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都思--中文百科全书

基本简介

麦都思

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年-1857年），英国传教士，自号墨海老人，汉学家，1796年生于英国伦敦。麦都思在伦敦学会了印刷技术。1816年被英国伦敦会派往马六甲。麦都思在马六甲学会马来语、汉语和多种中国方言，并帮助编辑中文刊物《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9年，麦都思在马六甲被任命为牧师，在马六甲、槟城和巴达维亚传教，并用雕版法和石印法先后印行30种中文书籍。1822年，当马六甲出版工作因米怜去世而逐步衰退，巴达维亚印刷所异军突起，成了伦敦会在南洋的主要出版基地。因为传教士在南洋设立印刷机构的目的就是以南洋为基地向中国人传教，因此，麦都思在南洋出版了许多中文书籍，以宣传基督教义。从1823年到1842年的20年间，巴达维亚印刷所出版了30种中文书刊，其中28种都是麦都思一个人编写出版的。麦都思既是出版行家，也是撰写各种宣传品的能手。在南洋活动的20多年中，他独立编写、发表的中文书刊达30种之多，其中既有《耶稣赎罪之论》、《福音调合》、《养心神诗》等宗教宣传品，也有《地理便童略传》、《东西史记和合》等知识性读物，为近代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生平

麦都思，英国人，生于1796年，早年曾学习印刷技术。1815年到南洋从事传教活动， 1823年后在荷属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建立印刷所，翻印宗教书刊。

1835年到广州，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多次潜入中国近海测绘地形和了解中国经济商业情况，后又至山东、上海、浙江、福建等地活动，不久回国，1839年又来中国，1941年鸦片战争中任英国侵略军翻译，随英兵舰进入定海，与他人创办医院。

1843年被派至上海传教，他利用负责道路、码头建设和管理英侨公墓之便，圈买了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大片土地，人称麦家圈（今山东中路一带），作为伦敦会的在华总部，在此建造天安堂教堂，1844年将在定海的医院搬至其住宅旁，取名基督教医院（今仁济医院），是上海第一所对华人开放的外国医院。麦都思精通中文，他通过参加租界的政治活动，对当时荟萃在上海的文人现状有所了解，认为只有通过沪上文人，才能把西方文化传播和深入到中国人当中去。他将巴达维亚的印刷所迁来上海，创设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自任监督。

1845年3~5月，他化妆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将沿途所见写成《中国内地一瞥枣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期间所见》一书，由墨海书馆出版。该馆于1846年由南市迁至麦家圈，初仅刊印《圣经》和宗教宣传品，1850年开始译印西方科技着作并出版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麦都思物色了一些中国文人，协助洋人、传教士译书、编书（人称秉笔华士），就此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早年就曾寄身墨海书馆，后来他向洪秀全提出“开放新闻馆，任命新闻官”的主张即萌芽于此。我国最早的政论家王韬，受聘在墨海书馆工作13年，深受西方近代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

1848年麦都思、慕维廉等三名传教士违反规定到青浦传教，同漕运水手发生沖突，受伤而返，英国领事逼迫清政府“惩凶”、“赔款”、“道歉”，史称“青浦教案”。

1853年麦都思在上海参与研究、翻译太平天国文献，他对小刀会和太平天国持较客观的态度，并提出应对太平天国採取中立政策，伺机而动。1954年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成立后，麦都思被推选为工部局董事会第一届董事。1857年回国，不久逝世。他着作甚丰，计有中文59种，马来文6种，英文27种，着有《神学总论》、《中国》、《汉英字典》、《英汉字典》、《上海及其近郊概述》等书。1903年上海伦敦会为纪念他，在上海设立麦伦书院（今继光中学）。

组织作用

麦都思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组织、主持了<圣经>的翻译工作，对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823年，马礼逊翻译的《圣经》新旧约全书在马六甲出版，定名为《神天圣书》，这是最早的圣经中译本，也是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第一次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1827年，郭实腊把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再次修订出版，把《旧约》定名为《旧谴诏圣书》、《新约》定名为《救世主耶稣新谴诏圣书》。1851年，洪秀全在发动太平天国起义时为了利用基督教，将郭实腊的新旧约译本合刊为<新旧谴诏圣书>出版。这两个译本在中国的流传範围比较小，影响不大，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国处在“禁教”状态，传教士不能在中国公开传教，只能以南洋为基地向澳门、广州等地区逐步渗透；另一方面，这两个译本都是由传教士单独翻译的，由于他们的中文能力所限，译文很难做到清晰流畅，这就严重影响了《圣经》在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中的传播和接受。麦都思在南洋从事传教活动达26年之久，因此他深深意识到翻译出一个易于为中国人接受的《圣经》中译本对于在华传教工作的重要性。

翻译圣经

麦都思、郭实猎译本

远在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以前，他就计画把《圣经》翻译成通俗易懂的中文，以便在中国大範围地推广基督教。在上海安顿下来之后，《圣经》的翻译工作立即被提到日程上来。最初的翻译工作是由许多新教传教团体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组织的，1847年麦都思把上海的传教士组成一个以他为首的五人编译委员会，来具体实施这一工作。叶再生先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中指出：“《新约全书》修订本，即代表性《圣经》全译本，是由若干教会任命麦都思、米怜（笔者按：此处米怜为美魏茶之误。米怜于1922年去世，不可能参与墨海书馆的《圣经》翻译工作）、斯特罗纳奇、裨治文和毕晓普·布普几位传教士组成的翻译团翻译的。”从1847年6月起，他们每天在麦都思在上海的寓所见面，进行圣经的翻译工作。

翻译品

虽然麦都思和他周围的传教士都懂中文，口语也不错，但是，翻译出来的文字却不免佶屈聱牙，这样的宗教作品很容易引起中国民众特别是文人学士的反感，削弱了福音的传播效果。因此麦都思聘请了王韬等中文助手，借助于他们深厚的中文功底，对翻译的文字进行润色，使这一圣经译本文从字顺，具有比较强的文学色彩。这一圣经翻译工作大约持续了六年的时间。《新约全书》“中译本完成于1850年”，1852年出版；《旧约全书》于1854年出版。其中<新约全书>被大英圣书公会定为规範精译本而加以推广，一般称为代表本。严格说来，所谓的“代表本”仅指麦都思、王韬等人参与翻译的《新约全书》，但是，由于<旧约全书>在翻译上的处理方式和文体风格与《新约全书》完全一致，所以，“代表本”的内涵被拓展了，一般认为“代表本圣经”这一说法指的是包括《新约》和《旧约》在内的全部圣经。截至1859年，该书已经再版了10次，直到20世纪20年代，这一译本依旧在中国广泛流传。可以说，这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圣经版本。由于麦都思组织、并始终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工作，正如一同参与翻译工作的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所说，这一翻译工作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看作麦都思的产品”。

研究成果

麦都思:《中国的现状和传教展望》

麦都思在马来亚期间除了发表各种中文和马来文的传教册子之外，还专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文化。1838年麦都思在伦敦发表他的研究成果，一部将近600页的书《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向欧洲人深入地介绍中国的历史和文明。全书包括如下各章：

中国编年史与疆域

中国的人口

中国文明

礼仪、中国的智慧、指南针、印刷术、火葯、天文学、植物学、医学、外科学、绘画、雕刻、丝绸、瓷器、造纸术、漆器。

中国的政府和法律。

中国的语言和文学。

中国的宗教

中国的基督教会

中国的耶稣教会。

来华贡献

麦都思在此传教，故称“布道街”。

1843年麦都思代表伦敦会到上海，是第一个到上海的外国传教士。1843年和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在上海建立墨海书馆，印刷出版中文书籍。麦都思在墨海书馆得王韬协助，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深文理圣经）。

1845年3月，麦都思在吴淞江畔一个小镇住宿。第二天，入乡随俗，前额剃光，后脑安上假辫子，带上墨晶眼镜，身穿中国老百姓的衣服，头戴瓜皮小帽，褡轮船去江浙桑蚕和茶叶产地，调查桑树的栽培技术、养蚕技术和採茶、製茶技术，写出《中国内地一瞥─在丝茶产区的一次旅行所见》一书。

他在山东路一带建立的伦敦会的分部，包括墨海书馆、天安堂和仁济医院，被人称为“麦家圈”。1848年3月，麦都思违反清政府规定至青浦传教，与当地漕运水手发生沖突，发生青浦教案。1854年八月，与王韬，慕威廉同游苏州东山，登临莫釐山最高峰；同年当选为工部局第一届董事。1856年麦都思离任回国。1857年，在伦敦逝世。

1904年，伦敦会为纪念麦都思，在上海虹口兆丰路（高阳路）设立麦伦书院（麦伦中学）。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有一条马路是以他命名。（Medhurst Road－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

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曾任英国驻上海领事。

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作为19世纪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印刷机构之一，是近代西学东传的第一个根据地，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佔据着重要地位。1843年底，上海开埠伊始，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和雒魏林就来到上海，建立了墨海书馆。1846年底到1848年，一大批传教士相继从欧美各地来到上海，其中，美魏茶、施敦力约翰、伟列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都先后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曾经在墨海书馆工作过的传教士达10名之多。这些传教士在宣传基督教之余，与在墨海书馆工作的中国文人合作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对西学东传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

墨海书馆当然是一个文化侵略的产物，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不可否认，它所刊行的科学技术类书籍，在客观上开拓了当时国人的视野，啓发了人们的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产生和形成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作为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作为墨海书馆的创始人和负责人，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也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名气最大，着述最多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