗闾里小事”。而且在士人的观念中以经术取士方是正道，是士人通往权力阶层的道路。然而对鸿都诸生“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到后来甚至到了灵帝下诏“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图象立赞，以劝学者”的地步。这几乎已经和孔子的地位相差无几了。鸿都诸生以文赋尺牍及工书鸟篆而获得政治权力的事实使得那些以明经而善政的士大夫大为震惊，同时引起他们的恐惧：他们的圣贤之教的文化正统地位及地位受到冒犯和亵渎，他们的政治利益在受到蚕食和侵犯，鸿都门学诸生所得到的每一个职位都是以明经之士人的削弱为代价的。于是就有“阳球……奏罢鸿都门学，曰：‘负陈有诏敕中尚方有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象立赞，以劝学者。……案松、览等皆出微蔑，斗箕小人，依凭世戚，付託权豪，俯眉承睫。微进明时，或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位升郎中，形图丹青，亦有笔不点牍，辞不辨心，假手清字，妖伪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蝉蜕浑浊。是以有识掩口，天下嗟叹。臣闻图象之设，以昭劝戒，欲令人君动鑒得失。未闻竖子小人，诈作文颂，而可妄窃天官垂象图素也。今太学、东观足以宣明圣化，愿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这样的奏章出现。在满腹经术的士大夫眼里以“献赋一篇，或鸟篆盈简”而获得政治话语权的鸿都门学诸生皆是使经学之外的于时政无补的末计的“竖子小人”，而“太学东观”恰恰是以经学为教育基础，是为汉代统治阶级培养经师和各级官吏的国家教育机构。由此可见鸿都门学对于传统的经学教育及学习带来多大的冲击。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汉代的士阶层并非对辞赋、尺牍、工书、鸟篆一无所通。相反，士阶层大多并不拒绝术艺对个人性情的陶冶，如蔡邕便是“善属文，解音声，技艺并术数之事无不精综”。比如其<翠鸟诗>(五言诗)和<述行赋>。但是他们所强调的是不应让这些才艺在社会政治的公开生活中占据位置，只供私人自娱而已。从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到<礼记﹒乐记>中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乐、射、御、书、数这些“艺”在“道”这一巨大的社会责任的统御之下。也就是说艺的存在只是道的附属成分。据德成仁，仁义达道才是培养完美人格并实现伟大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士的必由之路。而各种艺只是低浅卑琐的末技，不值得尽心致力，对艺的把握只是人生的点缀和修饰而已。艺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必须在以仁义道德这些经学所强调的基础之上方能体现出其内涵、实质。也就是说专门从事术艺这类活动的文人是为士所不耻的，而对于“道德”有成的士人们如果以游戏、非专业、业余的态度兼行术艺便是为士所称道的“旷世逸才”。

由王褒、扬雄的献赋得位到以工书鸟篆而进爵，他们的被承认都引起过大的争论。宣帝时，上层社会就发生了一场关于赋的社会意义乃至文学的性质的讨论。士大夫们大多不赞成朝廷奖掖赋的创作，在他们眼里赋乃“淫靡不急”之事，这完全是一种文化功利思想作祟的看法。然而统治者宣帝却认为“赋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辨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毂，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次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统治阶层对以娱乐为宗旨的文学艺术给予了必要的肯定，但仍将其归于倡优、博弈之流，只不过地位作用比他们稍高一点而已。但到了灵帝时期，鸿都门学的建立就将以文赋术艺取士和以经学取士放在同一地位上。这是以经术之义而匡国理政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自然就要起身捍卫自己的“卫道”地位。“士”可以说是精神道义的自觉者和社会政治责任的承载者，他们归化、信守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他们不遗余力的维护和遵守这些典训教义：他们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五个字要用二三万言，更有甚者，秦近君解释<尚书﹒尧典>标题的二字之意竟至十万言。语言运用是不厌其烦、多多益善、铺天盖地。经学教育注重师法家法强调传授先师之言。墨守成规，抱残守缺的惰性使人束缚。这些使得经学过于细碎繁琐、牵强附会而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

东汉末期是一个恣意浮躁的时代。人民不堪忍受于那些过于呆板繁複的典训教义，渴望一种能使他们的心灵放纵的方式。这时的鸿都门学设立，以文赋术艺亦可得“仕”。于是寒窗苦读的士君子们内心对于自我生命、价值的体现的渴求被激发出来。他们重新发现、思索学习的意义及生命的内在真实的渴求在这种个体的本我展现与儒家伦理道德政治思想的传统“道”的束缚发生巨大碰撞时。士阶层虽然因其深厚的历史自觉传统负载而拘于正统之“道”，但仍无法坚守自身对术艺这类可以託付生命、理念的形式的渴求“用来摆脱物质现实的压迫和束缚，从而获得一种于诗意、美感相仿佛的自由、自适的愉悦体验”。终于，在鸿都门学的设立等一系列原因的冲击之下，那种“方领矩步、课业笃谨”的太学传统在慢慢消逝，以往那种对经学的繁琐解读重承袭强调传授先师之言的习气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代之以文人对人的生命、命运及价值的重新发现、思索和追求，及一个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

地位影响

创建于公元178年的鸿都门学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堪称世界之最，它突破了“独尊儒术”政策的藩篱，开闢了世界教育史上官办专科学校的新纪元，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不仅丰富了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也成为隋唐书学、文学和宋代画学的嚆矢，体现了重视人之才华的倾向，此后，中国古代取士除以儒经为主要依据之外，还有以诗文取士，汉灵帝创办鸿都门学，重用文学之士应为其导源。

鸿都门学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院，开唐代专科学校之先声，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鸿都门学创建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因校址设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学生皆由州、郡、三公荐举“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经过考试合格方得入学，据说曾招“至千人焉”(《后汉书·灵帝纪》)。鸿都门学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尺牍，是古代书信的名称，由于当时的书信都刻之简牍，规格为“以尺一寸”，所以称“尺牍”、“尺翰”、“尺简”、“尺牒”等，原来是一种实用文体，使用广泛，有一定书写格式，包括“章”、“奏”、“表”、“驳”、“书”等类，至汉代，尺牍中已有不少精彩散文，所以，学习尺牍，既有实用性，又有文学性。鸿都门学所学的“小说”，不同于今天的小说，只是它的前身，诸如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等。

总之，鸿都门学以学习文学、艺术知识为主，不同于以儒学力主的其他官学。鸿都门学的学生，大多是无身份地主及其子弟，都是士族看不起的“斗筲之人”，他们以文艺见长而受灵帝的宠信，出路十分优厚。由于擅长文辞而被朝廷委以重任之事，并不是自灵帝开始，例如汉武帝时，就有一批文学艺术家在朝廷供事，其中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闻名于世，曾为进攻西南夷出了很多力。此外，严助、朱灵臣等辞赋、散文家，也受到武帝重用。这些文入学士在政治上积极支持汉武帝的政策，在文学上又表现出非凡的学识与才能，因而受到重用和赏识。但是灵帝宠信的文学之士，却受到士族集团的猛烈攻击，这是因为鸿都门学的创设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经过党锢之祸，士族集团虽然受到很大挫折，但在舆论上却始终是得势的。宦官集团却相反，政治上虽然得手，但由于社会地位低、又得不到知识分子的支持，所以在舆论上一直不占优势，这使他们深深感到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为了与士族以及他们支持的太学抗衡，宦官决意藉助灵帝嗜好文艺，创办了鸿都门学，以扩充自己的实力，加强控制舆论阵地。因此，鸿都门学一经创设就遭到士族、儒生们的最激烈反对，可见，鸿都门学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但是儘管政治上有需要，如果没有文化教育的内在条件，鸿都门学也是不可能产生的。文学、艺术的发展，是这所文艺专科学院创立的又一重要条件。汉代的散文，辞赋一直被公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书法至汉代也有长足进步，它开始被人们视为一门艺术。汉代的绘画也很发达，以人物画力主，朝廷也借绘画来表彰忠臣义士。总之，文艺的发展，为文艺专门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汉灵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平庸的皇帝，在政治上毫无建树，但是，他能顶住来自士族的强大压力，坚持创办了鸿都门学，扶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为唐代各种专科学校的设立开闢了道路。中国古代取士除以儒经为主要依据之外，还有以诗文取士的，表现了重视人的才华的倾向。汉灵帝重用文学之士，正是文学取士的导源，这些都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