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

生平简介

黄现璠，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壮族，生于1899年11月13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广西崇左市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人，与清代延陵王吴凌云是同乡。1926年考入北京师範大学，受教于陈垣、陶希圣、邓之诚、萧一山、钱玄同等名师，经预课、本课、研究院9年学习。1935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

（现东京大学）研究院，研究东洋史和日本史，导师为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和田清教授与加藤繁教授。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回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範学院、广西师範学院（现广西师範大学）等校史学教授，成为中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校图书馆馆长、广西师範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1949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相继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并先后当选为广西省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1957年反右运动中，受到批判，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议：“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因此被错划为中国历史学界和壮族头号大右派，同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九项任职被罢免，仅留任广西政协委员一职。1979年，右派冤案得以彻底平反后，先后兼任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1月18日因脑溢血病医治无效逝世于桂林医专附属医院。黄现璠在中国通史、社会史、学运史、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语言学等方面学术造诣颇深，贡献卓着，成为壮学开山祖师和中国第一个民族学派“八桂学派”的开派领袖以及当代历史学界“无奴派”创始人。鑒于黄现璠生前对民族文化教育事

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他的骨灰盒安置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第一室。1999年11月，“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在广西师範大学隆重举行，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

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师

国际着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BooksLLC”于2010年5月5日编辑出版了英文版<中国学者传记>（英文书名《ChineseAcademicBiographies》）。汉学家钱德明（JeanJosephMarieAmiot）、民族学家黄现璠（HuangXianfan）、经济学家张风波（FenghoZhang）、国学家余英时（YuYing-Shih）、科学家路甬祥（LuYongxiang）、《淮南子》作者刘安（LiuAn）、经济学家林毅夫（JustinYifuLin）等一批为世界学术研究作出卓越贡献的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按书封面英文名和收入内容先后顺序排名）被精选入书。

学术生涯

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表现为三个时期和五个变化的特征。三个时期指早年侧重于中国古代史、中古史研究；中年转而从事民俗史研究；中晚年着重于少数民族史研究。五个变化是指他先治通史，一变为治断代史，二变为治文化史，三变为治社会生活史，四变为治语言学，五变为治壮学，一生凡五变。这样划分，严格地说是指各时期侧重点不同，亦表现出各个时期有着研究课题交叉的现象。早年于北京师範大学求学时期，受陈垣、邓之诚、陶希圣等名师的影响，黄现璠的研究侧重于通史和断代史方面，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元代之农民生活>、<中国通史纲要>（合着，上、中、下册）、《唐宋时代之转运使及发运使》、<唐代社会概略>和<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等。中年在广西大学教书时期，他的研究中心侧重在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方面，先后发表了《我国礼节之形态与变迁》、《再论礼节之演变》、《我国坐俗古今之变》（一、二、三、四、五）、《日本人之坐法》（上、下）、《印度佛教坐俗之研究》（上、下）、《元代蒙古人之奇异婚姻》（上、下）、《元代服饰之奇异》（上、中、下）、《吸烟风俗传播考》（一、二、三、四上下、五）、《饮酒礼俗与女招待的缘起》（上、下）、《饮茶风俗之起源及其传播》（上、下）、《番薯传来考》（上、下）、《男女鞋袜古今之变》、《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中国男女元服之研究》、《食器与食礼之研究》等大量论文。中晚年在广西师範学院教学时期，他的学问重心侧重于少数民族史的调查和研究，代表性论着有《黔桂边民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广西僮族简史>、《试论百越和百濮的异同》、<侬智高>、《壮族通史》等。对于黄现璠的治学， 美国当代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名家、现任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的马克·本德尔博士有一个形象的概括：“黄老教授的学问就像一颗参天大树，民族思想是根，史学为干，社会学、文化学、语言学、人类学、壮学为枝，生叶开花结果的是文章着作。由于树根深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肥沃土壤中，以至能根深干粗枝茁叶茂，硕果累累，其中尤以壮学独枝一秀，建树卓着……黄老教授治学看似庞杂多变，实为一颗主脉干枝清晰可辨的体系树。” 中国晚清经学名家廖平说过一段名言：“为学须善变，十年一大变，三年一小变……若三年不变已属庸材，十年不变斯为弃材矣。”这或许是黄现璠治学多变思维的源流。

求学时期

黄现璠世代清贫，三岁丧母，由父亲帮工卖柴，节衣省食把他抚养成人。他自幼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因家境窘迫，衣食堪虞，无钱入学读书，常常倚私垫门外，窃听塾师授课．所听皆能背能解，令塾师惊奇，许以免费进塾学习。但他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1915年为求学入赘黄家，遵俗改姓黄，以“现”字辈取名现璠，后以“黄现璠”传世。他在渠黎国小，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了高等国小的学业。 接着，在短时间完成国中学业后，于1922年，在名额有限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以优异成绩考入广西省立第三师範学校。三师範毕业后，回乡任教师，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国史。1926年，获悉北京师範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连考三日，因师範学校有许多优惠，免除学生的学杂费。对于像黄现璠这样的贫困子弟，无疑是一个大好机会。他几天几夜不休息，应对考试，最后获得录取，入读北京师範大学预科。他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 两年预科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书籍，尤对顾炎武所着《日知录》爱不释手，对全祖望的《鲒奇亭集》情有独锺，两书所表现出的崇高民族气节，使他感染至深，立志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预科两年完

成后，升入北师大史学系大学部，听陈垣“史学名着选读”课，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课、邓之诚“中国通史”课、陶希圣“中国社会史”课、陆懋德“中国上古史”课、萧一山“清史”课。四年大学部，他因生活困难，需课余时间去谋职助学，便在萧一山创办的私立“文史政治学院”以及北平私立文治中学、北平私立平中中学兼教历史、国文，持续三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毕业时，他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着鸿章巨製《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因学有所成，特许免考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后称研究院）读研究生，同时应北师大聘请，兼任研究所纂辑员及北师大教育研究会助理干事，以维生计。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在研究所名誉导师陈垣和主任导师钱玄同教授的严格指导下，专研考证学和说文音韵，文史知识更为扎实深厚，一生受益无穷。 1935年8月研究生毕业后考取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现东京大学大学院），同年秋赴日留学，在日本东洋史权威和田清与加藤繁两位教授门下当研究生，成为“东京文献学派”代表学者之一。初期赴日留学的旅费、学费和生活费来源于导师陈垣先生帮助联系的基金会支助的不多资金和黄现璠于1936年出版的两本专着所得稿费；1936年2月，经申请获得广西省政府公费留学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他毅然放弃学位攻读，返回故乡广西，终身从事教育。回顾黄现璠学生时代的求学生活，他的师友陶希圣先生用四个字做了中肯的概括：“苦读苦作”。

治史风格

黄现璠科学严密的史学体系的建立，首先与他的学术传承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他于1926年至1935年曾在北师大就学9年，相继师从名史家陈垣、邓之诚、陶希圣、萧一山、王桐龄、陆懋德等人。陈垣倡导的“有意义之史学”；王桐龄利用边裔民族资料治中国民族史的实践；邓之诚提倡“以诗证史”的方法论（邓氏“以诗证史”法早于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陶希圣以“社会学”治史的实践；萧一山将民族观融于史学的思维；陆懋德强调治史“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宗旨以及重视将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治史法，再加上20世纪20年代后流行于世的梁啓超“新史学”和西方“鲁宾逊新史学”的研究法，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黄现璠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他的这种治学风格主要体现在“古史多重证法”、“新考据法”、“开拓性”等方面。

多重证法

善于运用相关学科的丰富史料及研究成果治史，堪谓黄现璠治史风格的突出表现。历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的方面甚为广泛。它与文学、哲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字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皆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黄现璠不但继承了王国维首倡的古史二重证据法以及邓之诚提倡的以诗证史法，并且还在这些治史方法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展为古史多重证据法。从黄现璠在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近现代史、文化学、生活学、语言文字学、民族学、壮学等方面的丰硕研究成果中显而易见。以诗证史为其代表性特色之一。黄现璠在20世纪发表的大量论着，即运用了众多唐诗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证史的治史法，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以诗参证“古礼节”。如：“古诗又有‘长跪问故夫’之句，亦足参证。”二是以诗考佛教坐俗。三是以诗考物。四是以诗考事。五是以诗考证职业区别。六是以诗记唐代胡姬能歌善舞。七是考人物之神态。八是以诗证唐代之风俗。九是考古人吟诗佐酒的风俗。

新考据法

黄现璠在北师大求学9年期间，曾师从陈垣习史6年（大学部三年，研究院三年）。陈垣在总结自己的治学道路时曾说：“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两年前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这裏所说的是一条由钱大昕的精密考证，到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到全祖望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这就是当代学人认同的陈垣等人开创的“新考据学”。从黄现璠史学的传统系谱和问学渊源中显而易见，他的治史风格属清代朴学至陈垣考据学一路，重视考据是这一路史学家的传统。清代乾嘉学者专重考证，事实上只是继承了清学传统的一个侧面。黄现璠对乾嘉学风为考据而考据和视经世致用为空言大戒的流弊是有所清醒认识的。这是因为他求学时代一方面在接受考据学虚己求真贵疑严格训练的同时，又对清学传统的另一侧面，即清学宗师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一直情有独锺。加之受到现代西方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所宣扬的“历史目的论”的实用主义史学的深厚影响，以致黄现璠的“致用新史学”明显体现出将清代考据学、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学”和鲁滨逊实用主义史学融会贯通的特征。从黄现璠于“新史学”建设上的一系列实践成果中显而易见：他对纠正清代朴学为考证而考证的繁琐弊端从而将朴学考据方法的合理部分从旧史学系统中抽离出来为新史学体系所借用具有充分的自觉意识。所以，他的新史学考证法显然克服了乾嘉考据学将考证当作史学本身和目的的毛病，他只是将考证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即继承了传统考据学“贵在求真”，顾炎武“经世致用学”与全祖望“重立大义”的合理要素，同时又兼收近代新史学理论的精粹。

开拓性

黄现璠学术研究的另一个鲜明突出风格，表现为开拓性。这一风格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及其成果上，具体反映在他对学术研究课题的推陈出新中，而非理论建构的推群独步。从黄现璠一生在通史、社会史、学运史、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等方面研究成果上可见这样一个事实：开拓性为他治学风格始终若一的集中体现。如他着的<唐代社会概略>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问世的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着。1936年出版，1937年再版。他着的《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是20世纪中国学运史研究的第一部史学专着。1936年出版，台湾省当代着名学者李敖主掌“台北文星书局”期间，两次重新出版<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一书（1956、1965年台湾省文星书店第1版、再版，1996年上海书店复刻版），并将其列为“现代世界学术精典100部”系列丛书之一。至于他开拓壮学，开创八桂学派的重要学术成果，学术界已有大量的介绍，于此不赘。

三重证据

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黄氏三重证据法”，是指黄现璠将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这在他对民族史和壮学研究的大量论着中斑斑可考，尤以自着《广西僮族简史》和遗着《壮族通史》表现突出。

学术个性

黄现璠的学术个性，主要表现为“个性耿介”和“不避忌讳”。按他于书稿中自序言：“余为壮家‘窭人之子’，原姓甘，名锦英，幼时家贫，读书艰辛，稍长为能续学，过继富家黄氏，遵俗改姓黄，取名现璠，沿用至今。为报生父甘新昌含辛茹苦养育和恩爱之情，余自少嗜学如命，问学孜孜不倦，不敢丝毫懈怠。史载汉代‘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甚合余性，故平生聊以汉儒生自比。”“余为壮人，天性耿介，‘不识抬举’，拒上京师，不入主流，偏安八桂一隅不甘寂寞又无嫌鄙屑，只身闯禁区，跳火坑，勇于尝试百世不见之论，自不量力冒险治通史大业，由衷地感谢历史给予了余多次治史无前例通史的机遇。”黄现璠从饱读史书熏陶而来的“个性耿介”和“不避忌讳”的学术个性，进而在他的求学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这从他于书稿中自序中所言可见一斑：“余之治学渊源，远受汉儒生为学性情之熏，近受顾亭林、钱竹汀‘经世致用学’和‘朴学’之染，当世受钱中季、陈援庵、邓文如‘实学’之益，旁受梁任公、鲁滨逊‘新史学’之惠，以致得窥史学门径，登堂入室迈进学问厅奥，北师大苦读苦作寒窗十年，终悟‘教无常师，道在则是’的学理，心领神会‘为学贵自闢’的精义，自拓蹊道：以开拓创新性研究为余平生治学之志；以‘学术自由’为终身信念；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问学宗旨；以学海‘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座右铭；以‘走自己的路而不管他人说什麽’为自勉。”而他的这种“不避忌讳”学术个性在学术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可以概况为三点，一是敢说敢言，二是不怕犯错，三是行文用语直言不讳。在史学方面，黄现璠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论着中最早主张“无奴论”及其开拓的“无奴派”等言行中已经作了充分说明；在民族学方面，正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原所长覃乃昌指出：黄现璠教授“维护民族平等原则，铮铮铁骨，敢讲真话，令后辈学者肃然起敬！”“不怕犯错”反映在他刚脱右派帽子不久便在报刊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向传统的“大民族主义正统史学”和“五种生产方式说”发起了挑战。“行文用语直言不讳”可说是黄现璠是贯作文的个性。正如他于文中自言：“余一生信奉‘学术自由’之理念，尤重‘立一家之言’，自然不善做四平八稳求中庸、人云亦云达无过、八面玲珑图功名、浮光掠影作笔戏之文之作。”这是他着述作文的真实写照。而他的“不避忌讳”学术个性当属这种写照的成像前提条件。

治学境界

具备“学术个性”，进而以此为基不懈努力，便会达到独具一格的治学境界。古代有孔子的治学三境界之论断，近代有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之词说。纵观黄现璠的一生，显而易见他的“治学三境界”之学术实践，表现在一为“读万卷书又行万裏路”；二为“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三为“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读万卷书又行万裏路

古人常说：“读万卷书,行万裏路”。读万卷书自不必说，他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读书兴起时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读书极丰造就了他的论着带有一个显着的特点，这就是资料翔实，磅礴引证。对于20世纪中国老一辈的学者而言，读万卷书并非奇事，但要做到“行万裏路”，那就非凡人易成之事。黄现璠自日本留学归国后，一方面受日本东京文献学派的影响，开始民俗学的研究。另一方面他需回报广西省政府的公费留学资助，只能回到故乡广西工作。这为他开拓民族学研究创造了有力条件。在从事民俗学或民族学的研究过程中，黄现璠逐步认识到学界盛行的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在史料上充分说明民俗学或民族学研究中遇到的许多新问题，即历史留下的文献或近代流行的考古地下遗物挖掘史料依然有限，不足以解决一些新学术研究领域的新问题。于是，黄现璠开始了他的“行万裏路”的田野学术考察，期望于学术实践中有所突破。从1943年到1979年的36年间，他曾领导组织了大小数十次的田野考察活动，以其中1951年和1956年的两次调查最为重要。1951年6月，黄现璠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收集到大量史料。1956年8月，黄现璠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调查，足迹踏遍广西境内桂西所有少数民族地区，不但收集到大量的调查资料（包括历史文献和古代遗物），同时还获得了丰硕的第一手人物调查採访口述史料。这些为他在民俗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上能突破二重证据法而建立“黄氏三重证据法”创造了重要条件。他利用三重史料撰述的论着无疑具有更高的科学价值。这一切充分说明“读万卷书又行万裏路”为黄现璠达到的第一个治学境界。

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副会长钱宗範教授说：“‘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黄现璠教授在治学上最值得称道之处。‘不耻下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是，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句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改革开放以后，八十高龄的黄老还拄着拐杖，深入到农村、城镇、工矿、学校、寨洞从事社会和民俗调查，向一切了解当地情况的民众请教学习，并认真地在笔记上记了下来。他的一生，可说做到了学到老，研究到老，没有固步自封，没有停滞不前……” 钱宗範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一席话，可说非常準确地概括了黄现璠具有的第二个治学境界——学而不厌且不耻下问。对于学者而言，没有虚心求教的精神和态度以及躬身实践和熟知当地语言，那“行万裏路”的考察必然易流于走马观花的形式。

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学会会长锺文典教授说：“自从认识黄老以后，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十分的勤奋！不论在家裏，在系裏，在开会，在听报告，或者外出参观，从事社会调查，黄老的手头必定有书、有笔、有记事本。只要和他同在一起，也就可以看见他在认真的读书，习惯地侧着脑袋在思考，而后用心地在记事本上书写。即许在‘整风反右’、‘文革十年’受到沖击的艰难时刻，他的这种手不释卷、笔不停写的习惯也没有改变……此后几十年，在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做出大成绩，取得宏富的成果，应该说是和他一生勤奋、从不苟且分不开的。这种可贵的无声之教，对于我等晚辈后学，是受益至大至深的。” 锺文典教授与黄现璠共事几十年，他的亲眼所见事实充分证明黄现璠具有第三个治学境界——一生勤奋而从不苟且。 由此观之，黄现璠中、后期的学术研究注重运用“三重证据法”，同时能在学术上不断开创研究新领域和成就大事业，从而被学术界尊称为“学者中的学者”，这实与他达到的三个“治学境界”密切关联。

人物史学

“黄现璠史学”的特质，概言之，即为“实践史学”。换言之，黄现璠史学又可称为“黄现璠实践史学”或“黄现璠新史学”。由前述黄现璠自序所言中可知，黄现璠于早年学术生涯中深受“梁任公、鲁滨逊‘新史学’之惠”，这在他早年的长篇论文《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师大月刊》第五期，1933年7月）中有着充分反映。有比较才有鑒别，相对而言，世称“梁啓超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的特质表现为思想观念上和理论上的推陈出新，开创了“新史学”思维之路。但他们在“新史学”面临的具体研究课题中并没作出多少实践贡献。正如识者指出：梁啓超等“新史学的先驱们大多没有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实践者”，可谓一语的中。而“黄现璠史学”与“梁啓超史学”和“鲁滨逊新史学”的区别之处，主要在于他的“实践性”。即他勇于将前贤提出的“新史学”思想化为具体的学术实践研究课题。在20世纪新史学建设的过程中，黄现璠受到梁啓超、鲁滨逊“新史学”思想的啓发，史眼向下，在运用新观念，借助新方法，处理新材料，开拓新课题等方面勇于实践，从而成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过程中的“实践史学”先驱之一，由此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黄现璠史学”。

如果说黄现璠早年治“中国通史”和“壮族通史”时的“新史学”指导思想还停留在梁啓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一路的进化观念上，那麽，他在苦治断断续续费时近40年以及前后两次出版皆因政治因素夭折的《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这部“中国食衣住行通史”大着的过程中，已经突破这种“新史学”思维，升华为了一种改革开放新时代下自觉意识的“新史学”多元进化观，自我确立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新思维。正如他于《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自序”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化或进化是促进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强化国人的社会、文明进化观，淡化以往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无疑有助于国人摆脱旧的单一定向思维方式，滋生现代化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多元开放型思维。引导国民放眼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的物质生活，注意力转向休戚相关的日常食衣住行礼俗，以使自己的食衣住行尽可能符合‘礼仪’，尽可能符合现代文明化社会约定俗成的道德规範以及法製约束，既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经济建设的顺利发展，人民生活水準的日益提高，又有利于国民貭素整体水準的向上，‘礼义之邦’的盛名重振，国家声誉的扶摇直上。因而引导国人在改革开放社会下的思维观念转型和‘知书达礼’、重‘礼’遵‘仪’，增强国民的‘荣耻’意识，增强当代人的人格国格观念，无疑为当代史学家们义不容辞的责务以及历史研究的课题和历史教育的功能之一，以此体现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的效用和目的。当代史学者的社会责任不仅仅在于向人们客观阐述传播史事史识和为国为民的史学特别目的和效用，更重要的是通过对客观历史事实的叙述和内含意义的揭示来啓迪民众的历史智慧，弘扬进化的多元人文观念，尽力改变以往长期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带给人们习惯成自然的定向思维模式，促进社会的人性化、多元化、法製化和文明化，以合当今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的时势之需，同时由此彰显出历史作品的进步意义和实用借镜价值，使它能更好地为现代化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这是余撰着和坚持不断修改补充《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初稿三卷的动机与深意所在，亦为一名从事历史研究多年的老学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和使命。这种认识并不意味着余当初研究‘社会史’时‘史眼向下’的认识角度和实践立场的转变，而是前进了一步，从‘史眼向下’过渡到‘自下而上’看‘社会史’，脱离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思维模式和方法，以多元进化论思维重新审视和构筑‘新时代新史学’。当年梁任公等人倡导‘新史学’，高呼‘史界革命’的口号，余不仿东施效颦，于此发出‘史界改革’的倡议，愿更多有识之士回响，以造就符合改革开放新时代新社会发展要求的‘新时代新史学’。这种倡议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背景，只有改革开放新时代重建中国新史学的迫切意识。众所周知，当年‘新史

学’的重要理论背景之一是进化论思想，那麽，余所倡导‘新时代新史学’的理论指导思想同样为多元进化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门不断发展的进化理论，毫无疑问属多元进化论之一。为此，作为‘史界改革’的最初实践，余对中国古代食衣住行通史的分期，不再採用摩尔根之流的古代社会分期模式以及中国史学界长期独尊的‘五个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标準，以免陷于社会形态说体系的思维陷井，错入扼杀学术自由的历史误区，而是突破中国传统泛政治化的单一思维模式，基于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领域（例如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军事、社会、生活等）有着不同的时代演进发展过程这一多元史观，参照文明史、科技史、经济史、民俗史等领域的一些时代划分模式，依据历史文献和考古素材所反映出的中华民族食衣住行史事、变迁以及演进特征来进行分期，以便尽可能接近客观历史原貌，体现出本稿的多元进化史观和时代意义……余于稿中将‘食衣住行研究’视为一门新学问‘生活学’（见诸论），意欲为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史学构建新理论提供一点实践基础。这是余经过40余年来研究‘社会史’的一点心得和成果。” 由此可见，“黄现璠史学”的形成具有一个逐步升华的特征，表现为思想观念上他原受梁啓超和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唯物主义新史学的进化观念影响，进而推陈出新，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下建立了“黄现璠新史学”的多元化新思维和学术实践，这就是呼吁“史界改革”以突破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界的教条主义独霸史坛的藩篱以及将自己倡导的“史界改革”新思想化为具体实践而对“中国生活学”新课题进行全力研究，而非空泛议论。

热心教育

师範学校主要是培养教师的机构，黄现璠一生在师範学校受教13年（广西省立第三师範学校4年、北京师範大学9年）又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工作近50年（其中在师範学院任教近30年）。早在1934年,黄现璠就随黎锦熙教授在北京师範大学的教育研究会从事教育研究方面的工作。40年代中期，黄现璠到黔桂边区考察少数民族教育方面状况，共历时近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之生活”的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十分艰辛地收集到大量原始史料。将一部分调查资料整理成文，以《黔桂边民教育散记》连载于<广西日报>桂林版上。50年代中期，黄现璠曾建议广西人民政府筹建一所“壮族大学”。1980年，黄现璠开始筹办漓江业余大学。那时人们思想

还不大开放，要创办私立学校阻力很大，困难重重。为争取业余大学尽快得到备案，1980年8月他到北京开会时曾向有关方面和人员请求帮助，并得到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亲笔写的字条。那字条大意是：黄现璠教授筹办漓江业余大学，是件好事，希望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筹办人员就是凭这张字条与自治区教委和文教办打交道并顺利得到解决的。1981年漓江业系大学开学，先后办过历史、语文、中医、工业企业管理、商业企业管理、土木建筑、新闻、法律等8种大学专科学习班；还办过好几期英语，地方志短期培训班。 由正因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权威的中国《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教育大辞典》以及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师範群英 光跃中华》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编印的《广西古今教育人物》等书中，皆记有黄现璠长年从事高等教育事业的教书育人事迹。这说明他在教育事业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为教育界所认同，故后人有诗颂曰：“教书育人五十载,桃李不言溪自成。”

诲人不倦

黄现璠的学生、广西师範大学张一民教授曾言：“黄教授对学生都是循循善诱，教而不倦。同时，他深明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十分注意以身作则，也很能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学生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他常常教育学生为人要正直，要勤奋，要艰苦朴素。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因此，学生们都很信服，对他都十分敬佩。黄教授在奖掖后学方面，更是费尽苦心，不遗余力。1956年他担任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负责人时，有意挑选那些有一定学识、愿意从事民族工作的青年，特别是少数民族青年作为组员。有的还被指定为调查小组的组长，以便在调查实践中进行培养。对于组员和小组长，除教以工作方法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外，还鼓励他们大胆去干，使他们在工作中得到锻炼，得到提高……广西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干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王昭武等人，就是黄教授当年挑选为组员的。”“在他培养下的青年教师和学生，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历史学专家和高校教授。” 而“黄派”中的“黄门十八贤”弟子，则为黄现璠“教而不倦”或“诲人不倦”有方得法的成果证明。

史学贡献

传播新史学观念

黄现璠是20世纪较早在中国传播“新史学”观念的史学家之一。五·四运动前后大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归国执教于各地大学，纷纷採用鲁滨逊（全名詹姆斯·哈威·鲁滨逊）新史学派编着的教材，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如何炳松、徐则陵、黄文山、罗家伦等人，都曾留学美国，受到当时在美国史学界颇有声势的鲁滨逊新史学派的影响，这些学人回国后都在不同程度上载播过该派的理论和学说。黄现璠同样不甘落后，他于1933年7月发表在《师大